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中有良知的中国人(图)
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然而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和权威，不惜饿死四千万中国老百姓，足见其“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邪灵本质，是十足的恶魔行径。
其实在中共的政治运动中，不只是“一边倒”被蒙蔽的群众，中国人中从来不乏舍生忘死的有识之士。向承鉴和他的同仁们就是这样的知识份子，他们无一例外遭到了中共的残酷迫害。而九死一生的向承鉴，直到晚年还在追问那些纠缠了他一生的噩梦，以及噩梦的根源。关乎自己，也关乎这个国家。
大饥荒时代，1959年，大饥荒已席卷中国。那年的冬天，21岁的向承鉴与张春元、谭蝉雪等人创办“星火”杂志，为父老乡亲，以及全中国的农民呐喊。很快，1960年9月向承鉴因“星火”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名被捕，被判刑18年，走上漫长的受难之路。之前，他于1957年7月被划为右派，已经带了3年“右派”帽子。
上大学时，学生会、系支部等，多次举办点心会、茶话会，请大家座谈，给党提意见。他没去参加，向承鉴说，当时“我再三想，绞尽脑汁，结论是，我对党没意见。”但是不行，结果被批评，“提不出意见，说明对党没感情。”此时，在全国知识界的“鸣放”也进行得轰轰烈烈。很快，“整风鸣放”一下子转变为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派斗争”。向承鉴说，“反右之后，一切反对的声音没有了。毛泽东真正成了一言九鼎”。
向承鉴见证荒诞
“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等疯狂运动被认为是导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
联丰人民公社是一夜之间突然成立的。向承鉴被派去布置公共食堂，刷写大型标语。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中，人们喜气洋洋，遵循毛的指示，“人民公社就是好”，开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家家户户撤掉锅灶，到食堂吃饭。到处是标语“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
人民公社开始不到一年，大饥荒席卷中国。人民公社一成立，接下来就是“大跃进”狂潮。随之而来的是“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狂潮。当时受命去研制“高炉”的向承鉴，看到乡间山路上全是背矿石的人流，男女老幼，情绪高亢。他在一瞥间注意到，路边地里的庄稼已经焦黄，麦粒全掉在地上，却无人收割。大炼钢铁的政治高潮淹没了往年麦收季节的“龙口夺食”，他的心里掠过不祥的念头：来年日子怎么过？农民吃什么？
果然，1960年的早春，他离开工厂去附近的一个公社办事。正在路边走着，突然发现地里干活的农民都停下来，呆呆地看着他。他一眼看到了一个饿死在路边的小女孩。孩子大约有十一二岁的样子，“穿一件破烂的夹衣，蜷缩着。手伸在嘴边，嘴角挂着一块黑乎乎的东西，不知道是土坷垃，还是土豆……”转过弯走到无人的地方，他捶胸顿足，放声大哭。他痛恨自己的无能，甚至连记录下来的能力都没有。他做过校报记者，怨恨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相机，“为历史留下一个证据”。
他的记忆中，从1958年冬天开始，在天水一带，农民就开始挨饿了。1959年春天，在兰州街上，满是沿街乞讨的农民，饭馆里供应的是“人造肉”、“小球藻”等代食品，乞讨的人到处伸出干瘪的手臂。在武山，他看到的，是携老扶幼的逃荒人群。人们想向西逃去新疆，至少，那里能够活命。
1959年夏天，饥荒疯狂蔓延。原来很富庶的地方，也没有粮食了。正在灌浆的包谷地里，生产队派了人手持棍棒日夜值守，在当地的邓家堡，有社员因为偷挖土豆，用铁锨打死了看守的人。在火车站一带，常常能看到饥民的尸体。
做为城里的大学生，还有粮票待遇。人们在饿死，而盐井公社，却调集了脱产干部，到农村大规模收缴粮食。因为“高产”的公购粮任务没有完成，“上头怀疑农民私藏粮食，全面收缴。家家户户，火炕铇开了，连枕头都撕开了，房前屋后，猪圈地窖都要挖地三尺……”
“到处是饿死的人。有的村子饿死的人没人埋，也没人挖得动墓穴，就动员中学生埋死人，埋一个可以得到四两粮的补贴。在一些家里，人死光了，都没得埋……”
每当回忆起这一切，向承鉴还忍不住痛苦地叹息：太惨了啊，农民太惨了！
中共处理危机的办法是“要牺牲农村，保住城市”。在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措施》的通知，停止对农村的食油供应。杨继绳（《墓碑》的作者）：“比如说吃油，油产生的热量比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要高好多倍。周恩来明确表示农村停止销售食油一年。这一年，农村一滴油都看不见，没有。”
