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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杀不可辱!翻译巨匠傅雷夫妇之死(图)

 2016-03-02 06:0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4


1965年8月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邸书房内。(网络图片)

翻译巨匠傅雷夫妇的愤然辞世,乃是在1966年的一个孟秋之夜。准确地说,是在1966年9月2日的夜晚或3日的凌晨,58岁的翻译大师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药,辗转而亡。两小时后,他的夫人朱梅馥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长结,打圈,系在铁窗横框上,尾随夫君而去。

1957年,傅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凡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无法戴帽。但到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傅却再也无以幸免。在一次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傅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沉重回家。见到夫人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1966年,当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主义浪潮席卷中国的时候,傅已预感到自己在劫难逃。他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而当“运动”才开始一月,他就向朋友们喃喃自语:“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仿佛灵魂已急不可待。

而现在,这只昂首天外的天鹅终于等到了上路的机会。经过从这年8月底开始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他觉得动身的时机噎完全成熟,大地上已失去了逗留的理由。他头朝天堂、眼望故乡,将一杯和有毒鸩的药水仰脖吞下。他不再妥协。

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时光,户籍警察左安民闻讯赶来,发现书桌上有一个火漆封固的包裹,里面是几个装着钱、物的信封,以及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遗书,全文如下: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伟大的领导人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噎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侯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这是人类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杰出心灵才能作出的超常反应。它清晰、周密,将智慧赋予人的坚忍和冷静发挥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程度。让我们回忆一下他在临终前的最后几天里所受的种种横暴:

为了搜寻反革命证据,戴红箍的红卫兵挖地三尺、煞费苦心,甚至把傅家花园里的月季也连根拨掉;震耳欲聋的口号,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傅雷夫妇先是被罚跪在地,继而被人拉到长凳上戴高帽……

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到这个人有条不紊地书写他的死亡文告,甚至连火葬费,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补助,姑母首饰的赔偿额都一丝不苟地抄出,仿佛这一切在他心中早已酝酿成熟,现在所做的不过是照单誊录。

现在让我们费一点笔墨谈一谈朱梅馥,谈一谈这个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女主人。据与傅家有长期交往的朋友回忆,造化在这个女人身上显示了一种极其奇特的矛盾统一。受的是完全的西式教育,在音乐、书画、英文小说的鉴赏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但这些现代的文化训炼并没有磨蚀掉这个女人天然的内在之美。

她的性格、气质、应对事物的态度完全是东方古典社会贤妻良母的典型。在给儿子傅聪的信里,她这样解释自己:

“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苛,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她,我原谅他。”

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追随,这种对真理、正义力量的由衷敬畏,恐怕是现在一些半生不熟的女权主义者,自以为是的“知识女性”,张牙舞爪的“女强人”们所无法理解的。她把东方女性的温存与高贵,坚定与自信,仁爱和牺牲发挥到了令上帝也为之落泪的程度。到现在,我们仍然不知道,而且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夫妇在赴死前的最后几小时里商量过什么,但验尸报告告诉我们,傅比朱早死两小时。也就是说在这两小时里,一个女人要亲眼目睹自己相守34年的爱人先是喝下了毒药,继而痛苦地痉挛、抽搐,最后辗转死去。

这对她来说,实际上经历了两次死亡:前一次是心死,后一次是身死;前一次是精神亡命,后一次是灵魂投奔。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朱在投缳自尽前,先将一块棉胎铺在地上,然后才将方凳放上去——她的目的是,不让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影响了别人的休息。

翻译家傅雷渐渐淡出了当代人的视野,但他一生凡事一丝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笔墨。当年翻译法国文学名著《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精益求精,一译再译,几易其稿,但一经定稿竟不许编者改动一字一句。傅雷还把这种严谨的为文之风用在教子上。他不仅把巴尔扎克的系列小说翻译给中国读者欣赏,还为世界人民献上了一个音乐家——他的儿子傅聪。

傅雷的这一作风,在他辞别人世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临走前,他没有忘记托自己的内弟朱人秀上缴当月55元的房租,没有忘记给自家的保姆周菊娣留下一块女表,一个旧挂钟,一张600元的存单作为她过渡期的生活费。他说:“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最后剩下的53.3元又托付给朱人秀作为自己与夫人朱梅馥的火葬费。没有一丝一毫的疏忽,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1966年9月3日凌晨,中国杰出的翻译家傅雷与夫人朱梅馥携手同肩,双双自缢身亡。9月2日夜,傅雷和夫人留下了一封最后的家书。这是写给其内弟朱人秀的遗书。遗书让人们看到,傅雷的“反党罪证”是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画报上有宋美龄的照片,可这两件东西是傅雷的小姨子寄存于傅家的。

他在遗书中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介书生痛切的自白:“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噎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就这样,“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傅雷夫妇辞别了动乱的人间。

責任编辑: 杨天龙 --版权所有,任何形式转载需看中国授权许可。 严禁建立镜像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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