父亲被打成右派：伤疤从来就没有长好(图)
反右运动（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看中国2017年8月4日讯】受访人：康明前，男，78岁，甘肃省武山县城关镇百泉村人。因为父亲和兄弟涉案，1961年从甘肃省兰州西北大学肄业，回家务农。1978年后恢复工作，在武山县农中任教。多年前退休回家，陪伴妻子。
他的父亲是星火案人员何之明的房东。
地点：甘肃省武山县城关镇百泉村康明前家
时间：2017年4月3日、4日
录音长度：65分钟
前记：这次采访，在武山我没有任何熟人，完全是按图索骥，一切线索来自向承鉴先生的《炼狱归魂》和胡杰先生的《星火》，到什么地方、找什么人、问哪些问题、问清楚哪些疑惑，我走之前都一一写下来。可是几十年了，很多地名都有修改和变化，就是当地司机，也不知道我要找的“谢家坡”在哪里。
但是，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只要脚踏到路上，自然就会有人引领。比如寻找康明前先生，我下了车，和路边的一位老人家聊了聊，很无意的询问：“你知道康明前吗？是这个村子里的吗？”“康明前就是我哥(堂哥)，我领你去，他现在退休了，在家呢，身体也不好，老婆子身体也不好。”喜出望外中，我跟着老人在村子的小巷里转来转去，这么大的村子，如果没有人领，真不知道怎么找人。
老人在一家比较陈旧的小院前停下脚，说：“这就是康明前家。”推门进去，一间小屋上面烟筒冒着青烟。老人家敲门进去，面前是一位大个子，头发灰白，目光有神，相貌极好的老人，能看得出，他年青时一定是千里出一的英俊男子，聪明过人。
“您就是康明前吗？”
“我就是康明前。”
我上前搂住他的臂膀，就像搂住多年不见的亲人，忍不住泪眼扑簌。我曾经多少次在向承鉴先生的笔下看到的“康大伯的儿子康明前，就像我的兄弟一样，学习出色，却因为我受了很多苦。”此时，他就活生生的在我面前，我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这么难过这么委屈。
依：康伯伯，向伯伯让我来看看你们，他现在年纪大了，想来也来不了了。
康：老向，好着没有？我去年还和他通过电话，他说想回来看看，可能也回不来了，快八十的人了。
依：向伯伯来不了，我就说，我替他跑跑，来看看你们，然后照点像片，让他看看，他看到了也高兴。也请你多介绍介绍情况，让我们年青一点的人知道这段历史。
康：那成，那成，我们这一代人活着，还有人清楚，我们一死光，就没有人能说清楚了，过去的事情，我现在给你怎么说呢？多得说不完，苦得没有办法说，一提起那个，就让人心里难受，太苦了。
依：康伯伯，慢慢说，我也不想揭伤疤，但是又很想弄清楚一些事情。慢慢说，我对那时候的生活、发生的事情也很有兴趣。当时何之明在这里下放，他后来写过一篇文章，提到百泉村饿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你知道吗？
康：我们这里就是百泉村，以前的百全大队。饿死多少人我没有统计过，反正饿死的人多。我的大伯是饿死的，就是我父亲的哥哥，去世的时候就是六零年，才六十出头些。饿的没有办法，就饿死了。他死的时候，我还在兰州哩，回来了人都不见了。大伯伯叫什么名字我都不记得了。
依：那时候这里也“反瞒产”吗？就说农民自己私藏了粮食？
康：有，各处都有，人家有那个现场会反瞒产。我们这里一个饲养员管着队里五、六个牲口，就有点机会，偷了队里十五斤黄豆，那个黄豆是给牲口吃的，他拿回家就埋到地里，想慢慢给家里人吃。结果队里是翻箱倒柜家家挖，人家是计划好的，就说：“他是个饲养员，肯定把牲口的饲料给藏下了。”翻箱倒柜的人一进去就把这十五斤黄豆给找出来了。这个晚上他就上吊了。他姓李，奶名叫“鸡架子”，官名我还记不得了。当时还没有打他，人家证据搜出来了，他就害怕的上吊了。家里搜出粮食是不得了的事情。