到了1960年，饥荒继续发展，农村地区已经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饿死。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中共高层秘密决定：宁肯牺牲农村，也要保住城市。成千上万的农民因此而被饿死。
大饥荒中的“星火”
1959年11月，向承鉴一同下放天水的中文系同学孙自筠被抓，孙自筠是在给《红旗》杂志寄出信的一个多月后被抓的，星火同仁们对当局的幻想破灭。“这时庐山会议已开过了，彭德怀上万言书，已被打倒。孙自筠被抓，让我们知道，必须放弃幻想了，要救苦难的农民，必须寻找另外的出路。”向承鉴说。
他们商量办一份杂志，来传递思想，凝聚力量，为苦难的中国寻找出路。于是他们开始组稿，一气呵成，秘密刻印星火。《向承鉴：大饥荒让我们彻底清醒》一文中说，“在这些文章里，耳闻目睹了苦难的他们，用自己的心灵，为农村呐喊，为苦难中的国家呐喊。他们对现实的反思，深刻到让今天的人，也会吃惊。吃惊于在那样的信息与思想隔绝中，他们的思考，能深邃到一个体制的腠理。”
他们做好了“献身”的准备，但还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耳闻目睹的现实让他们太痛苦了，早已下了必死的决心。因为放弃了一切幻想，在严酷审讯中，向承鉴没有低头。在天水监狱，星火一案成为惊动上上下下的“右派反革命集团”大案。被判重刑的“星火”同道，在“一打三反”的最严酷时刻，在劳改队，每天都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掉，张春元、杜映华也在1970年3月惨遭杀害。
命不该绝的向承鉴在出狱后，才知道“反右”后他们各自的境遇。“那些年轻的容颜，焕发的神采，高尚明晰的头脑，一个民族最杰出的年轻人，就那样在人为的浩劫中被一个个摧毁。很多人，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向承鉴：大饥荒让我们彻底清醒》）
反思大饥荒
《九评共产党》揭示，“过去大饥荒发生时，官府总要设粥厂，开仓放粮，允许饥民逃荒，但中共显然认为逃荒会有损“党的威信”。于是派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甚至在饥民忍无可忍去粮管所抢粮时下令开枪镇压，并诬蔑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当时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许多省份饿殍遍野，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许多人走着走着路就一头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最后死了人没人有力气掩埋，许多村庄一户一户地死绝。”
由司马青扬与欧阳龙门联合编写《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其中关于三年大饥荒的内容透露，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线上，中共不但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供应粮食，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继续出口粮食。
更可怕的是，书中引述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数据提要》，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书中还披露，“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当时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
不同于历史上的自然灾祸，现在人们已经普遍承认大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据美国之音《学者探究中国发生大饥荒的原因》一文中披露，香港大学人文学讲座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表示，“基于各种报告，包括调查组、安全部和统计人员以及那些在文革开始前的1964年、65年试图了解当时发生的情况的人提供的报告，我的估算是，至少有4500万人的死亡是不必要的。在这些死亡的至少4500万人中，高达10％的人是被打死的。‘饥荒’的说法是用词不当，而应该是种族屠杀。”
记录大饥荒历史的著作《墓碑》的作者杨继绳是中国著名政史类杂志《炎黄春秋》原副主编，基于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和文献记录，杨继绳认为，中共当局在大跃进期间犯了三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即在粮库里有大量库存的情况下让大量农民饿死；在农民大批饿死时却大量出口粮食；还有就是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继续大搞大跃进。
参考资料：
《向承鉴：大饥荒让我们彻底清醒》
《九评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