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泰斗傅增湘(图)

傅增湘像。（网络图片）

在林语堂的名著《京华烟云》第十三章，傅增湘是这样出场的：“傅先生，名叫增湘，消瘦，留着小胡子，可真是个想象高强才华出众的学者！他的两个癖好是游历名山大川，搜集并编辑古书。后来，他在大学讲版本学，他是公认的版本学的权威，他坚持要躺在沙发上讲，学生们看着这位瘦高的老头，都怀有无限的敬意。”

古籍泰斗

傅增湘（1872-1949.10.20），字润沅、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等，四川泸州江安人，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考古学家。曾任民国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傅氏一生所爱收藏图书(古籍善本)，尤其是校书为辟，藏宋金本古籍150种，4600余卷；元版古籍95种3700余卷；明清版古籍20余万卷。他在藏书、校书、版本学、目录学堪称一代宗师。

曾经轰动一时的《过云楼藏书》，就是傅增湘老先生受顾鹤逸之邀，前往苏州过云楼校对顾氏所藏古籍善本。由于顾鹤逸不准傅增湘老先生记录笔记，每晚回到酒店，傅老先生只能凭记忆将一天所过眼古籍记录下来。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傅老先生的博闻强记，凭借坚韧的记忆力，将《过云楼藏书》编入《藏园经眼录》，后被国家机构再编入《中国古籍善本目》，这才有今天艺术品拍卖市场《过云楼藏书》的辉煌。

1919年五四运动，傅氏身为教育总长，不堪忍受北洋政府追究蔡元培责任，逮捕陈独秀、张国焘等人行为，毅然辞职。后受聘故宫图书馆馆长，以收藏图书为乐，大量搜访古籍，致力版本目录学研究。

傅增湘坐拥书城，并不是仅仅满足于占有和鉴赏，而是出于对古籍特有的挚爱和校书之癖。

余嘉锡先生在《藏园群书题记继集·序》中说，傅增湘“聚书数万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钞、精椠，闻人有异说，必从之假读，求之未得，得之未读，皇皇然如饥渴之于饮食。暇时辄取新旧刻本，躬身校雠，丹黄不去手，矻矻穷日夜不休。所校都一万数千余卷”。傅氏自己也曾说过：“独于古籍之缘，校雠之业，深嗜笃好，似挟有生以俱来，如寒之索衣，饥之思食，如无一日之可离。灯右雠书，研朱细读，每日率竟千行，细楷动逾数万，连宵彻旦，习以为常，严寒则十指如锥，煇暑则双睛为瞀，强自支厉，不敢告疲”。以上文字，确是他勤奋校书的真实写照。他一生校书一千多部，一万六千多卷，堪称民国以来校勘古书最多的人。

傅老先生可谓古籍泰斗，所谓“日校十页”，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每日不辍必校书十页。包括《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记》、《双鉴楼藏书续记》、《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宋金无秘本书目》、《藏园校书目》、《藏园诗稿》、《藏园游记》、《藏园续收善本书目》等100余卷。

双鉴楼主人

傅增湘先生从事校勘的目的是整理古籍以利于学术研究，所以凡是经他校勘过的诸书，他都尽力传播，编成校勘记数十种陆续发表，供学人采择。当年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影印《四部丛刊》初编、续编时，就曾向傅氏借用善本书三十余种，《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也有多种取自双鉴楼。除此之外，老先生还慷慨借阅，以广流通，为很多同时代的学者提供基础资料，供其研究学习，包括朱祖谋、徐乃昌、董康、陶湘、吴昌绶等人。

傅老先生勤于访求，除经常于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等著名书肆浏览翻阅外，对荒摊冷肆也都加以注意。不时还专赴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宁波、歙县等地访书。除书肆外，他兼及藏书家，甚至专程赴高邮、宝应、常熟、绍兴等著名文化兴盛之区访求。这样日积月累，收藏日渐闳富。1916年，傅增湘收得端方旧藏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资治通鉴》，得与祖遗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相配，便号藏书之所为“双鉴楼”。

1918年，傅增湘定居北京后，又将它贮于宅旁园中。退职后，他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诗意，自号为“藏园居士”。1928年，他又收得宋淳熙十三年宫廷写本《洪范政鉴》，这是仅存的孤本书和传世中唯一完整的宋代写本。宋时抄录此本之事曾载入宋朝的《会要》中，是极为珍贵的善本。自此，他改以宋《洪范政鉴》和宋绍兴本通鉴槽配，合成“双鉴”，更是名重一时。通计傅氏平生所得善本书籍，宋、金刊本约150种，4600余卷。元刊本数十种，3700余卷。至于明以下刊本和名家抄校本则未能尽记。

