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安生（摄影：夏言）
【看中国2016年10月21日讯】（看中国记者夏紫舟采访报道）上周，前香港政务司长与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到访澳洲，除了拜访澳洲政府官员外，也在几个不同的场合作了“改善香港政治前景”的专题演讲。10月15日，在前新州上议院副议长何沈慧霞的主持下，陈方安生与李柱铭参加了在悉尼富丽宫酒楼举办的午餐会，并与200多位来宾探讨了香港的未来发展。陈方安生表示，香港的变化是一个教训，这对全世界来说都应该警觉。
两位贵宾的澳洲之行，媒体报导南辕北辙，有人称赞是“香港的良心，民主社会的推动者”，而红色背景的媒体批判他们俩是“港独势力”的幕后黑手。
何沈慧霞在餐会上说，有人劝告她不要举办这个演讲会，但她认为，作为香港人，她应该关心香港的前途。
陈方安生在悉尼富丽宫的演讲全文
我认为这是一次很重要的旅程，我们决定来澳洲，因为我们认为这对澳大利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从政府到每一位国民，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香港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里现阶段是“一国两制”，香港的政府由香港人来治理，但这也是现在让香港人最忧虑的地方。
在此回顾一下，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当然了，中国的统治阶层对此变化或许有着更不同的解释，他们也可以套用与中共有共识的国家来论证。我们只是希望借由我们的经验能让各位了解真相，更深远的来说，我知道香港与澳洲等国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和原则，我们都会为了守护这些价值观和基本的原则而奋不顾身。
以“一国两制”进行独立运作是为了保护基本的权利和原则。1997年英国在离开后留给香港两项遗产，一是法制，一是值得信赖的、清廉、高效、受尊敬的行政部门。我们先来说说法制。
从一定程度上，你当然可以说我们生活现况仍然良好，尤其在城市管辖方面，我们还是独立和自主的。但是我们（香港）的自由民主权利和核心价值却在不断的被侵蚀，不单是原就属于我们的自主管辖权，就连基础法制的司法权益也已经被取代而不只是被扭曲。
大家或许知道桂民海、林荣基等五位铜锣湾书店股东及员工被抓事件。
这五个人中，一个拿的是英国护照，一个是瑞典护照。作为例子其中也可能是有人手持的是澳洲护照。在中国人的眼里，只要你在中国出生，你永远都是中国人。除非你特意的去改变自己的外型然后正式宣称自己不是中国人。
这个持有英国护照的李波，在香港被绑架，然后在中共国有的电视上露脸被迫伪造供词。另一个持有瑞典护照的桂民海，在泰国被绑架，再送到中国大 陆。最后的结果就是，书商被劫持后在深圳入狱。这五位中的其中一位公开说出了自己的经历，他公开指责这种完全无视司法制度的过程，这对香港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拒绝说谎和伪造证词，香港人可能会遇到的是什么？！
直到这个事件的发生，我们可以假设在我们（香港）的司法制度下，基本的人权自由和价值以及“一国两制”的管辖等等是完全不存在的。为什么这么说？众所皆知，商业利益的特点就是眼光浅薄。许多人都认为，只要你低下头，藏在护栏下面，大陆当局认为你对他们无害，那么你的利益就会受到保护。
对行政长官而言，他们认为站在中国政府那一边，来维护中共统治是没有问题的，这样也能保障他们的利益。但是这个事件却让企业和商人为之震惊， 因为这给了他们一个很清晰的信息，即使是身处香港也是不再安全了。中国有句古话，“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如果你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一切依法行事就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情。但在这个事件之后，每个人都感觉，即使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都不是安全的了。
这不仅在政治上的显示，也同样适用于商业领域。我知道香港很多不同的外国外交总领事们对此极度的担心。知道这事件已清晰地让香港未来问题浮出 台面，尤其对英国而言，因为之前他们还是希望与香港有经济往来，尽管英国在道义上和合法问题上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没有守护的责任了。但这件事情迫使 他们做这样的假设，就是香港的行政长官就是中国的行政长官.我想他们会假设“中英联合声明“只是一份中国大陆的声明，他们刻意忽略了一个事实，这是一项有 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当那位和平的出版商人被“消失”，这时就是英国国务卿出来讲话，都破坏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律。
在香港，法外权利的执行严重打击着法制与司法独立。一开始的时候，整个司法权力高于管辖权，它是独立不受干扰的；到了现在或许司法机构还是认为是独立的，但如果各方面的自由已经被影响了，我不认为香港的管辖权上还是独立的，或者说其管辖权的独立性已经无法支持太久了。
