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道路选择——回归中华民国宪政法统(图)

（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7月02日讯】感谢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感谢国是沙龙邀请我来向大家汇报。感谢方正兄、从德兄、丁毅兄的安排。感谢辛老师来捧场。周一在光复委的工作会议上我简单回顾了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大陆民国热发展的脉络；那麽今天这个汇报呢是一个思想汇报，我想重点介绍一下大陆民国宪政思潮兴起的背景、她的主张，她和其他思潮的关系，她在民主运动中的角色，以及，民国宪政派与其他异见派系的关系……一言而蔽之，也就是今天的题目：我和大陆的许多朋友，在中国民主化道路上弯来绕去，是怎样又走回到中华民国宪政法统。

拜环时的宣传，大家都知道民国“热”了！但这个热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不是我们突发创意、凭空产生，而是有它薪火相传的脉络和发酵升温的背景。

我们过去只知道张志新、林昭，我们不知道，49国变以后，因为各种原因滞留在大陆的中华民国的追随者和他们的后来者，从来没有被共产政权欺骗，他们从来都是最最清醒的，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在大陆驱逐马列专制，光复中华民国的理想。但是他们往往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就被草草掩埋了，被遗忘了，我们大家前赴后继去凭吊林昭墓的同时，没有人记得这些无名英雄，没有人悼念他们，甚至很少人知道，他们是为捍卫自由中国而奉献的生命。我们这几年在做一些调查和整理，专门采写这些自由战士的事迹，希望未来有机会出版，如果在座有出版界的朋友愿意帮忙把他们的故事公诸于衆的，会后可以联络我。一点感慨，我扯远了。总之，这些人就是我们的先驱，我们与他们一脉相承。当各路潜伏的或者自发的反共救国军弹尽粮绝以后（最后一只成建制的抵抗队伍应该是六十年代），然后七十年代蒋公逝世、企盼王师反攻无望以后，这份企望被深埋起来，直到八十年代，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打开国门，胡耀邦等人略微放松了思想方面的管制，一批历史学者立即开始挖掘民国史的真相。这个阶段的研究基本局限于学术领域，表达也相当隐晦。大衆层面的传播几乎都是搭乘亲共人物如李宗仁等的便车。最具影响的代表作就是1986年广西拍摄的血战台儿庄。电影剧本其实1982年就写好了，直到1985年，借着抗战胜利40周年纪念才敢，才有机会开拍。这是国变后大陆第一部正面讲述国军抗战的影片，也是第一次，蒋介石不是那个丑化的蒋光头，而是以原型出镜：笔挺的身姿，一身呢子斗篷。很多人看了都惊呼：哇，原来蒋光头不丑啊，而且这么酷的！

但这个时期，民国被认为仅仅是历史而已，是各种回忆录，各种怀旧，而且仍旧是谎言当中参杂了少量的事实（注意，不是事实当中参杂谎言，是谎言当中参杂事实——非常艰难的曲笔春秋）。八、九十年代大陆出现的几大思潮中，像文化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都还没有出现反思民国的身影。我印象里，其实也是我后来才发现啦，衹有杨小凯和他的学生王络在1992年发表过一篇《中国的宪政发展》，从宪法对统治权威的继承性，立宪过程的广汎参与性，建立宪法权威的长期性…这些要件出发，论述了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历史合法性及对未来大陆宪政转型可能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1998年，杨小凯的另一篇文章《中国统一之利弊》，再次提到，统一中国概念有深厚的宪政渊源。他这里说的统一中国不是由大陆去统一台湾，而是用台湾的制度来统一大陆。今天，杨小凯关于中国统一市场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衹不过，他文中怀有宪政统一中国梦想的台湾人已经寥寥无几。可惜这两篇在当时对于大陆读者而言相当前瞻的文章，似乎没有激起多少波澜。可能因为曲高和寡，也可能是因为资讯阻隔，当时还没有互联网嘛，就像辛老师的谁是新中国，94年(辛老师纠正是97年)就出版了，我03年才看到。

同样，八九年的学潮虽然得到台港的大量支援，也没有人意识到中华民国的价值，大家都衹是在盼望中共立地成佛。广场上唱的歌也是共和国的风采，不是中华民国颂。我当时也差不太多。

