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亲历“因人废史”的两个典型例子(图)

中共因为“批彭”而掩饰军史，图为彭德怀（左）和毛泽东（右）。（网络图片）

因人废史，因人修史，是许多国家都存在的问题。中共党史专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亲身参与了众多中共军史、党史的编写，在其回忆录《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中披露因人废史的两个例子，一是因“批彭”而掩饰军史，一是西路军事件。

亲历因人废史：因“批彭”而掩饰军史

1959年我们正在编写第二卷的时候，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无情的批判，随即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这次运动来势凶猛，人民大学大部分系主任（包括何干之）都遭受批判。刚从人民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去的副校长邹鲁风因受批判感到委屈而自杀身亡。我们编书组当然也要检查“右倾”问题。好在全国性的讨论会刚开过不久，人们记忆犹新，虽有个别人煽动，终未掀起大的波澜。这时我倒觉得在那次讨论会上的总结发言，我所采取的彻底展开说透的办法是做对了。那次如果不说透彻，那么这次加在何干之等人头上的帽子，什么“白专”呀、“不贯彻毛泽东思想”呀、“不贯穿红线呀”，以及什么“厚古薄今”之类的大而不当的帽子，一定会往我们头上戴。可见风险来了，如果能顶住还是顶住的好，因为顶住了小风险反而能避免大风险。当然，如果风险太大，那是谁也顶不住的。不过也应想别的方法，最好能在不失原则的条件下加以应付。无论如何也不能像邹鲁风那样，总应该看得远些嘛。这次反“右倾”的错误，不是到1962年就得到了部分的纠正吗（彭德怀等少数人例外）？

编书组顺利地过了反“右倾”大关，但第二卷书怎样写呢？还是个问题。彭德怀在第二卷（1927～1937）中很重要，但不能正面出现他的名字，一出现就不能出版。不单彭德怀不能出现，连平江起义也不能写。因为当时有人把建议写平江起义的历史看作是阴谋，是为彭德怀想夺权服务的。怎么办呢？真伤脑筋！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彭德怀的名字不写，那么相应地在平江起义中滕代远、黄公略的名字也不写。到第三卷抗日战争中，不写彭德怀的名字（他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只写总司令朱德的名字。相应地，一一五师只写师长林彪、一二○师只写师长贺龙，一二九师只写师长刘伯承，副师长一律不写。新四军也是只写军长叶挺，不写副军长项英，这样正好把项英这个难题也解决了。但平江起义却不能不写，不写它，那红五军从哪里来的呢？后来红一军团又怎么写呢？想来想去，决定写红一军团时，说它是由红四军、红五军合编而成的。红四军前面已经写得很多，这里可不再写。对红五军则采取补叙的办法，从平江起义一直写下来，顺理成章，只是像古代史书那样，加一个“初”字，表明是倒敍。这样读者一看也就明白了。我把这一办法向编书组的同志们一说，大家都赞成，甚至鼓掌称善。不知哪一位下来对我说，你真是“用心良苦”啊！是的，我的心是苦的，也是良的，不管怎样想方设法以求出书，总不能连良心也丧失啊！唉，怎么在历尽千难万险才缔造起来的新中国，写书竟是这样的困难呢？我们在革命中梦寐以求的自由、民主和幸福，怎么到今天成了这种情形呢？我感到痛心，但不能向任何人倾诉，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

由于“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全国都在挨饿。不知饿死以及由饿而病死了多少人！北京各单位都有不少浮肿和肝炎患者。所幸我们编书组没有一个浮肿和得肝炎的，因为我们把稿费全拿来吃了。东厂胡同的对面便是华侨饭店，同志们很早便去排队领牌子，到开饭的时候才能去吃饭。开始还有肉菜，后来便只有鲍鱼这样的海味一两样了，而且价格非常昂贵。为了活命，为了写书，忍痛吃饭！我们五位主编（孙思白、彭明、陈旭麓、蔡尚思和我）的情况好一些。我在人民大学吃小灶，便厚着脸皮去请示人民大学的实际领导人，把他们当作客人也让其吃小灶。为了吃饭，我们每天从八角亭到张自忠路来回走四趟，至少也有七八里路程。不过几人同去同归，好像青年时代过学校生活，也很有趣。有时晚饭后皓月当空，我们踏着月色，边走边谈，其乐融融。

