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一九七○年我作为70届的初中毕业生，已不会再去向往那“广阔天地”，也没有了当年老三届毕业生那种戴着大红花，坐着军用卡车在锣鼓的欢送声中热血沸腾的激情。嵌入这一届毕业生记忆中的，是对寒冷的北大荒、黄土高坡的惧怕。能去服兵役在当时是很奢侈的追求。
我是全校经过政审筛选被批准当兵接受体检人员中的一个。我很幸运，据武装部的人讲，我校的征兵名额是两名，而体检合格的也只有两名，是我和另一个男生。从体检回来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做着踏上军旅生活前的各种准备工作，甚至还梦想着将来自己会成为一名将军。可见，少年的梦是多么的浪漫。
在家人和同学都准备为我送行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学校的通知，我竟被取消了当兵的资格，这个通知如同晴天霹雳。学校为了补上这一名额，不得不匆忙将另一个政审稍有阴影的人补上这个空缺。这个通知在当年是一个谜，是一个不可能让一个普通老百姓所知道的谜，连我的朴实、憨厚、少言寡语的养父和五代都出身贫农的养母都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的思想政治工作异常地刻板而枯燥，就像当年人们见面打招呼时，机械地使用红宝书中那些词句做问候语一样。“一颗红心两手准备”，这是校方给我做思想政治工作时的一副良药，这副良药如同算命先生的话；两头堵，让你无法找出什么更好的理由来反驳他。那时，我那个年龄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现象，还无法进行理性的分析。对这件事我只有疑惑，因为，我明明看到毕业班的后门兵，一个接一个地从后门耀武扬威地走了，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却连正门的路都给堵死了。为什么都是一颗红心，他们只需一种准备，我却要两手准备呢？
一九七五年，不能当兵的谜底终于揭晓了。
原来我祖父是黑龙江省伊春地区的一个大地主，据当地人讲，方圆百里相当有名。我的父亲姓李，他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中，却在一九四五投奔了解放军。他跟随着共产党的队伍扛过枪、渡过江、赴过朝、受过伤。他当时所在部队是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团长就是解放后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据当年和我父亲一个部队的人讲，他枪法很准，作战勇敢，多次受到部队领导的表彰。
我的母亲也姓李，出身名门大户，她的家在北京，她的母亲在中科院工作。我母亲的家是个大家族，她的家族中，有唱戏的，有从政的，有搞教育的，还有经商的。她和我的父亲是哪年认识的已无据可查，当时我的母亲在师部工作，是个文书。我父母的婚事就是当时的师长给她保的大媒。在那个所谓革命与战争的年代，革命队伍中的恋爱方式，基本上都沿袭着这样的模式，这可能就是“延安作风”吧。难怪有许多后来进城的土八路纷纷抛弃了“战火中”结合的妻子，而“拜倒在资产阶级小姐的石榴裙下”。
在赴朝作战中，我的父亲负责后勤供给工作。在一次运送物资当中，他的腿被炸伤了；我的母亲也在那场“雄赳赳、气昂昂”的战争中献出了半个手臂。随着凯旋的号角，双双拖着伤残的身体回国了。当时，中央军委在铁岭地区建立了一所“荣誉军官学校”（这个建制后来取消了）。我的父亲、母亲作为伤残军人调到那里去工作，父亲当时任营职，母亲是连职。
一九九○年，为了寻根，我特意赶到铁岭与我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姐姐见面。我的姐姐带我到当时的校址去看看，此时已是人去楼空。为了进一步证实我过去的经历，姐姐带着我拜访了几位原来军校的老人，他们大都已是年过古稀，但对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父母还是记忆犹新。
那时，我的父母亲在铁岭军校入住后先后生了我的大姐，我和我的双胞胎姐姐，我的弟弟。那时的家庭生活环境很好，据叔叔阿姨们讲，因为我们家孩子都是隔两年就出世一个，父母工作又忙，家里就请了两个保姆来照顾这几个孩子，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在我蒙眬的记忆中或许是在梦里，也多次出现过一个场景：一个大操场，操场的一头有许多靶子，许多人趴在地上，手里端着枪在练瞄准。我拿着小石头子往他们枪的准星上放，在扣动扳机时谁的石头掉下来我就跑过去给重新放上。这可能就是我童年的残破记忆。
