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刘文彩庄园”的真相！（四）(图)

刘文彩曾出资修建“文彩中学”，就是现在安仁中学的前身。（网络图片）

接续〈揭秘：“刘文彩庄园”的真相（三）〉一文

大邑人眼里的刘文彩

下面我来谈谈大邑县人眼里的刘文彩和主管部门干的一些事情。

刘泽高说：刘文彩一回到家乡便鼓励乡亲经商致富。当时安仁镇只有一家菜油作坊，他问老板有多少库存，老板说有二十大缸，每缸两百斤。刘文彩当即全部把油买下，之后油价就涨了，他又把这四千斤油全部白白送给了油房老板。刘文彩说：“我就是要奖励那些经商致富的人。”以此给乡民灌输商品意识，致富意识。

一九九二年小平同志南巡以后，大邑县县委统计历史上谁给大邑县作的贡献最大，统计的结果有两个人，第一个就是刘文彩。主管部门得知后惊恐万状，他们跑到县里来大吵大闹，强令本县不准将此事以文字形式写进档案。十多年来主管部门四处指责为刘文彩“翻案”的种种事件，但大邑县县委统计的事他们却从来不敢提起，生怕张扬出去。

上世纪九十年代，安仁镇党委书记李嘉宾在一次会上发言：“当年刘文彩发展了安仁镇，现在我也要发展安仁镇……”

一九九五年三月份，原文彩中学五十周年校庆之际，时任县长的金嘉祥先生顺应民意，提写了“文采写春秋”，主管部门为此事到大邑去与金县长大吵大闹，说他为刘文彩翻案，现在都没放过他。

在此我要问主管部门，刘文彩有案吗？刘文彩的案在哪里？我们看见的只是铺天盖地的泼妇骂街式的宣传，难道这些就是刘文彩的案吗？

一九九五年我和友人一起到安仁镇去，亲自听见庄园工作人员杨正先生说，他考证了那段历史，刘文彩回到家乡做的全部都是好事。他还讲了一件事情：当年一个很穷的农民在走投无路时来找刘文彩，刘文彩亲自出来接见他。农民说他穷得年都过不了，刘文彩立即叫家人拿出很多年货送给他，这些年货足够他们全家好好过一个年。临走时刘文彩对那位农民说：“你这样子还是不行，等你把年过完了再来找我，我从新给你想办法。”这就是刘文彩的为人。

一九九五年本地企业家闵德宁捐资三十多万装修了原文彩中学的大门，并在校园里修建了一座三十余米高的蜡烛形纪念碑，上书“百年树人”。他在会上说：“过去说刘文彩的那些事，我们本地人都不知道有那些事；过去弄我们去政治学习，我们又懂不起；我们只相信自家老人告诉我们的：刘文彩是个好人。所以我捐资修建这个纪念碑，象征刘文彩的光辉照耀家乡！”闵德宁的这些话在安仁镇是有代表性的。主管部门恨死了闵德宁，却不敢公开提起这件事，但八年后他们还是以种种借口拆了这个纪念碑。

2004年我再次和友人到安仁去，在街上他们故意问一位三轮车夫：“刘文彩是不是恶霸地主？”对方很生气地说：“我们懂不起啥子叫做恶霸！”这时旁边一个叫廖福全的三轮车夫说：“刘文彩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只听见我的老人（父亲）告诉我，当年他捡狗屎路过刘文彩家门口的时候，刘文彩看见了就请他进去吃饭。”过去的宣传却编造说，刘文彩专放狗去咬那些讨饭的人。这里我要指出，刘文彩最爱干净，他嫌狗脏，终其一生家里从不养狗。

听本地人讲，刘文彩生活简朴，他衣着朴素，饮食简单，长年只吃三样菜，一是回锅肉，二是煮回锅肉的汤加青菜，三是时令蔬菜。而主管部门却大肆宣传说刘文彩专吃人奶，并用了六个奶妈。这等充满腥气的故事，只有禽兽才想得出来。过去的宣传还说刘文彩的三太太嫌包车硬，弄一个胖女人来做肉垫。三太太又不是同性恋者，她怎么会坐到一个肉感十足的胖女人怀中去呢？编这种故事的人只能是变态狂。