1898年，傅增湘参加科举，得中二甲第六名进士，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他的长兄傅增于早在1892年已进士及第。1904年，次兄傅增渭又高中进士。三兄弟先后高中，一时传为美谈，傅家也有“一门三进士两翰林”、“江安三傅”之美誉。

1917年傅增湘出任北洋政府王士珍内阁教育总长。在任期间，他与徐悲鸿的一段交往，被传为佳话。

他任教育总长时，徐悲鸿携带自己的作品来访，请求帮助他取得留法学绘画的公费。傅增湘与徐悲鸿素不相识，但在面谈和看了徐的作品后，认为他极有才华，又是寒士，表示一定帮忙。然而第一批留法公费名单发表时，徐的名额竟被权势挤占，没有他的名字。傅先生得知后很气愤，徐悲鸿也以为受了愚弄，来信严词责问。傅增湘对徐的心情十分谅解，告诉他此次已无力挽回，但他决不食言，一定给徐深造机会。

不久，第二批公费留法名单下来，傅增湘即把徐列入。徐悲鸿原以为第一次已被人顶替，又严词责问过傅先生，肯定再没有希望，直到名字发表后，他才相信傅先生是真正爱惜人才的，并亲自前往致谢。徐悲鸿成名归国后，专门拜访傅先生，提出要为其画像，以表心意。画成后，傅先生设宴致谢，席间徐悲鸿向客人们谈及这件事，一时传为美谈。以后，凡徐悲鸿在北京，每年必来探望，双方成为挚友。徐作的这幅傅先生画像也是徐悲鸿油画肖像中的得意之作，傅先生曾用彩色精印数百幅，分赠友朋。

《平复帖》是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261—303）书写的一封信简，为我国存世最早的书法真迹。此信的首行中有“平复”两字，故名“平复帖”。当年《平复帖》为恭王府所藏。1937年，溥心畲先生丧母，欲出让《平复帖》以办丧事。

在此期间，一些清朝遗老，如阿联、孟锡圭、朱蓬寿，最后一位状元刘春林等都曾致函溥心畲先生，对《平复帖》易手表示惋惜，怕像恭王府出让的唐韩干《夜照白图》那样，流失海外。信致溥心畲先生，大意为，现已民国，丧事可否从俭，《平复帖》可否暂押盐业银行，云云。并托傅增湘向溥心畲致意此帖为祖传，还是留在本族为好。

傅增湘回应大家说，张丛碧（张伯驹字丛碧）怕此帖流失海外，早有收购之意，并且，他曾为《夜照白图》事致信宋哲元请求保护该图。虽说张家财势已大不如前，但以此推断他不会做出份外的事。另，心畲世兄（傅增湘先生与载赢贝勒有交，故称溥心畲先生为世兄）对《夜照白图》事，总有覆水难收的歉疚，曾说，我邦家之光已去，此帖由张丛碧藏也好。并且回绝了出高价的画商。傅增湘还对大家说，此帖易手木已成舟，让价大洋4万块已经议定，请大家不要为此事太伤感。此事经傅增湘从中斡旋，《平复帖》最终易手张伯驹。

1944年春，73岁的傅增湘突患脑血栓，半身瘫痪，卧病在床。傅家的生活日渐窘迫。在以后的日子里，傅增湘的藏书，除为更新流通有少量售出外，还有一批为维持生计而不得不出售的部分，他一直视如家珍的景佑本《史记》、宋蜀本《南华真经》也在其中。他给友人的信中提道：“藏书不能终守，自古已然。吾辈际此乱世，此等身外物为累已甚。兼以负债日深，势非斥去一部分不可。”

身染重病时，傅增湘自知不能再进行校勘，遂首先将自己1.6万余卷古籍捐赠北京图书馆，并遗命家人将其珍藏捐献。1950年，傅增湘的长子傅忠谟将480部（约3500册）和傅增湘生前所用文具28件捐赠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其中包括宋刊本《资治通鉴》等。这些书经他用善本精校，图书馆极为重视，已全部列为善本，编入1959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之中。另有一批古籍计3.4万余册捐赠故乡四川，现藏于重庆图书馆和四川大学。

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选首届院士，傅增湘初为人文组提名人选。为此，胡适曾两度拜访傅增湘于病榻前，转致国民党政府之意，愿以专机护送其全家及全部藏书赴台湾，并保证其一生生活无虞。但他已于1949年10月20日病逝于北京，安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