一九五七年，我们这个祥和、安逸、平静的家庭生活被打破了，被震碎了，而且是支离破碎。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父母刚刚远离战争的硝烟、过上安定的家庭生活，我们儿时的梦想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的父亲在一夜之间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从此长期地告别了这个家庭。直到三十几年后，他历经千辛万苦、通过四处查找，才找到了我的弟弟。在那个大院里，这样的家庭还不只是我们一家。
在发生这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后，我的母亲就要全部承担起维持家庭生活，养活我们几个孩子的重担。由于父亲被带走后的经济条件所限，家里无法再用保姆。父亲、母亲的家人又远在他乡，很难给与有效的帮助。离开了没有保姆，没有父亲日子，母亲的生活是很艰难的。当时的军校领导在我父亲被判刑后，多次找我母亲谈话，让她做出选择：第一，与父亲脱离关系能够保留党籍，但要脱下军装；第二，不脱离关系就要开除党籍扫地出门。
那个年代的人，把追随共产党和加入共产党，看作是一种至高无尚的荣誉和神圣的使命，有许多人把党籍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这类人大多是追随中共的平民阶层，像我的父母亲。更高一层的党内高官，是否也是这样的忠诚与纯真，那就要画个问号了。我的母亲做出了第一种选择。
我们全家临离开那个大院的时候，场面很有些凄惨。我的母亲怀里抱着我的弟弟，另一只手拉着大姐，我和我的双胞胎姐姐跟在母亲的身后，大院的邻居没有人敢与我们道别送行，能够为我们送行的是院里的士兵和保卫人员。我母亲在离开那所让她眷恋的房子时，将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去掉了帽徽和军衔的军装，端端正正地放在了床上，等她走出好远，还很依恋地看了那屋内一眼。
在好心人的劝说下，也为了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我的母亲在临走的时候，把我双胞胎的姐姐留给了铁岭一户三代出身都是工人的家庭。那是个两口之家，无儿无女。在当年那个家庭出身压倒一切的年代，也算是我母亲为我姐姐找到的一个不错的归宿。
我们随着母亲来到了北京她的妈妈家，当时我三岁，我的弟弟刚满周岁，我的大姐也只有五岁。我姥姥在中科院工作，她生性要强，性情刚烈。当初我父母的结合她就极不赞成，按照她的意思母亲应该找个门当户对的乘龙快婿，最起码也应该找个师长、旅长的，像我父亲的职务和出身她是极不同意的。如今，我母亲的命运不幸被她言中，她更是得理不铙人。自从进入那个家门后姥姥对我们和母亲就没有一天好脸色。当然，活脱脱的多了我们这一家四口，从日常生活上讲的确非常吃力。为此，我姥姥就天天逼着我母亲，让她尽快改嫁。我母亲在年轻的时候的确相貌出众，在军校的时候，人们也戏称我母亲是一朵校花。据后来在北京为我母亲介绍对象的媒人说，生过几个孩子之后她依然是风采照人，她当年二十九岁。
我母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听从了姥姥的意见，先把我的大姐送给了位于西四颁赏胡同的一户人家。那是一户平民家庭，家里还有一个男孩，那对夫妻都有工作，生活还算不错。我当时还很小，我的母亲并没有马上把我送人，现在想起来，她还是有一番苦心的，她当时很想把我和弟弟一起带在身边。但是，一个人活在世间，能有多少事会遂人心愿呢？
我姥姥东奔西跑为我母亲寻找新的丈夫，在那段日子里不断有媒人闻讯赶来说媒拉线，把我母亲看成是一块放在砧板上没有出售的鲜肉，恨不能马上就想让人们把她吞掉。不过，在那个年代，按照我姥姥的目标去选择母亲的对象，没有一个能够成功。那些个高官，只要一听到曾是右派的妻子，惟恐躲闪不及，哪个还敢跟她通婚？更何况身边还带着几个半大的孩子。经过这些尝试，他们终于把目标放在了平民百姓的身上，但一定要根红苗正。很快，一个小我母亲两岁的理发师进入了母亲的视线。那个男的当时在新街口一个国营的大理发店工作，人长得很帅，他的照片经常被挂在“中国”、“白雪”照相馆的展示橱窗里。他家三代出身没有问题，又没有结过婚，在当时的确是个很好的人选。可对方提出只能带一个孩子过去，我的母亲不同意他的要求。我姥姥就对我的母亲使了个缓兵之计。她对我母亲说：“我先把二傻（我儿时的小名）送到亲戚家里代养，日后你那儿宽裕了再把他接回来。”也就是这个决定，使我的童年经历如同《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流浪生活。