我还听到本地人说，当年刘文彩不会眼见自己的乡亲到外面去讨口，凡有困难的人家他都要帮助，凡向他求助的人没有一个是空手而归的。刘文彩在时，他的家乡没有一个人到外面去要饭的。即使极左年代在主管部门的淫威下，本地的贫下中农在私下还是众口一词地说：刘文彩在的时候我们都有饭吃！都吃饱了的！在安仁镇刘文彩的口碑是最好的。

庄园负责人吴宏远也承认，过去贫下中农家里有人生病，刘文彩知道后都送医送药。

安仁镇所有的民众对泥巴捏的《收租院》都嗤之以鼻，他们说：当年在刘文彩家交租时，收租现场摆了好几张饭桌，交租的人凑足八个人就摆饭，上的菜全是大盘大碗的回锅肉、红烧肉等，剩下的还可端回去给婆娘娃娃吃。好些人为了来此多吃一顿，就把一次可以交完的谷子分两次交。难怪他们说：“编他个啥子《收租院》出来！”

2003年前后，隆昌石油井下作业处的野外队（固井队和压裂队）多次出差路过安仁，其中固井队十余号人在安仁周边的农村走访了二十余家农户，他们都说刘文彩对他们很好，并列举了很多当年刘文彩做的种种好事。有人反问那些农民：“你们说他那样好，他为什么要收你们的租呢？”农民们回答：“别个（刘文彩）用自己的钱来买的田，咋个不该收租呢？别个是怎样收的租呢？穷人不交租，他问都不会问，像我们这些交得起的不交也不会来问，凡是去交租的，他就大油大肉的请我们吃一顿，吃不完的还可以端回去给娃娃吃。”压裂队的出差人员比固井队的人员还要多，他们走的是街上，街上的人对他们说刘文彩为人很好，在列举了他生前作的种种好事后说：他是大家公认的刘大善人。

近日，我到安仁镇瓦窑村五组见到刘文彩当年的家庭厨师刘玉林老人（现九十岁），他说当年不敢说刘文彩好，要不他们（主管部门）就要整他，还要打他。现在他敢说了，刘文彩对人很好，遇见他（指刘文彩）家忙的时候，刘文彩就下厨来对他说：切厚点，没关系。他还说，刘文彩没吃过啥子，都是一般的。又说帮刘文彩两年，他怎么做刘文彩就怎么吃，从没说过他。在场的二十几位乡邻都说刘文彩造福乡里，当年每到年关，他都在兴福寺施米接济穷人，此活动长达两三天，直到一仓米施完为止。其中一位叫李福全的乡民说，他母亲告诉他：当年一个叫刘平山的鸦片鬼抢占他们的房子，他母亲就去找刘文彩，刘文彩说：你搬回去，看哪个敢来撵你走。他们就搬回去了，从此对方再不敢来欺压他们。

本地人还说：说刘文彩过去在宜宾怎样怎样坏，那些事不可信，他回家乡十二年，他的为人和所作所为是有目共睹的，一个人的本性是不可能伪装那样久的。刘小飞在石油固井队时，有个姓孙的同事，他对刘小飞说：他的大爷爷孙明高曾是当年刘文彩在宜宾时的厨师，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抹黑刘文彩的岁月中，他一再对孙家的人说：那是乱说的，刘文彩对人好得很。孙明高解放后成了宜宾国营餐饮界的一代名厨。

当年主管部门宣传说刘文彩修庄园霸占农户的田地房地，害得别人家破人亡，而庄园后面94岁的老贫农刘丙南说，当年刘文彩占用了别人的房地田地，就修一个四合头的房子还对方，还另送8亩田（有的送15亩）。真是好价钱！

