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百弊之首——夜郎自大，上诈下愚(图)
官者“台前学雷锋，台后包二奶”，是谓“上诈”。（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3月21日讯】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上台不久，不按常规出牌，国内抗议不断，又被妖魔化为“天下大乱”，“民主制度衰败”。其实，在美国，政治问题与街头抗争相伴始终是常态，这就是官权与民权的对治。近看二〇一一年九月“占领华尔街”运动，远观越战时期与民权运动时代，情势较今日更为混乱，但其制度自矫机制，始终都在乘风破浪，没有谁可以颠覆美国民主。一些宣扬美国已经堕落的喉舌舆论，如果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欺诈。
美国制度非“北京模式”可比肩
近年来，党国舆论与五毛言论越来越诋毁美国，误导民众仇视西方民主，以此彰显其“爱国”与“自信”。毋庸讳言，民主制度的确不能包治百病。美国国内问题多多，民众不满，但关于中美制度优劣，世界公论自有一杆秤。民主有问题，但不民主会更坏。美国制度再不完美，却非“北京模式”可以比肩：从经济上比，美国普通人比中国普通人富有得多；从科技上比，美国的创新领先世界；从军事上比，美国武器系统鹤立鸡群；从文化上比，美国大学品牌与好莱坞大片雄冠全球；从政治上比，美国公民可以选总统、骂总统，自由结社、自由办刊，社会却无需封杀维稳，更不用所谓“正能量”宣传造假。美国的地方法官就独立到能把新总统川普的法令“关进笼子里”，而中国的最高法院院长，却臣服一党意识形态，向司法独立“亮剑”。事实胜于雄辩：“北京模式”除了举国体制可以大搞面子工程，超负经济发展可以罔顾生态灾难，高压维稳可以封杀街头抗议外，其它似乎都乏善可陈。中国官方再自慰“制度优越”，高喊“四个自信”，但其官员、富豪、知识精英都往美国跑，甚至反美斗士司马南、民粹派宋晓军等也都鱼贯移民美国，而美国最穷的贫民都鲜见来中国。
今日中国公民，经济上没有一寸土地，政治上没有一票权利，司法没有一点独立，权力没有一点监督，媒体没有一家自由，文化没出一位大师，社会没有一样公平，制度几乎没有进步，却反把世界诺奖获得者关在监狱。在中国特色里：土地是“公家”的，选票是政党的，权力是领袖的，法律是政府的，财富是官员的，媒体是官办的，文化是太监的，苦难却是民众的。如此深受“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三座大山压迫的民众，还要养着世界上最撒钱的元首、最昂贵的政府、最腐败的官员、最虚假的媒体和最庞大的歌功颂德“五毛”队伍。
官方高调“反腐打虎”至今，号称“硕果累累”。但农民有耕地了吗？工人当主人了吗？公民有选票了吗？司法独立了吗？新闻自由了吗？官员廉政了吗？社会公平了吗？依法治国了吗？民众幸福了吗？
专制只能制造愚昧
眼下，雾霾堪称北京“带血的GDP主义”发展模式的图腾。“逃离雾霾，冲出围墙”已经成为一个时代性的最新口号！由此导致了三十多年来的第四次移民浪潮冲击国门。对此，易中天教授有一段精彩点评，“现在移民潮无非就是两种人：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而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移民带走的是财富和知识。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和知识都被带走了，那么留下的只有贫穷和愚昧。一个贫穷和愚昧的国家需要的是什么呢？一个皇上，一个强权的政府。越是贫穷、愚昧，就越是寄希望于一个好皇上和强权政府。而这个政府如果越强势，那结果是越贫穷、越愚昧，从而陷入恶性循环。专制只能留下愚昧，而民主可以吸引人才。”
其实抹黑别人，夜郎自大，不如反思、鞭策自己，这才叫爱己、爱国。眼下，谁要“妄议”中国制度不好，谁就会被诬蔑为“卖国”。什么混账逻辑！当政者禁止“妄议”朝廷，是怕戳穿皇帝新衣；大臣们阻拦“妄议”朝廷，是怕摘了顶戴花翎；太监们恐惧“妄议”朝廷，是怕撕了遮裆内裤；衙役们不准“妄议”朝廷，是为了酒肉骨头；“五毛”们攻击“妄议”朝廷，是获取五十分铜币；“自干五”们抵制“妄议”朝廷，是怕叫醒春梦。而那些自称“爱国者”们也反对“妄议”朝廷，所能给出的理由就只能是一个“愚”字。正如林语堂先生那句名言：“有一群人明明生活在社会底层，却拥有统治阶级的思想。”
爱国不是阿Q式的精神自慰，不是所谓以“正能量”宣传抵制舆论揭短与透视真相。爱国只属于敢于直面差距、批判现实、砥砺国家前行的人。中国满清帝国“一统江山”梦没落以来，致力于社会变革的爱国志士，无不都是从批判国家现实，寻求人类普遍价值与西方先进经验开始的。只有“文革”时的愚昧与“四人帮”类的“爱国”，才会妄自尊大，闭门锁国，阻止中国融于世界文明主流。
没有民权，何以爱国
左翼作家鲁迅曾在《随感录》中写道：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梁启超在《爱国论》中说：“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当下中国没有民权，何以爱国，何以自信？中华文人领袖严复曾有“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之痛诉。文化大家陈寅恪也曾怒斥，“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这是对中国国情最具批判性的概括。史实证明，从义和团运动到红卫兵运动，都是下愚上诈合谋的结果。今年年初，山东官方与民间“毛左”沆瀣一气，重演文革，围攻、惩罚邓相超教授事件，再次印证了这种上下合谋，毫无法治、毫无人权的现实政治。
其实，人类社会发展史实一再力证，哪个国家拥有最彻底的不断批判与更新的国家精神，那个国家就会创造出最先进的自由制度与科技体系，那个国家就无庸置疑拥有领衔、影响全世界的凝聚力。这绝非是靠政府自大宣传、愚民灌输和以“稳定”借口压制“妄议”所能赢得的。如今，为官者“台前学雷锋，台后包二奶”，是谓“上诈”；为民者“合群自大”，歌功颂德，可谓“下愚”。由此可见，中国的百弊之首，就是夜郎自大，上诈下愚。如不破除“北京模式”如此政治生态，一切的改进都难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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