我姥姥给我选择的第一家寄养人是我的小姨家，当时住在西四附近的大酱房胡同里。我现在还记得，我到她家时是个晚上。那是一个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一进大门还有个大影壁。小姨家打扫得非常干净，地上的青砖都闪闪发亮。他们给我吃的饭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叫不上名字的饭菜，主食是花卷。但不像我在姥姥家吃的那个拳头般大的花卷。这个花卷只有核桃般大小，非常的白，大了才知道那是富强粉做的。她们家只有一间屋子，我小姨和我姨夫在屋内的大床上睡，安排我在一张小床上睡下。这一晚是我睡得最舒服的一个晚上。梦中我发现自己是在一间到处都是黄灿灿的阳光的房子里，我在这间房子里尽情地玩耍、尽情地叫。在我叫喊最起劲的时候，被小姨叫醒了，她轻轻地告诉我该起床了，要我跟她一起去上班，此时我姨夫早已走了。
一九五八年，北京的天桥是最热闹的场所，这里到处都是耍把式、卖艺的。当时那种繁荣景象，那种人文气息和现在炮制出来的天桥景观无法相比。小姨把我领到一个很大的帐篷一样的剧场内，场内有个很大的舞台，台下面是一排排的长条凳子，她把我放在最前排的中间坐下，并嘱咐我在她来接我之前不要乱跑。
我就这样在板凳上打发走了半天的时光。在戏台下面我有时能看到小姨，穿着古装衣服，一边唱着戏，一边还不时地朝我这边望，生怕我跑了似的。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我便摸出规律，经常会趁小姨照顾不到我时，跑出去转几圈再回来。我每次出去最爱看的，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拉洋片”。通过一个小孔望进去，里面有好多好看的图画。还有变戏法的，当时，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在那个变戏法的人身上，能变出个大鱼缸来，里面还有活蹦乱跳的鱼。
好景不长，几个月下来，我小姨可能很烦了。她有时候要停下唱戏，在天桥市场里到处找我，找到我之后，她总是把我拉到一个人少的地方，看着我不说话，一会儿便大哭起来，哭得非常伤心。至今我很难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那段日子很快就结束了。
一个阴雨连绵的季节，姨夫带着我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到了另一个城市。据后来家人告诉我，去的是河南，也是家里的一个亲戚家。记得当时在车站上到处都是雨水，四周的颜色，除了灰色就是黑色，一路走出去都是要饭的，肮脏而黑黢黢的脸衬着灰色、黑色的世界。这些人见到我们过来，就死死地抓着姨夫的衣服不放，我们只好把吃剩的东西给他们才得以过去。这次到的那个家，房间很小，昏黄的灯光下我姨夫跟他们谈着什么。由于旅途的劳累，不一会我就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我姨夫又带着我回到了北京。事后家人告诉我，河南那家亲戚，由于生活条件不好，没有能力收留我。
我的第二个家是我的姨姥姥家，住在北京灵境胡同一个独门独院的大院子里，有好多间房。她有两个儿子，都在上大学，她本人在统战部工作。在这个家里，我被他们看作是不速之客。他们对我非常不好，经常不给我吃饱。我的姨姥姥非常可怕，每次吃饭还没等我吃上几口就让我下桌，要是不下桌，她就往死里打我，直打得我连喊叫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为止。后来上小学的时候，一见到岁数大的老太太我还心有余悸，两腿发抖。当然，我小学班级的谢老师，那时也有打人这个毛病。班上哪个同学学习不好，这个老太太就用两手捏住那个同学的手指尖死死不放，那个同学会疼的像杀猪般嚎叫。
为了解决我的饥饿问题，我有时就在院子的犄角找那些收拾带鱼时被扔掉的鱼头和鱼尾。我把它们捡拾起来放到炉子上面烤熟了吃，那些东西是她家里猫都不愿吃的东西。可以想见，我当时的生活状况，还不如他家的猫。而她的家却是我当时见到的很富有的一个家，屋子里面两个墙壁都是书，有沙发，还有一个很大的落地式收音机。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家境，就算是很好的了。
为了离开她的魔爪，我选择了出逃。第一次出逃是成功的，我跑到了离她家不远的西单商场。那个时候的西单商场还是一个很破旧的砖木结构的楼房，那里有个说相声的地方叫曲艺厅。在那个曲艺厅的下面一层，就是卖各种北京小吃的地方，有各种美味的年糕和紫米粥，小吃店里的人总是那么多。