这里我插一段我个人的思想成长历程，可能有点代表性；现身説法，或许有助于了解大陆中青年一代思想的转变——我们为什么会回头选择民国。

我因为识字早，在进洗脑学校以前，已经读过了大量的伤痕文学，自小就是反革命。再加上我的家庭背景，我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少一些当时一般人都有的误解和偏见。但我也以为那是往事不可追了。而且八十年代相对中共统治的所有时期，思想界确实是一片繁荣景象。当时比较主流的意见是共产党“解放”中国的意愿还是好的，衹是路走歪了。我虽然对“解放”两个字打问号，但是我也相信共产党可以改好而且正在改。89学运的时候我读中学，用后来学校批评我的语言描述，我是兴高采烈、上窜下跳，每天写小字报，同学抄去贴。我特别记得其中一篇是写国恨家仇私怨。我说，衹要共产党从此改过，国恨、家仇、私怨，都可以既往不咎。这就是我当时的乐观态度。然后学运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大礼堂下跪请愿，一件是将污损毛画像的三壮士扭送公安局。我开始困惑，对整个学运的目的产生了怀疑。一直到64以后，喉舌天天广播，重复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衹有共产党才有执政经验，你们其他人谁上来都干不好。我当时就想：那国民党的执政时间不是更长，执政经验更丰富，执政效果更成功吗？感谢喉舌这句广播使我恍然大悟。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对于中国大陆的经验性意义。

推动我思想转变的第二个动因是90年代末大陆开始引进互联网，我整天泡在网上浏览海外民运的信息，还打印出来，寄给老右派分享。但是，我刚开始欣喜若狂——找到组织了，发现大海了——后面越看越失望：譬如，我发现很多民运人士攻击共产党或其他民运人士的文章，使用的还是中共的语言体系，就好像共产党内部吵架，看不出区别；再者，文人相轻，都想做国父，都要当总统，革命还没有成功，自己人就已经打得头破血流；而另一边，在大陆，89过去十年了，民主运动停滞不前，甚至可以说后退了；有点什么行动或消息，也衹是、衹能在异议圈/反革命分子当中传閲，普通大衆一无所知，或者一笑而过。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我回归民国的思想开始成型，我有了一些未必正确但实属个人亲身体会的，不是理论角度而是直观角度的浅薄意见：

第一、89年我们有最好的机会，却犯了最大的错误。为什么犯错？因为我们没有读过真实的历史，我们不了解对手。我举个例子，我爷爷可能从49年起就沉默不语，不论国事了。但89年我最兴奋的时候，他忍不住出来泼了我一句冷水，他说，你们太不清楚共产党了。那个时候他就知道结局，知道会有坦克会有开枪。我们把中共想象成一个误解和委屈了我们这些小孩子的正在赌气的母亲，在她面前打滚撒娇的时候，我爷爷这样熟知她风尘来历的阶级敌人早就洞悉了真相。或者还有比我们年长的人也是知道共产杀人史的，但并不同情被迫害的国民党人，他们以为杀敌人是天经地义的；而我是自己人，你怎么可以对自己人开枪？以为共产党不会对自己人开枪，还是历史读少了。所以，我们必须回去彻底读历史，不读历史则不知未来。

第二、我们当年只知有文革，不知有残酷百倍的镇反；我们只知有57，不知有49；只知有林昭，不知有赵老太太。我们的反思最多从文革回溯到反右。换言之，由于当时主导思想界的还是共产党内的开明人士，（阶级敌人还不敢发言），所以我们对中共政权的批判，批判到57年就差不多戛然而止，没有人去碰1949的红线。但我坚信，我们对历史的审视必须越过1949，否则反对运动永远被中共划定在49年后的圈圈里面打转转。

第三、衹有共产党才有执政经验那句话在89后念叨了一段时间，之后也不提了，换成更加理直气壮的：中国国情不适合西方民主。那东方民主呢？杨小凯老师在中国统一之利弊一文中有一个比我们还要有自信的説法。他说：本国的宪政经验是本国人民最容易接受、最容易建立信心的，哪怕这些宪政经验在历史上不是成功的经验，哪怕这些宪政经验已从国家的文字记录中被抹去了七十年(杨此语应是指俄国临时政府)。不成功的经验、已抹除的经验都如此，又何况中华民国在台湾成功实践了七十年的宪政经验呢？