2007年3月份，本人到安仁去采访，一位县人大代表对我说：每次开人大会时，都有安仁的代表出来振臂高呼，要为刘文彩正名！可是县里不敢表态，更不敢受理。

1964年，以真人真事不必要（即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刘文彩故事即将推向全国之际，主管部门做贼心虚害怕本地民众揭露他们的弥天大谎，他们就策划把民众打压下去。这个工作首先在刘文彩的近邻中展开，因为这些人最了解情况。

这些人中有一个叫刘福田，是个贫农，刘文彩死时他35岁，当年他与刘文彩关系很好，又曾在刘文辉手下当过连长，依据这些背景，怀疑他会向外界讲真话，于是决定用他来开刀，然后开展暴力驱逐庄园周边十余户农民的工作。

主管部门以刘福田是刘文辉手下的伪军官为借口把他捆走，由民兵头头郑泽安把他反吊起来毒打，又绑到各种会上去批斗，然后把他定为反革命分子。整刘福田就是为了制造恐怖，威吓民众。果然，民众吓住了。

当年10月1日本地开大会，以刘福田是刘文辉手下的伪军官的罪名宣布逮捕，并判无期徒刑（杀人灭口）。接着又宣布对庄园周边十几户农民的驱逐令，驱逐令上规定没收他们的房子和所有家具等。工作必须当天完成。

逮捕刘福田已经把人们吓住了，接下来的驱逐令更是把人们惊得目瞪口呆，他们说：我们没有犯过任何法，没做错过任何事呀！无辜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是主管部门的决定。

这些人被发配到好几里路以外，又不作安置，他们只好去住破败的茅棚、窝棚，里面腐臭难当，没有床，更没有家具。茅棚矮得腰都直不起。所有被驱逐者都被定为“坏人”，在新地方他们被歧视、被修理，还克扣工分、克扣口粮，简直把人往死路上赶。

在极左年代，只听说把“有问题”的人押解回原藉劳动改造，还没听说过从原藉发配他乡。

刘福田的大儿子刘德均一年前就与其父分家，此时也被发配。他的妻子邓秀芳马上就要生产了，因发配地床都没有，哀求下宽限了几天，就这样还隔三差五来催促，阴历九月二十五日，极度惊恐和紧张的邓秀芳终于产下了孩子。接着上面就来催逼，生产不到十天的产妇就这样被赶出了自己的家。近日我到五星六队去看望他们，好远一段路！当年真不知一个产妇是怎样走过去的。

刘福田的妻子拖着另三个孩子，其艰难无法言说。子女不准报名读书，刚满三岁的小儿子送给了人家。这就是一家贫农的悲惨遭遇。

1979年，由于邓小平上台，中国的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刘福田才以量刑过重放了出来，当时他已劳改了十五年。量刑过重不等于没有罪，现在都没平反。可是，正因为刘福田是刘文辉手下的“伪军官”，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都军区发给他起义证书，民政局每月发给他500元的津贴。同一个原因，主管部门判为罪，成都军区定为功，真是天大的怪事！

当年二十八岁的刘世柄也是被驱逐者。他毕业于新津师范学校，当过教师，其妻廖秀芳是共青团员。刘世柄的父亲是1960年饿死的。刘世柄认为自己的房子是土改分的，自己又没有犯过任何法规，凭什么没收自己的房子和家具。他找上面评理，根本没有用。回来时他的房门已上了封条。刘世柄见状气愤已极，上前把封条扯了，夫妻双双进门回到自己家中。上面知道后，就把枪发给了打手郑泽安等人，当天晚上刘世柄有重大危机！好在有人把险情告诉了他，他吓得立刻跑到外县去了。

晚上民兵来的时候，家里只有刘世柄的妻子共青团员廖秀芳，她的背上还背着一个不到四个月的儿子。民兵们立刻上前把她按倒在地，用绳子把她五花大绑起来，押往发配地。押解途中路过桤木河大桥时，廖秀芳由于气愤和绝望，背着孩子就往河里跳，好在被人拖了回来。由于发配地的破茅棚没有门，刘世柄便返回自己家中下了一扇门来挡风雨，为此，上面扣了他四百斤谷子，那是他全年的口粮。

