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杀不可辱！翻译巨匠傅雷夫妇之死(图)

1965年8月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邸书房内。（网络图片）

翻译巨匠傅雷夫妇的愤然辞世，乃是在1966年的一个孟秋之夜。准确地说，是在1966年9月2日的夜晚或3日的凌晨，58岁的翻译大师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药，辗转而亡。两小时后，他的夫人朱梅馥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长结，打圈，系在铁窗横框上，尾随夫君而去。

1957年，傅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凡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无法戴帽。但到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傅却再也无以幸免。在一次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傅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沉重回家。见到夫人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1966年，当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主义浪潮席卷中国的时候，傅已预感到自己在劫难逃。他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而当“运动”才开始一月，他就向朋友们喃喃自语：“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仿佛灵魂已急不可待。

而现在，这只昂首天外的天鹅终于等到了上路的机会。经过从这年8月底开始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他觉得动身的时机噎完全成熟，大地上已失去了逗留的理由。他头朝天堂、眼望故乡，将一杯和有毒鸩的药水仰脖吞下。他不再妥协。

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时光，户籍警察左安民闻讯赶来，发现书桌上有一个火漆封固的包裹，里面是几个装着钱、物的信封，以及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遗书，全文如下：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伟大的领导人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噎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侯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这是人类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杰出心灵才能作出的超常反应。它清晰、周密，将智慧赋予人的坚忍和冷静发挥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程度。让我们回忆一下他在临终前的最后几天里所受的种种横暴：

为了搜寻反革命证据，戴红箍的红卫兵挖地三尺、煞费苦心，甚至把傅家花园里的月季也连根拨掉；震耳欲聋的口号，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傅雷夫妇先是被罚跪在地，继而被人拉到长凳上戴高帽……

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到这个人有条不紊地书写他的死亡文告，甚至连火葬费，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补助，姑母首饰的赔偿额都一丝不苟地抄出，仿佛这一切在他心中早已酝酿成熟，现在所做的不过是照单誊录。

现在让我们费一点笔墨谈一谈朱梅馥，谈一谈这个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女主人。据与傅家有长期交往的朋友回忆，造化在这个女人身上显示了一种极其奇特的矛盾统一。受的是完全的西式教育，在音乐、书画、英文小说的鉴赏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但这些现代的文化训炼并没有磨蚀掉这个女人天然的内在之美。

她的性格、气质、应对事物的态度完全是东方古典社会贤妻良母的典型。在给儿子傅聪的信里，她这样解释自己：

“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苛，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她，我原谅他。”

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追随，这种对真理、正义力量的由衷敬畏，恐怕是现在一些半生不熟的女权主义者，自以为是的“知识女性”，张牙舞爪的“女强人”们所无法理解的。她把东方女性的温存与高贵，坚定与自信，仁爱和牺牲发挥到了令上帝也为之落泪的程度。到现在，我们仍然不知道，而且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夫妇在赴死前的最后几小时里商量过什么，但验尸报告告诉我们，傅比朱早死两小时。也就是说在这两小时里，一个女人要亲眼目睹自己相守34年的爱人先是喝下了毒药，继而痛苦地痉挛、抽搐，最后辗转死去。

这对她来说，实际上经历了两次死亡：前一次是心死，后一次是身死；前一次是精神亡命，后一次是灵魂投奔。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朱在投缳自尽前，先将一块棉胎铺在地上，然后才将方凳放上去——她的目的是，不让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影响了别人的休息。

翻译家傅雷渐渐淡出了当代人的视野，但他一生凡事一丝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笔墨。当年翻译法国文学名著《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精益求精，一译再译，几易其稿，但一经定稿竟不许编者改动一字一句。傅雷还把这种严谨的为文之风用在教子上。他不仅把巴尔扎克的系列小说翻译给中国读者欣赏，还为世界人民献上了一个音乐家——他的儿子傅聪。

傅雷的这一作风，在他辞别人世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临走前，他没有忘记托自己的内弟朱人秀上缴当月55元的房租，没有忘记给自家的保姆周菊娣留下一块女表，一个旧挂钟，一张600元的存单作为她过渡期的生活费。他说：“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最后剩下的53.3元又托付给朱人秀作为自己与夫人朱梅馥的火葬费。没有一丝一毫的疏忽，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1966年9月3日凌晨，中国杰出的翻译家傅雷与夫人朱梅馥携手同肩，双双自缢身亡。9月2日夜，傅雷和夫人留下了一封最后的家书。这是写给其内弟朱人秀的遗书。遗书让人们看到，傅雷的“反党罪证”是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画报上有宋美龄的照片，可这两件东西是傅雷的小姨子寄存于傅家的。

他在遗书中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介书生痛切的自白：“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噎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就这样，“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傅雷夫妇辞别了动乱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