依：康伯伯，请你给我讲一讲你父亲当时被打入“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的情况？
康：我是三九年出生的，向承鉴还比我大一岁。当时，我是西北师大的，是五九年考上去的。你说，农村的娃娃上个大学多不容易，所以我学习是很用功的。到六零年我爸爸，就是我父亲就变成反革命集团了。
那时候，向承鉴还没有住在我家，那时候他在山丹哩。这里下放了四个兰州大学的右派，何之明、杨先勇、朱松存、钱昌文，这是下放到百泉的四个右派。当时农业社就把这四个右派给整坏了，他们每个月给队上交上三十斤粮票，但打饭的时候和农民一样，就给打一马勺菜汤，清汤汤，根本就吃不饱。
那是五九年还是六零年，我在师大上学，放假回来，我见过张春元一次。他下放是在天水，但是到这里来过一次，和学生见面。人长得俊气，很精干，但是和我没有说过话。
当时我爸爸就在这里，成份是贫农，这里有一个梨园，我爸爸就给生产队看梨，就在地里种一点瓜。那时候，我在师大哩，家里再没有人，就我母亲一个，家里有空房子。我父亲说：“就让娃娃们住在我家，我捡点落下来的烂梨，就可以添肚子嘛。摘上一个瓜给娃娃们吃，能填一下肚子，反正没有饭吃嘛。”
这些娃娃对我父亲也特别好，我父亲也很稀罕这些娃娃们。结果到了六零年的九月三十号晚上，人家是集体行动，把这些下放到地方的兰大的右派全部抓了。把我父亲也一起抓了。
依：你爸爸是个农民为什么要抓？
康：我爸爸不识字，怎么能是反革命？人家说你在照顾反革命着哩。正因为他是个农民，把他带到监狱里面关了两年，就释放了。没有给判刑就关了两年，那时候就是这样的政策。我爸爸被抓去了，我也就不能读书了。
依：你那时候读几年级了？
康：我读大学三年级，马上就是反革命家属。人家西北师大把我考察了一次，考察的结果我没有参加反革命活动，书我还能读，但是我自己不能上了，因为家里就剩下我妈妈一个人了。这幺小的脚，前面有几分自留地，种上一点麦子，可是没有一个人敢给我妈妈帮个忙，这幺小的脚，拔上些庄稼抱回来。
我给妈妈说：“书我不念了，我回家来。”我就这么休学了。(注：回忆往事，康伯伯眼睛里充满眼泪，从此他的人生走向了另外一个轨道，从一个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农民。)
依：从学校回来，家里还很饿吧？
康：我回来几乎饿死了。我是六一年休学回来的，就在农业社劳动。六一年、六二年，我在这里，这个大队书记对我特别的好，生产队有十亩地的高粱，他就安排我去看守那个高粱去，那时候偷的人多得很。我每天偷几个穗子回来，天天偷，就是监守自盗。结果大家也偷，把那十亩高粱给偷光了。
依：你偷得最多？
康：我承认我偷得最多。我偷上些高粱头放在背篼里，上面盖上草拿回来，我妈妈把颗颗弄下来，放在炕上烤干，在磨子上磨碎，做高粱面的搅团、拌汤，就靠这些高粱把我和我妈妈的命保住了，就这么活下来了。还不敢让人看着，把高粱杆子在炕洞里一烧，没有人能看见。
依：那个高粱吃多了肠胃会很涩？
康：它和白面不一样，吃多了大便不下来。
依：那你后来的情况呢？
康：我是个大学生，但是我不能给共产党工作，因为父亲是反革命。后来连我的孩子出门，小娃娃都喊叫：“反革命！反革命！”娃娃都不能当兵，没有办法，我就一直务农。我从兰大回来种地种了十几年哩。到了七几年，人家政策变了，师大给我了一个肄业证，我才有了工作。那时候人家教育局都批下来了，乡上的干部还不让我进校。杨书记说：“不能让他进来，他进来，我就去贴大字报。”县里教育局的文件下发了，还不让我恢复工作。我有文化，能到学校当个老师教娃娃们。
