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五大学生领袖的各自结局(组图)

打倒“四人帮”之后,全国许多造反派头头作为“四人帮”的“余党、爪牙”也被抓了起来,作为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当然也在劫难逃。

与“四人帮”不同的是,“五大学生领袖”早在1970年抓“5.16”时即被隔离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折算刑期),而下令关押他们并把他们打成“5.16”反革命分子的正是毛泽东和“四人帮”们。1978年4月19日,他们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10日,同时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聂元梓

聂元梓,1921年出生于河南省滑县。年轻的时候曾是个热血青年女学生,投向延安,成长道路可谓一帆风顺。文革开始时,聂无梓已经升任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1969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后来不久,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4月19日,首次锒铛入狱。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等罪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聂元梓对判决不服,认为判决书指控的罪名严重不实,坚持认为自己有错无罪,但上诉被驳回。之后,聂元梓等人被从公安局7处的看守所押送到延庆监狱服刑。有资料说她已在1994年死亡。


北师大谭厚兰

谭厚兰,1937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1965年作为调干生到北师政教系学习。她是文革期间砸烂曲阜孔庙的主要人物。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运动开始,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从此失去了自由。1975年8月审查结束,她被安排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又以反革命罪正式逮捕谭厚兰。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她在北京妇产医院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时年45岁,没有结婚。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查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得病这件事情。有资料说,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谭厚兰做出作“态度较好,罪行轻微,免于起诉”的结论。人都死了一年多了,说这些就显得有些可笑滑稽。

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出生在四川省凉山。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毕业前夕,王大宾狂热地投入了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抛头露面,拉起队伍,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1971年,王大宾因“5.16”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1983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现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他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

北航韩爱晶,出生在江苏涟水县,后考上北京航空学院。文革开始,他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成了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曾带头对彭老总逼供和殴打,先后7次将彭总打倒在地。使彭总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总的严重伤病,会上对彭总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总,连陪斗的张闻天头部也被打成血肿。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1979年,公安机关正式逮捕了韩爱晶。1983年6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

清华蒯大富,1945年出生于江苏盐城。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之首。他的行为给毛泽东出台“我的一张大字报”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其次,他还要为“清华百日武斗”负主要责任。1970年,清查“5.16分子”,蒯大富是重点清查对象。11月初,他被押回清华受审。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67年,江青、韩爱晶和蒯大富(前排左起)(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五个“文革”学生领袖的命运应该说毫无例外,当他们失去利用价值的时侯,必需随时为任何时期、任何人物、任何事件做出牺牲,一而再、再而三。他们的命运不会引起人丝毫的怜悯,人的生命价值低下到这个程度,就是这个时代与这种体制的必然结果。害人如害己,此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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