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学术教育的自由，香港希望从小学、中学到大专院校的教育都是开放和自由的，我们鼓励学子们自由思想、自由讨论，探讨事物的 始末和原因。在这个开放的社会，我们原本可以在任何地点，坐下来谈论各种不同的话题，甚至表达不同意法律和政治观点，却不会因此触犯法律。但在这个香港特首梁振英的政策和统治下，整个社会必须忍受，民众现在不可能在公开场所大声说出自己的心声而不招惹麻烦，或不被另一边（中共）指责为叛国者、被举报或面临 更糟糕的下场。如今，我们（香港）的思想和表达自由哪里去了？
现在的学术教育自由，可能离香港还有些距离。这是由曾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教授提出的，他在过去10年中都是我的智库成员之一，他是 非常非常温和的人，绝不是激进份子，他非常注重学术研究也非常的专业，在拥有这么专业的法律基础上他会讨论公民和平抗议的利弊、解释“占中”的意义，虽然 他从未公开支持“占中”。他唯一的“过失”就是，他是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戴耀廷的导师。他被鼓励申请并获得学校选拔委员会一致通过，希望他担任副校长的职务。
这样的新闻原本就属于媒体的自由报导。可实际情况足以让你们感受一下共产党的谎言和宣传机器加上一言堂的威力对香港的影响程度。
占中运动发起之后的几周，香港有大概350篇报导，抨击占中运动和香港大学的陈文敏教授，并传播大量相关的谣言。香港大学遭到各方的质疑，作为香港大学副校长的唯一人选陈文敏教授在当局的干预下未能获得校方的聘任。
在几年前，香港的中小学教育内容被强制改变，直接注入了共产党的思想，也指责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主义是非常糟糕和顽劣的。 也有香港人站起来反对，“我们不要我们的孩子在课堂内学习这些不知所云的东西”。
当然非常幸运，最后一个15岁的孩子黄之锋，和他的同学们在街上开始反对共产主义教育的运动，几天之内得到了超过万人的支持，如此一来香港政府不得不撤下这个原本计划好的学术课程。这个事件至少证明了，如果我们可以站出来守护我们的价值观，绝对会有影响的。但是，如果我们都坐视不理，不在乎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无视于其严重性，那么我可以确定，今天我们香港学校的教育体制内就充斥着这些共产党洗脑的教材和内容。
在英国移交主权后将近20年的今天，我们原本预计香港仍应该是：拥有、正常的一人一票选举权、真实的“一国两制”的法制社会、香港由香港人管辖。但是，所有这些珍贵的价值已经不停的被消磨殆尽。你看看2014年的香港议会，竭尽全力的希望恢复香港基本法，其中要求归还香港原本所拥有的高度自主权，该文件声明，北京对香港具有全面管辖权，司法机构成员是行政机构的一部分，因此必须考虑到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已经有太多的法律顾问和学者告诉市民，在香港司法制度和独立的管辖权方面中的黑箱作业。
我们所有要求的就是一个透明和真实的“一国两制”运作，保持香港应有的一人一票选举权利。明年又到了香港的最高行政长官的选举年度， 但是非常不幸，一人一票的票选制度已经不真实了，这个“候选人”会被一小部分的选举委员会会员选出来。这里在座你看到的香港人都不可能有权利选举，但在司 法上，这位最高行政长官应该是由香港540万公民的票选来决定。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什么理由，但是我被告知，“我不够资格”去票选香港的未来领袖。
现在每个人都希望，我们有一个新的领袖，但不是梁振英，他在位的四年对香港造成太大的影响和伤害，故意造成社会分裂。他在2年前组织的所谓核心团体挑起与独立党派间的战火。今天，那些鼓动独立的人群其实也是极少数，即使这么做，也是因为对政府所作所为的失望与愤怒。他们不仅仅是想维护“一国两制”，也是为了全力应对年轻人面临的一大堆社会问题。
由于现任政府的无能，不单是削弱“一国两制”，同时造成了整个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针对年轻一代，他们面临着悬殊的贫富差距，就业的竞争，无法负担住房等等问题，而这些不该是香港的年轻人应该要面对的。当然这些问题可能在其他地方的青年人都需要面对，但是他们并不需要担心如何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形态和核心价值，而这些却是香港人，尤其青年人需要担心的，因为他们在中共的统治之下长大，这些事情困扰着年轻一代人，香港政权在移交之后，他们感觉更加无所适从。
如果选举制度完善，由票选产生立法会时，我认为我们有了新的希望，对未来的领袖也充满希望。对这些年轻的领袖来说，他们现在做的一切都在争取自己的未来,也就是2047年以后的香港，因为“一国两制”的理念应该在50年之后就会结束。
而对于香港，现在习近平的手法和未来趋势让人非常的担心。为此，我想引用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我们必须接受生活中有限的失望，但不能失去无限的希望。
李柱铭（左二）、何沈慧霞（右三）与陈方安生（右二）（摄影：夏言）
陈方安生简历