第四、我在看到海外民运恶斗之后有个观感：在实现民主之前，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强大的独裁政体，不是熙熙攘攘吵吵闹闹的和平盛世，而是类似“战时”的对决，需要一定的纪律和权威，才不会流于一盘散沙。活着的人，谁也不服谁。这个权威，还是得从历史里找。我就这样在历史里找到了领袖，找到了信仰，找到了道统、法统、国统。

第五、説到信仰，以前和外国同事聊天，他们说，中国人的问题出在没有信仰。我回曰：你可以说我们中国人不信仰宗教或者宗教信仰流于功利不够虔诚，但你不能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冯友兰就说我们中国人信仰哲学；你要不相信老百姓懂哲学，那麽至少，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信仰历史。哪怕最坏的人也希望自己身后留下良好的历史评价，所以才千方设法去篡改历史。因此，未来改变中国的力量，很可能就来自对历史的信仰。

我前面啰嗦这么多，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宪政需要共识、需要信心、需要权威；于是我回到历史当中去找共识、找信心，找权威；果然，找到了中华民国的道统、法统、国统。

找到了方向，接下来就是怎么做的问题。

做的过程我周一做过大致回顾，就不重复了。

总之，自从2003会师凯迪，2007推广QQ群，2009自建网媒，2010转战微博，2012正名民国宪政派…我们穷尽了所有可能的传播工具，摸索出一套自己的方法，也形成了一系列比较有共识的主张。这些主张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相信，重归1947年的宪政之路是未来中国民主转型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最切实可行的方案。

为什么这么説呢？

其一，我们赞同杨小凯所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文本的反宪政本性、对宪政意识形态的破坏，完全没有反对派参加的制度过程，制度上没有任何中国现代宪政传统的痕迹，等等，注定了中共在历史上不可能获得宪政法统的合法性，尽管她坐拥暴力机器，也不足以产生宪法权威。因此，对于现行中共宪法，我们不太有所谓护宪或者修宪的兴趣。

其二，比宪法条文更重要的是立宪过程。在未来总会开始的立宪和选举过程中，为防止权威真空导致的动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深厚的宪政渊源赋予人民对游戏规则的信心。这个宪政渊源的代表当然就是中华民国宪法和她在台湾的实践。直到今天，她都是最具备统治权威和最广汎参与性的宪法。‘整个中国还没有任何成型的制度能与中华民国宪法竞争在中国宪政过程中的法统上的合法性’。

其三，中华民国宪法是学习和研究西方宪政之后，将宪法规则与民族性格融合，植根于本土的产物，是我们中国宝贵的本土宪政资源。在大陆恢复中华民国宪法，不需要重复业已完成的学习过程和本土化过程，可以大大降低转型成本，提高转型效率。

其四，中华民国宪法继承了中华民国一百多年来制度文明的积累。这个积累不仅仅是从临时约法到南京宪法的文本演进，还包括在台湾六十多年的行宪实践和试错经验的积累。如果搁置不用，等于白白浪费这一百多年的艰苦努力和珍贵经验。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主张回归中华民国法统。这里我需要澄清一下外界的几个误会。我们没有说回归46宪法是唯一的路，但她是最好的路；我们也不是要拘泥于46宪法一字不改一成不变，我们认为她是中国从新开始的最好的基础。

中华民国宪法是我们的法统。我们的方略则是在吸收西方民主理念的同时继承了中华道统的三民主义。

由于党派成见，现在台湾很少有人提三民主义，但其实台湾正是三民主义实践成功的典范。三民主义关于民族民权民生的主张与杰弗逊和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是相通的，一一对应，可以说是西方宪政民主思想结合中国历史与国情，进一步演进并在中国生根的本土化版本，是普世价值，也是相当有力的政治口号。

我们对三民主义的诠释，可以总结如下，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我们与其他思潮的共通或不同：

民族方面，我2013年在第八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上的发言：从文化民族主义上升到多元文化的政治民族主义，可以说是我对三民主义当中民族主义的理解或者诠释：我们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不是基于血缘，也不仅仅基于文化，而是基于一个宪法框架下的利益互补，来建塑‘民有’的政治共同体，正所谓OF THE PEOPLE，主权在民。具体而言，我们主张文化多元、宗教宽容、地方自治。