发配的名单中有一个五十余岁的寡妇廖素瑶，其夫死于1958年的大跃进。因她三十几岁才嫁人，所以在扫地出门时两个女儿才分别十五岁和十七岁。这个家庭本来就过得十分艰难，上面也不放过他们。母女三人被发配到十里外的新河，途中要踩过一段水路，十五岁的小女儿刘世伦踩水时不慎扑到水里，那时她正来月经，到了新河就病了。当时吃的住的都没有哪来钱治病？由于病，由于境况恶劣，更由于野蛮的政治迫害，一个月以后她就死了。花儿还没有开放就已经凋零。

还有一个外来户陈履章，当过民办教师，其妻刘世英出身贫农，他们也被发配。这家人走得最晚，是这年阴历10月23日才被扫地出门的。走时儿子陈贵伟未满三岁。

小贵伟原本长得很胖，他看到自己的父母被人用暴力驱赶，受到了惊吓。新环境的恶劣又增加了他的恐惧，他天天哭喊着：“我要回去！”没几天他就病了，当时一家人分文没有，直到孩子病重了才借了十元钱到县医院去。医生说要住院，要60多元，陈履章夫妇没有办法，又把孩子抱回来。小贵伟是当年腊月26满的三岁，腊月28就死了。死前他一直哭喊着：“我要回去！”小贵伟死后不久，刘世英就因劳累过度从此成了残废。

在刘文彩与刘文辉两个公馆之间，住着爱国抗日将领刘湘幺爸刘文礼的后人，上面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在下驱逐令之前，刘文礼的小儿子刘元金就被抓到县里关起来。在找不到任何罪名的情况下，把他定为“坏分子”，并把他捆起来四处批斗。刘文礼有个孙子刘世海，1977年借口都没要就把他抓走了，直接关进高山劳教农场。三年后，由于邓小平出来工作了，中国的政治有了很大的变化，刘世海才被放出来。出来时已被逼疯了。疯后的刘世海每天到街上嚷嚷，上面害怕暴露他们害人的罪行，在一天夜里派了一辆城管的巡逻车把他拉走。从此刘世海就在安仁民众的眼中消失了。时间过去二十多年，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在此次名为纯洁庄园周边阶级队伍的行动中，主管部门的打手刘世应等人还扬言要把这些人统统杀了，在恐怖下有些单身青年就吓得远走他乡。如陈建中和刘世伟等。

当把这些不放心的人发配走以后，还是发生了一件事情。支部书记的父亲老贫农刘月斌在回答外来参观者的问题时说：刘文彩家没有水牢，那是刘文彩放贵重物品的地方。主管部门知道后把支部书记叫去训了一顿，他回来对自己的父亲说：“以后如果外人再问你，你就说不知道嘛，就不要再说真话了。”

当年，这场血腥的迫害只是开始，接着这一工作就全面展开了。他们逮捕了不少知情者和敢讲真话的人，抓来游街批斗的人就更多了。

在此讲一件事情。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个现役军官周东浩，他写了一本《地主庄园沧桑录》，该书虽然是帮主管部门说话的，但他还是讲出了一件血淋淋的事件：“大邑县唐场乡曾是刘文彩控制的地盘。在那里，有一张姓人家，父辈与刘文彩关系交好。张家唯一的儿子张某长大后，刘文彩做媒将安仁一位姓刘的姑娘嫁给了他。

……文革一开始，村里便首先将已40多岁的张某揪出来批斗，原因当然是张某与刘某的结合乃是刘文彩做的媒。在一次批斗中，张某实在忍无可忍，便问了一句：‘我们犯了什么法？’愤怒的批斗者们听了这话，好似火上添油，大骂张某‘死不改悔’，随之将张家的房子拆毁，将张某的妻子一同绑来批斗。不久，张某病故（病故之说不可信），丢下其妻继续遥遥无期的‘戴高帽’批斗。一次，张妻正跪在台上接受‘深揭狠批’，突然想到丈夫已惨死，房屋又被拆，自己无依无靠，便忍不住伤心地放声大哭起来。有人便说她这是对批斗的一种反抗，于是，砍来酒杯粗的带刺木棍抽打她，一夜下来，张妻浑身血淋淋的动弹不得……”（《地主庄园沧桑录》188页）