依：你是哪一年开始工作？
康：七八年，在农中当老师，算是国家的编制，也是个安慰。
依：你以后找对象成家有没有受到影响？
康：没有，她家是地主，我是反革命，就刚好配上。那时候，我们的娃娃出门都被人家打，人家说打的是小反革命，用弹弓把我的娃娃打的头上流血。把我的堂兄弟都影响了，都不让去当兵。
依：他们的杂志《星火》是藏在李大爷家吗？
康：这个杂志我没有见过，是藏在李堡，就是向承鉴住的那一家子，藏在李泰来家里。李泰来的爷爷李德明和他奶奶把杂志给藏起来了。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向承鉴，他和我父亲关系好。何之明在我们生产队，我和他关系比较好。这些娃娃有才华，文章写得好。李大爷、李大娘早都去世了，他们的女儿、女婿都去世了。
依：他们审问过你爸爸吗？有没有挨打逼供什么的？
康：没有打，一个农民嘛，没有文化，不识字。监狱里的人也知道他啥也不知道，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等我爸爸回来，我就问：“他们问过你没有？”我爸爸说：“问过，我是什么都不知道。”结果调查，我爸爸没有问题，就放了。他就是一个农民嘛。我爸爸出来以后还是在生产队劳动，给戴着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也没有见过什么文件。还是以反革命对待。
依：你的父亲是哪一年去世的？
康：我爸爸出狱后两年后就生了个病，在监狱里的那个惊吓害怕，吃不上，身体就不行，不久就去世了，那时候我已经回家了。我爸爸刚抓的时候，我还上学着哩，但操的家里的心，第二年秋天收庄稼的时候，我妈妈收不来，我就伤心了，老人家养咱后人干啥呢？我上大学出来，我就没有妈妈了。我就下决心从兰州回来了，不念书了。
依：我听说还有一些农民被牵连到这个案子里面，其中有你的亲戚或者认识的人吗？
康：有，有，还有我的哥哥刘武雄(也叫刘五雄)。我妈妈在姓刘的家里生下的一个弟兄，他父亲死了以后，我妈妈就改嫁到我们家，就有了我。他就是我同母异父的哥哥，一个妈妈两个爸爸的关系，他叫刘五雄，有些人叫他刘武雄，都能成，他和我父亲是同一个案子。当时是在武山的洛门开的宣判会。他被判了十八年。
依：他那时候多大岁数？请把他的出生、当时的家庭情况、怎么牵扯进去的细致的给我说一说？现在人们对杜映华比较了解，如果你不讲这个故事，就要被埋葬了。
康：我哥哥的事情曲折又复杂，我慢慢给你说。我哥哥是属马的，如果活着的话，也快九十岁的人了。还是个地下党员。解放以后，他就当了武山县潭歌区的区委书记，被判刑以后送到青海的都兰县，和何之明、杨显勇都在一起劳改。
四九年八月武山解放，这是到了五零年，我哥哥在工作中犯了一个错误，他受当时的县委书记王清杰的指示工作。王清杰是当时的武山县县委书记，他们是同一个地下党。王清杰对政策也认识不清，有些公报私仇的现象，他把旧社会和他有矛盾的这些地主乡绅，就指示这些地下党去收拾。那时候刚刚解放，社会还比较动乱，这个王清杰就指示我哥哥拿上潭歌区的步枪，对他说：“你领上几个人，到刘家庄的刘七家抢去！”
当时为什么要抢刘七呢？因为刘七家当时没有当家的人，请了大坪沟的先生管着家。这个管家和王清杰是一个村子的人，可能以前两个人就有很深的矛盾。王清杰对我哥哥说：“你们去看见王先生就给打死！”我哥哥就纠集了几个人。穿着共产党的灰军装，就到刘七家，但是那天晚上王先生不在，如果打死了，就是条人命。但是从刘家搜出来刚刚卖了麻的三百块白元(土语：银元)，就上缴给共产党了。后来王清杰又让我哥哥抢另外一家子，我哥哥说：“都是同庄同村的，我不去了。”