文化方面，相较全盘西化派，我们对中华固有传统文化怀有更深温情。我们赞成向西方积极学习，但不赞成用殖民的方式学习，不赞成用自卑自虐的态度学习。在我看来，每一个文明都是光辉的，都有她优秀的方面，可以扬弃，不宜彻底否定。我们主张继承民族智慧的精华沉淀，复兴中华文化并促进其现代化，使中国各族文化和世界文化在中国均不受到排斥，多元共荣，交流融合。

民生方面，我们主张捍卫产权，深化自由市场，支持中小企业，反对垄断。同时，我们秉承罗尔斯的分配正义，力求机会平等，使人人都能享有有尊严的生活。

发过一点小财的人，应该都知道，努力不是成功的唯一要件，发财还是需要一点狗屎运的。所以，在自由主义的光谱中，相较国内其他自由派推崇最烈的哈耶克，我们更倾向罗尔斯，更同情弱势群体。（这是针对目前中国勤劳者并不得食的特殊社会环境。不适用于很多懒人吃福利的欧美）

民权方面，我们师承共和主义。中国的反对派基本上都是言必称民主的，这个没有异议，但有不少人给我一个印象，似乎民主了就everything ok了。相较民主，我们更强调共和。我们对多数人的暴力有更高警惕，对少数人的权益有更多关心。我们当然追求民主，但我们不将民主视为终极目标，民主衹是保障自由的手段。

在技术上，既然我们已经处于信息高度发达，距离大幅缩短的网络时代，我们重视直接民权方面的探索。

总而言之，作为民主运动的一个部分，民国宪政运动与其他运动既有共通和配合，亦有创新和分歧。分歧多在历史观，以及因历史观而决定的路径方法，而不在价值判断。

许多自由派继承了中共的历史观，对中共的否定是出于其执政危机；我们则不仅批判其执政危机，我们直接质疑其合法性。作为非体制派生的民间草根，我们与体制的切割更彻底更决绝。

民国宪政派与其他自由派拥有共同的宪政理想，但相较于新左派和一部分自由派仍对改革从良抱有一线期望，我们全然否定极权的正当性，不期待明君新政。我们不反对改革派对中共宪法作护宪或修宪的呼吁；但我们自己不抱期望，不作无谓的尝试。我们提出的具体路径是：回归和接续民国宪政法统。以退为进，以复宪求立宪。

我们对极权的批判是最彻底的，同时我们又是最宽容的，我们清算的对象是制度，不是个人。我们也是纠偏，但和体制内的纠偏不同，我们是在更宏大的民国的范畴纠偏，拨乱反正。

我们在历史观和路径方面，跟其他异见派系有过不少激烈的争论；我认为这些争论是难免的，但不影响我们共同对抗极权。2012年我在答复冬眠熊一文中表明了《民宪派对改革派之态度》：求自由者，皆我战友；谋光复者，皆我同志。

作为民主运动的方法方面，我们也尝试了一些新的探索：

譬如，我们提倡文化运动先行，不惜柔性诉求，力求最大化大衆传播。我们希望借由文化运动来充分准备公民社会，提高公民素质，训练公民自治，以预热和孵化政治运动，并减少剧变可能产生的社会动荡。

再譬如，我们坚持解构极权的话语体系，彻底清除狼奶毒素，祛除铭印。譬如我们坚决不附和‘解放前’‘解放后’‘解放碑’‘国民党军队’‘三年自然灾害’‘要求平反’‘十一国庆节’这样偷换概念的词汇。

说到词汇，我最后要声明一点，我们国粉，是中华民国的粉，不是单纯的中国国民党的粉，更不是台湾国民党的粉。我们当中确实有许多人自命大陆的国民党人，立志重新振兴中国国民党。但我们都有清楚的认识：中华民国虽然是国民党创立，但她不是哪一党哪一派的，她是全体中国人的。她的国统、道统、法统，是全体中国人的资产，我们甚至可以説，也有共产党的一份——假使他们懂得善加利用。

我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耐心！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