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雨伞运动（图片来源：Pasu Au Yeung／维基百科）
【看中国2017年6月30日讯】尽管北京有《基本法》无法制衡的威权，而香港行政机关所享权力亦占尽优势，但香港至今仍未全盘下陷，实有赖香港的民心仍未“回归”。
十四年前，香港超过五十万人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当局倒行逆施，可谓香港群众运动的里程碑。万千巿民当年义愤填胸，是源于极度不满政府对沙士疫情昏庸无能，对扼杀自由的国家安全立法却积极投入，终于忍无可忍，付诸行动，集体上街。
这是继1989年中国民运期间香港多次百万人游行后，另一次超大规模的群众行动。事隔十四年，上街议题由中国转向本地，无疑是本地政治意识走向成熟，亦反映港人大多温柔敦厚，与人为善，若非官迫民反，也不会举起拳头走上街头。
不过，03年的政治爆发，亦有轨迹可循。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立法机关由三成议席直选开始，到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两人两票近乎全民普选的方法，政治领袖和民众的注意力自然集中于代议政制身上。
直至九七来临，一方面董建华治下的香港，管治无方，官商勾结，法治败坏，而且经济低迷。另一方面，立法会民主程度大幅倒退，加上议员议案须由直选和功能组别议员分组点票通过，大大削弱直选议员的能量。社会大多数民意的代表在立法会内只占少数席位，代议机构根本无法彰显民意，伸张正义。
过渡后不久，当议会道路看来已经走到尽头，巿民更多以直接行动表达诉求。2003年之前一两年间，示威、游行等抗议活动已经不绝于巿。可以说，2003年的政治大爆发与其说突如其来，倒不如说是特区政府长期无力应对不断累积的矛盾和民愤所引致的恶果。
五十万人游行一再出现后，北京因应形势改变对港政策，一面拉董建华下台以宣泄民愤，一面以人大常委决议叫停政制改革。说好了在2007年后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面普选，只有原地踏步，代之以公务员治港、经济优惠政策，并同时重整统战策略，以和缓社会矛盾。
无疑，大部分人觉得董建华之乱已平，便如常生活下去，但少数人眼见议会失效、普选无期，亦逐步要求走出议会，以社会抗争谋求转变。2006年出现“社会民主连线”，正反映这种求变心态。
同年，反对迁拆天星码头以至皇后码头的运动，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却在传统官廹民反和争取普选的群众运动以外，树立文化保育再扩至本地身份认同的旗帜。再到反高铁、保菜园村，以至2012年反国民教育的大规模群体行动，一面显示港人不仅在政制上被剥夺普选权利，在身份认同上也饱受欺凌，另一方面亦清楚示意，体制外抗争的力量已从争取政治平权展延至追求港人身份认同。
两年前79天的雨伞运动，正好将上述群众诉求的两大线索揉合为一，互相依存，互相壮大。雨伞运动是以占领行动追求政治普选，而普选正是追求身份和命运自主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在实现平等、寻求公义、监察政府之外，追求身份认同亦为争取民主注入新的动力。
不错，雨伞运动最后以清场告终，政制民主亦毫无寸进，但79日的和平抗争运动，正好向世人展示香港开埠以来最强大最文明的民间进步力量，因为雨伞运动联系了不同世代追求民主的港人的梦想和诉求，也汇聚了不同社会界别求取下一代活得更好的憧憬和尝试。到最后，我们尽管梦想仍未成真，历史已跨进一步。
可惜雨伞运动后，民间弥漫着一片愁云惨雾，一些人只懂树敌、割断历史、排斥异己；一些人口头勇武，却限于围炉取暖，怨天尤人；一些人深感民主运动已经走到尽头，如何走下去是一度不解的难题。
尽管如此，若综观历史，我们不难找到头绪。谁能连系跨世代港人齐心协力，并且团结更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其中，谁就越能跨过障碍，走出眼前的闷局。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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