大概从1960年开始，我们当主编的，还得到一点“特殊供应”，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本子，每月持本可以到指定的商店买到一些肉和鸡蛋、糖果，还有两条烟。当时群众对这种特殊供应和高价出售点心糖果就很不满意，流行着一首顺口溜说：“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太太上茅房，手里拿着高级纸，拉了一泡高级屎。”在街上听着小孩们不断念着这样的顺口溜，心中实在难受。

高台考察：官修“西路军”历史的谬误

东湖大队的西面，不到十里路便是平原大队。平原大队有不少西路军当年失散下来的人，从他们那里知道不少西路军当时的情况。过去教党史时，就知道西路军是在甘肃高台地区被马家队伍打败的，现在既然来到离高台不远的地方，当然要去考察一番。

原来1936年，三路红军即将在陕北会师，党中央考虑到陕北地方小，人口少，而且地瘠民贫，难以养活这么多的部队，决定向外发展。于是首先进行东征。东征军对阎锡山作战虽然取得胜利，而阎却因此引来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入晋相援。党中央为避免内战扩大，便回师陕北。

随后，又决定举行宁夏战役，向西发展，希望通过宁夏，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远方（第三国际和苏联）的援助。后来宁夏战役计划没有实现，已经渡河的红军便称为“西路军”。

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于1936年渡河，完全是为了打宁夏，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正式命令而行的，绝不是像《毛选》第一卷有关注解中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张国焘的命令”。

至于11月改称“西路军”，不但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且有中共中央的决定。

我到高台考察时，对西路军的原委尚不清楚，这些事情是到80年代才搞清楚的。

我亲眼看到高台的一个集镇，据甘肃到新疆的河西走廊要冲，当年必是冲杀要地。但在平坦的公路上，除一些土墙外，无险可守。而马家军火力既占优势，又大部分是骑兵，来往冲突，红军虽无比英勇，终究难以抵挡。我根据地形地物和残垣废垒，想像当年红军顽强奋战的情形，既无限敬仰，又不胜感慨。

我弄明白了这次战斗是1937年3月的具体日期之后，心中又极为愤懑。

《毛选》中，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可毛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36年，他怎么能在1936年就预见到1937年西路军的失败呢？很显然，这是毛着编委们帮助整理成这样的。

我在60年代初曾认真研究过“西安事变”，看过几乎所有的有关档案。我知道当时党中央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一切问题（包括军事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的。

西路军的前进、停止、后退、再前进等等，中央都有指示，而这些指示又都是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发出的。西路军除很短的时间失掉和中央的电讯联系外，凡能通电报的时候，都是按照中央的要求行事的。怎能把西路军失败的这笔账挂在张国焘的头上呢？

尽管张国焘的错误很多，“罪该万死”，也不能如此对待呀，更何况西路军有两万多人呢！无怪乎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和西路军所有的同志都对此始终不服。直到80年代，这一问题的真相和是非，才在徐、李和陈云反复坚持下，大体上搞清楚了。

对于党内斗争如此的复杂而残酷无情，我此时才有所领悟。但我不能对他人讲，只和黎澍一个人交换过意见。

1938年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时候，就见到不断有从兰州办事处送回陕北的西路军战士（那是由谢老觉哉和朱绍良交涉的结果），他们谈起西路军作战的艰苦和英勇，都很令我钦佩。后来批判张国焘，我因此把他恨入骨髓。

但到了我研究西安事变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之后，我的思想开始有所变化。以至这次到高台实地考察，我才发觉对西路军问题应该重新考虑。所以到了80年代，我的研究生陈铁健发表《论西路军》时，我完全支持他的观点，因为那是实事求是的、无可非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