结果过了几个月，县上说共产党都执政了，还抢人家东西，弄的治安这么乱，就把刘武雄给抓了。他们说：“你一个共产党员，你还带头去抢人？”就把他拉到天水，判了刑，本来是要判死刑的。因为是受王清杰指示，王清杰就找了天水的李XX，李XX是天水很有名气的人。因为说了说情，就给我哥哥轻判了，在天水的一个劳改场务农园子，过了一年过就释放了。
我哥哥回来，区长也当不成了，也被开除党籍了，就开始劳动。他自己有家，有女人娃娃，没有和我父亲住在一起。等老向他们来的时候，就和我哥哥熟悉了，他们关系非常好，能说到一起。我哥哥文化不怎么样，但人聪明，嘴巴子也会说。还有一个右派，兰大数学系的钱昌文，是个好学生，他怎么会被化成右派呢？五七年，兰大的副校长陈世伟组织了十三个学生，他是奔赴京请愿的成员之一。刚走到西安，中央听到了这个消息，就派当时教育部的副部长曾昭隆对兰大的学生团进行劝说，不要去北京请愿。这些学生在西安就得到了接见。当时西安交大的校长是费孝通，费孝通说：“兰大这些学生的意见我也同意。”他后来也被划成右派。他们奔赴京请愿的十三名学生都被化成了右派。我哥哥和钱昌文的关系特别的好，就是知己朋友样的。
老向来了以后，交往多了，关系也特别的好。具体怎么样我还不太清楚，因为我在师大。但是逮捕的时候，就是一九六零年的九月三十日的晚上，我哥哥和这些兰大的右派分子同时被抓了。
依：你哥哥被逮捕，他的家庭怎么样了？
康：我哥哥被抓以后，家也就烂了。我哥哥从一九六零年到一九七八年才放出来。之前生了一个儿子，有羊羔疯病。我嫂嫂看我哥哥被抓判刑了，没有吃没有喝，家里饿得呆不住，就领上一个女孩子，就外流到了陕西，可能跟了当地的男人，再也没有下落了。
依：你哥哥服刑期间，你有没有去看过？
康：我没有去看过，当时我也困难得很嘛，就是去看，也没有钱，拿不出个路费。
依：你哥哥被抓走了，你的妈妈一定很伤心，怎么样都是儿子？
康：说起这个事情，我看我就有点......(注：康提起往事，非常悲伤，眼泪忍不住溢满眼眶。)
我哥哥在青海劳改的时候，也来过信，我也没有保留下来。那是一九六九年的九月份，因为我老婆的哥哥在新疆劳改，劳改了十几年，吃不上，又挨打，人就生了不好的病，回来的路上死在半路上了，我就要去收尸去哩。他没有犯一点点错误，就是个地主出身，就让这个队的干部给害了。人死了，我得把尸体收回来。
我要去武威去收尸，我妈妈身上一共有四块钱，我妈妈说：“你把这四块钱拿上，去看你哥哥，给他买上四个馍馍。”如果我当时把这四块钱拿上就好了，就能安慰一下母亲的心。但是我没有拿，青海在一个方向，我要去武威天祝县去，四块钱走不到青海。我妈妈也弄不清楚我去哪里，非要让我拿上那四块钱。我看见院子里有个扫把，就把钱放在扫把下面，留给妈妈用。
我还没有走到天祝县，家里人就打电报来说我妈妈去世了，就愁死了。她不知道我老婆的哥哥是从新疆回来的，我哥哥还在青海，根本就是一个丁字路……。我就后悔，我这么傻，应该把母亲的这四块钱装上，哪怕假装装上，我妈妈就认为我去青海看哥哥去了，她就有个希望。我就认为我不拿这个钱，那么就是儿子不在了……。我应该把母亲的钱拿上，我那时候怎么那么犟。我是想家里没有钱，我拿上妈妈怎么生活呢？
依：那你怎么收尸呢？
康：我们几个人拉了一个架子车，就步行着到兰州，我们四、五个人换着拉。到了兰州，有一个我们这里的人在兰州生物研究所工作，他们说：“你去生物研究所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个司机，如果人家有顺路车，把咱们带上一程，那咱们也近一点。”