本地民众就是这样被镇压下去的。纵然如此，当年面对主管部门的淫威，本地民众还是公开表示刘文彩的那些事情他们不知道，以此来抵制和否定主管部门的宣传。刘文彩慷慨好义的豪侠形象已深深植入安仁民众的心中，谁也抹煞不掉！

1960年前后，就在主管部门花重金装修刘文彩的“逍遥宫”的时候；就在主管部门花重金购买金银珠宝来充实刘文彩庄园的时候；就在主管部门用3万斤大米打造一张龙床来栽在刘文彩头上的时候，庄园后面的贫下中农正在饥饿的生死线上挣扎。现年90岁的老贫农廖桂英当年全家15口人就饿死了一半，他的大伯子刘元安一家5口饿死光了。老贫农刘丙南一家死得最少，死了2个人。

讲述到这里，到底谁祸害地方，祸害民众，谁在使用打手狗腿子，谁是真正的恶霸不是清楚了吗！

在本世纪2004年3月份的一天上午，在安仁镇刘文辉新公馆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当今主管部门负责庄园宣传的要人王治安与我不期而遇。我们两人有好些精彩的谈话（可惜我当时不清楚对方的身分，要不这次谈话将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在此我只讲其中一段：

我说：“宣传中说我爷爷剥削。我爷爷回家乡十二年间收的全部租拿去修文采中学，一半都修不起，还不用说他修成都到大邑的公路，把一条街修成七条街。这是剥削吗，还是奉献？”

王治安没有下面回答，而是转过脸去自言自语道：“所以这件事有必要再控制五十年，到那时知道这些事的人就少了，就不会去说三道四了。”

由此可见，刘文彩这桩公案主管部门拒绝实事求是，而且还要再控制五十年。“说三道四”是个贬义词，王治安的指向不就是广大民众吗？

大邑县的一些官员告诉我，主管部门向全国所有的新闻宣传机构打过招呼：凡是有关刘文彩的文章都必须经过他们的签字同意后方可发表。也就是说，他们要封杀所有报导真相的文章。

文章写到这里我不禁在想：刘文辉家族为四川的和平解放立了大功，到头来怎么落到一伙巨奸的手中，成为他们编造伪历史捞取政治本钱的牺牲品。想到这里我不禁要问：我们的党和政府郑重宣称的实事求是，依法治国和尊重人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改革开放已三十年了，宣传至今的刘文彩故事难道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吗？

一点困惑

刘文彩庄园多年来被授予省、市、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此事本人十分困惑不解，这个教育基地是教育青少年学习刘文彩修万成堰水利工程，灌溉家乡十余万亩田地；修大邑到成都的公路，让大邑通向世界；修文彩中学，给国家培养了无数人才；修水电站，照亮家乡夜空；扶困济危，帮助贫苦乡亲共同富裕；扩建安仁镇，把一条街修成七条街建设家乡呢，还是学习主管部门那些人无法无天，强奸民意，指鹿为马，残害民众，驱赶产妇，逼死人命，编造伪历史，抹黑刘文彩，恩将仇报，杀良冒公，装神弄鬼，散布极左，把人教成野兽，给文化大革命火上加油，闹得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党无宁日呢？

不久前，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久香（周是主管部门编造刘文彩故事的主要笔杆子，《刘文彩罪恶的一生》和“水牢故事”都是他的杰作，“冷妈妈”一万余字的诉苦报告就出自他的生花妙笔）又在网上着文挽救他们的谎言和骗局，周久香是亵渎自己的专业，实属史学界的败类。

二〇〇八年十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