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急需解决企业债务问题

【看中国2016年08月14日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称，中国迫切需要采用综合方法解决企业债务问题。IMF执行董事鼓励硬化国企预算约束，对高负债企业分类鉴别，有需要的进行破产重组，并在各债权方之间确认和分担损失。

在电话会上，IMF亚太部主任罗德劳尔（Markus Rodlauer）对记者说，本次中国之行中，IMF代表团与中国相关部门进行了大量沟通，相关部委对中国企业债务问题的紧迫性、国企改革的必要性，有很清楚的认识。“我们看到，中国有一系列强有力、相互关联的政策和具体措施，同时为解决问题可能付出的代价有所准备。”

两个情景

IMF预计，中国经济增速在今年实现6.6%，明年放缓至6.2%，2018年以后温和下降至6.0%，此后会进一步平缓下降。通胀在今年回升至2.1%，明后年上升至2.3-2.4%。预计经常账户顺差将从去年的占GDP3%降到今年的2.5%。预计今年资本外流量将减少。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到2015年中期升值了10%，此后贬值了约4.5%，仍然大体保持与基本面相一致。

在考察中国再平衡进程时，IMF采用了四个维度：

第一，外部再平衡进展顺利：经常账户顺差已大幅下降，不再以净出口拉动增长。

第二，国内再平衡有三个组成部分：从投资向消费转变，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变，以及减少对信贷的依赖。中国向服务业转型已取得巨大进展，向消费转型进展适度，但是在减少对信贷的依赖方面进展很小。

第三，环境再平衡方面进度不一。增长的能源密集度已经下降，但空气污染仍然十分严重。

第四，收入分配再平衡也进度不一。国民收入中流向劳动力的部分已经增加，但收入不均仍十分严重，而财政政策在减少收入不均方面发挥的作用很小。

IMF中国代表团团长丹尼尔（James Daniel）称，增速会在中期下降，若改革不力则尤其如此。在加快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更为“主动改革”情景下，中期增长将得以改善（至6.5%左右），代价是短期增速将进一步放缓，因为高负债企业将被重组。在改革进展有限且持续依赖不可持续的政策刺激的“无改革”情景中，短期内将维持较高增速，但中期增速会下降更多，急剧减速的可能性也会更大。

丹尼尔对记者说，两大情景都是相对于“基线情景”，也就是报告中所称的“现状”。“主动改革”自然是IMF希望看到的结果，即牺牲部分短期增长，但在中期内显著提升生产力，释放增长潜力。

执董们认为，应采用有利于消费的预算内措施，可包括：提高养老金；扩大社会、教育和医疗支出；建立重组基金以及降低最低社保缴费。另外，还需持续付出努力，确保新预算法得到充分实施，提高财政透明度，并对税收制度进行现代化改革。

确认损失

IMF认为，在下行风险加剧、缓冲不断消耗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转型将继续是复杂、具有挑战性的，并且转型过程可能崎岖不平。

丹尼尔称，中国脆弱性正在危险的水平上不断增加，“巨大、不透明和相互关联”的金融系统是最突出的特点。这就需要采取果断行动克服脆弱性，降低对信贷融资、国家主导的投资的依赖，并改善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的治理、风险定价和资源配置。

中国迫切需要采用综合方法解决企业债务问题。“中国企业债务仍然可控，但已达到GDP的145%左右，不论怎样衡量都是很高的水平，”丹尼尔称。中国的非金融国企占用了约一半的银行信贷，但只创造了约五分之一的工业产出。

所以，首先需要一个高层决定，停止对薄弱企业继续提供融资，并接受可能出现的近期增长放缓。也就是，要从最高层面停止追求不可持续的高增长目标、打破国企和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政府显性和隐性担保网络以及一些金融部门过度承担风险的行为。

由此，IMF执董们鼓励对负债过高的企业进行鉴别分类，并对其开展重组或清算；确认损失，并在相关各方（必要时包括政府）之间分担损失。对一些国有企业实施试点将有力地启动这一过程。建议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向下岗职工提供有针对性的社会救助，并实施举措促进新的、具有活力的民营企业进入市场。

执董们强调，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稳定的重要性。优先任务包括：鼓励银行积极主动地确认贷款损失并提高资本比率；加强监管对流动性风险管理和融资稳定风险的关注；以及解决影子产品的脆弱性。他们还建议显著提升监管框架，以促进机构间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缩小监管套利空间，并提高危机管理能力。

国企真改革

降低负债，其实主要指降低对国有企业的信贷。IMF在报告附件中专门辟出一章探讨国企改革，认为国企改革在中国改革战略中占有显赫位置，但其中的重要细节仍不明确。

目前中国国企具有这些特点：

第一，非金融国企在产出和就业中所占的比例在下降，但仍占据主体地位。增加值看，国企占国民经济比重已经由40%降至16%，对城市就业贡献占10-15%，但对他们的信贷占银行全部信贷的一半，占总体工业企业资产的40%。

第二，国企仍在包括土地、信贷和自然资源等投入品方面享有隐性支持。国企融资成本，比市场普遍成本低40-50个基点。如果去除隐性支持，国企在2011年至2015年见的权益回报（ROE）应为-1%，而非8%。

第三，国企财务表现继续恶化，却仍在快速加杠杆。自2009年以来，国企杠杆率上升了近2倍，资产回报率恶化了2-3个百分点，显著低于私有部门，劳动生产率是私有部门的30-40%。

现有的国企改革计划主要原则有：国家由运营者转变为资本投资者；将国企划分为不同类别，如商业战略性国企、商业非战略性国企和社会功能性国企，不同类别有不同所有权结构、改革计划和评估标准；对党在国企的领导角色进行机制化；解决“僵尸”国企问题。

IMF认为，现有的改革计划大体与国际先进经验相符合，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不够清晰，如对国家扮演角色的透明度规定。而且，截至目前，改革进展不一。2016年开展了试点项目，沿海地区推进较快，内陆仍对国企依赖较重。

面向未来，IMF认为，在当前改革的基础上，应当注重提升效率与资源分配功能。这需要：

第一，重组或清算国企。将国企区分为基础坚实的国企，有现金流但无法存活的国企，以及有生存能力但无法偿债的国企。对后两者分别采取清算解散和重组。

第二，“硬化”预算约束。通过更大程度上允许违约，以及谨慎地在不同所有人和债权人之间分配和承担成本，逐渐降低对国企的隐性支持。

第三，引入竞争。放开更多领域的准入限制或“偏向”国企的措施，尤其是在服务业，如在物流和电信领域，打破行政垄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第四，提供社保支持。尽量降低下岗失业、再培训、再就业的社会成本。近期1000亿元煤炭钢铁行业重组基金就是很好的例证。

第五，推进配套改革。内容包括户口改革、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破产和清算框架。财政政策瞄向改善社保“可携行”，理顺政府层级之间事权和财权关系。

第六，改进政策协调。国企改革涉及利益关系复杂，需要设立高层机制来推进和执行有效的重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金融监管部门之间需紧密配合，平顺改革进程。

IMF称，从国企占经济的比例、生产力、资本成本角度看，成功的国企改革将在中期内改善增长前景，缩小国企与私有部门之间的生产力差距，提高产出水平3-9个百分点，或每年提升GDP增速0.3-0.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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