我说我去找，我到生物研究所的传达室，我问：“李如如在不在？”传达室的人说：“李如如不在，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武山人。”那人说：“你是武山人，你认识康明前吗？”我说：“就是我。”那人说：“是你，刚好这里有你一份电报哩。”我把电报一看，那就拿着哭……。
依：那是谁发的电报？
康：村子里的人，他们想兰州生物研究所有我们村子里的人，我有可能去那里找，就试试通个消息。他们把电报发到那里，我刚好去找熟人，我把电报一看：母亲去世。我只有哭，传达室的人说：“你不要哭，啥事情。”我说：“母亲去世了。”我拿着电报就赶紧回，我妈妈可怜得很，我哥哥一判刑，她就一直想这个儿子，左等右等等，等了快十年了还等不回来。让我拿钱我又没有拿，我妈妈就以为他不在了……。我母亲就这样过世了，再没有见到我哥哥。临死也闭不上眼睛，歇不下那口气嘛。
依：你哥哥是哪一年回来的？
康：是七八年吧，我哥哥回来，法院给了一些钱，是多少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在农中教书，我的孩子也在农中上学，来去十几里，天天来回跑。我哥哥还给我的孩子买了个自行车，要一百多块钱哩。他刚回来，心情还好，七九年刚好我妈妈去世十年了，他还对我说：“我还有这点钱，给妈妈烧个十年纸。”我说：“不必要了，这几个钱你留下，你还养老哩。
依：政府以后有没有给他钱养老？
康：没有，就是一笔钱就结束了，你再什么都不要讲了。我哥哥回来看着身体很不好，这么多年吃不上喝不上，精神压力又大。他回来了，女人娃娃都不见了，只有一个有羊羔病的儿子，还没有成家。家破人亡，走的走了，他就受不住，回来一年多，我哥哥也就过世了。当了一场地下党，就是这样的结局。
依：你哥哥有没有留下照片？
康：没有，什么都没有留下，也没有什么证书文件，啥都没有。他的女人再没有回来，我听说他的女孩子回来过一次，要卖他的院子，但是人家刘家一大家子，早都给占了。女孩子回去陕西再也没有回来。
依：你们这里还有其他受牵连的人吗？
康：我们这里牵连的农民不多，那个谢家坡受牵连的人多，以前叫谢家坡，现在叫坡儿村，属于城关镇管。一帮子农民都是反革命，他们和这些右派学生不认识，是大队一起抓的，就是刘喜娃给弄的，他当时是大队书记弄的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叫刘长寿，也被牵连到这个案子。最后平反的时候，这些农民都给平反了，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后记：我先后两次到康明前伯伯家拜访他，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腿疼腰疼，年迈的妻子也是一身的病，需要他的照顾。星火案虽然他不是直接的受害者，没有入狱坐牢，但是他的前程从此被毁，他的父亲因涉案早逝，他的哥哥被判刑入狱十八年，妻离子散，他的家庭众位亲人因为反革命家属身份而不能入伍、不能入学等等。
五十多年了，提起往事，老人家多次老泪纵横。我知道，这个伤疤从来就没有长好，我无力为老人家做点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记录下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留给历史，留给后人，留给我们所椎心泣血般爱着的国家。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