陈方安生，1940年1月17日生于上海，信奉天主教。本名方安生，祖父方振武是国民党抗日名将，父亲方心诰是纺织品商人，而母亲方召麟则是国画大师，曾拜赵少昂和张大千等为师。
1959年进入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修英文及英国文学。大学毕业次年，陈方安生与商人陈棣荣结婚，从此在姓名前冠上夫姓，故称陈方安生。
社会福利署署长
陈方安生在196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香港政府工作，出任政务主任，往后的日子里，陈方安生为了争取男女公务员同工同酬的平等待遇作出了相当的努力。1984年，陈方安生出任香港社会福利署署长，成为香港开埠以来首位女性署长。在任内，她曾代表香港政府前往北京列席《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仪式。
经济司
1987年初，陈方安生被政府送到英国皇家国防研究院深造。同年3月，她获改任为经济司，成为首位女性华人司级官员，任内主理港口和机场设施等庞大基建发展、成功争取开放本港电讯市场，另外又对旅游业、能源、粮食供应以及公用事业公司作出监管。但在任内，曾因为中英利益问题上得罪中共，而遭中方的批评。
布政司
在1993年4月，陈方安生调任公务员事务司，至同年11月29日，陈方安生获时任港督彭定康委任，接替霍德爵士为布政司，成为了香港开埠以来首位华人布政司，也是唯一一位女性布政司。
陈方安生参与落实了港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使最后一届香港立法局的直选议席大幅度增加，更为民主。
陈方安生是亚洲地区少有在政府出任要职之女性官员，亦是香港历史上首位署任港督的华人。美国《新闻周刊》更曾在1997年称她为“香港铁娘子”。
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
1997年2月20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候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宣布，根据他的提名，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任命陈方安生为首届特区政府的政务司司长，也令她成为了特区的第一位女性政务司司长。
提早退休
由于陈方安生坚持香港的合法自主权，维持港英式的西方管理做法，不愿屈服强权而放弃原则，她不但与一味服从中央的特首董建华产生不和，也与北京在治港政策上不同步。
在2001年，陈方安生被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邀请”上北京述职，期间被要求好好支持董建华。很多人都认为，陈方安生这次述职其实是被钱其琛召见“问话”和“训话”，当时陈方安生亦有向钱其琛解释香港公务员制度的运作，尤其是公务员具公职身份时对政治中立的原则。这次述职后不久，陈方安生宣布以私人理由，提早在2001年4月30日退休，结束长达三十八年又七个月的公职生涯。
据可靠消息称，真正让北京江泽民当局恼火的是，2001年1月，法轮功团体获港府批准于香港大会堂举行交流会，尽管陈方安生坚持法轮功在香港是一个合法团体，批准出借大会堂体现了“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精神，但最终因此事件而受到来自北京的强大压力，陈方安生不得不宣布提早退休，曾荫权接替了政务司司长一职。
外界评论
《纽约时报》形容陈方安生辞职：“令香港失去了在政府内最有权力维护公民自由和法治的人，是香港自治再无保障之讯号”。
日本驻港总领事馆赞扬陈方安生为香港顺利“回归”、稳定发展作出贡献。
英国外交大臣赞扬陈方安生是一位出色的公务员，多年来忠心服务香港市民。
《亚洲周刊》形容陈方安生辞职：“象征传统公务员价值观和势力的消退”。
《争鸣》认为陈方安生辞职“反映出原有的公务员队伍已经崩溃，一支新的符合北京要求的公务员队伍将一步步取而代之”。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刘兆佳则认为“港府声誉受损，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忧虑‘港人治港’的前景”。
2002年11月7日，陈方安生获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颁授荣誉圣米迦勒及圣乔治爵级大十字勋章，以答谢她在殖民地时期的贡献，而该勋衔以往通常都是授予香港总督。有评论员指出，那董建华在2005年宣布辞职以后，真正应该出任行政长官的人，是陈方安生，而非曾荫权。
2007年9月11日，陈方安生宣布以独立人士身分，竞逐立法会港岛区议席。对手是在03年大力为中共推销23条立法的叶刘淑仪。这场选战被形容为捍卫港人核心价值的良心与出卖港人之战，也是民主与极权之战。2007年12月2日，陈方安生击败叶刘淑仪，于同年12月5日宣誓就任。
陈方安生于2008年9月30日正式自立法会引退。为了推动与支持香港“真普选”，陈方安生曾于06年、07年以及2016年，三次冒着酷暑，高调参加“七一”香港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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