离家出逃后的第三天，我就在西单商场附近认识了十几个和我年龄相近且命运相似的孩子，他们都是满身肮脏、衣衫破烂。我的衣服虽然三天没洗，也比他们干净得多。在和他们的聊天中，我得知这是一群流浪儿，有的是像我一样离家出走，有的就是孤儿，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和他们在一起我学会了流浪生活的技巧，比如每天洗脸，就会自然的找寻路边的水龙头解决，睡觉就躺在靠路边卖东西的铁柜里面。记得那时已是深秋季节，我只穿了一件小棉猴，夜里就蜷缩在铁柜里垫着一块草帘子睡上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们会聚集在西单商场里面的各个饭馆的门口，窥视着里面客人吃完的残羹剩饭，趁服务员没有打扫之前冲过去抢食里面的饭菜。如果能够赶上一个好心的顾客，还会把只吃了一半的东西送给我们。我们每天的生活只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这要耗去我们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其它的时间则是用来躲避饭店服务员的驱赶和寻找当晚的住处。那时候我们最大的心愿是不用为填饱肚子而奔波劳碌，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的第三个主人，也是我被辗转寄送的第三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性。那是在我流浪中遇到的。当时，我趁她在小吃店购买其它食物时，将她放在桌上的一碗热粥，狼吞虎咽地喝了下去。我正庆幸自己的机敏时，身上棉猴的帽子突然被一只手抓住了。我本能地缩下身去，准备迎接一顿毒打——过去我经常遭受这样的毒打，这已是家常便饭。但半天那顿拳脚也没有来到，却见到一张美丽、端庄的脸对着我在微笑，她随后还把我拉向怀里关切地问我是不是还很饿，我胆怯地点着头，因为大半天我都没有吃到东西了。她像生怕我跑了一样，拽着我的手和她一起去给我买吃的。在我吃东西的时候，她一直看着我，总是笑眯眯的。饭后她问我：你家在哪里？我送你回去？在她的面前我第一次撒了谎。无论当时由于何种原因或是出于何种目的，我觉得那是我人生走向恶的开始。人的一生就是这样，无论逆境与顺境，无论富有与贫穷，在一个人刚刚踏上生命旅程的时候，他们的心都是纯洁的。当你进入社会后，假如你仍然能够始终向善，不为人生境遇所左右，你将一生都会得到一种内心的平静与安宁；假如你的心，随着人生境遇而产生恶念和恶行，你将随着这种恶行走下去。如果不能节制，不能与这恶进行自我的抵御，那么，你将成为社会上恶的代言。直到死的那一天，你的内心都将无法找寻到那块美好的、神圣的、平和的、安宁的净土。至今我回忆起来，我以后的几十年恶念、恶行伴着我，都缘于最初的与恶的心魔的交缘，是我把那颗纯洁的心灵抵押给了恶魔。
我面前的这位年轻的女性，在听到我没有家的谎言后，并没产生半点疑惑，却越发地流露出了关爱和怜悯的神情。真的，现在回忆起来，她的端庄、清秀的脸庞，她那美丽、安祥的面容，使我觉得她如同观音再世。
她的家与她的外貌和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高雅的气质有些不太相符，房间不大，一个瓦数很低的电灯泡发出暗淡的光。室内很昏暗，房间内有一个土炕而不是床。她的父亲见到她把我带回家，显得异常高兴，像她一样的热情，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的对待我。这个家只有她和她的父亲，我再没见过其它人。她父亲端着一碗雪白的、热腾腾的大馒头放在桌上时，室内顿时充满馒头的香气和热气。在这里，我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第一次体验到了母性的温存。
白天我才看到，我昨天进去的那个房子，是在一个院子里，大院子的地上晾着许多干杏核。白天没事无聊的时候，我就砸开几个吃。那杏仁的味道苦丝丝中带着甜意。从那之后的几十年中，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杏仁。几十年过后，当我回忆起那段往事的时候，曾身不由己地去寻找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在前门珠市口附近，按照童年的记忆，我竟然找到了那个院子。门口的确挂着一个国营土产公司的牌子，我大着胆子硬闯进去，但拦住我的却不是那家人家。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已经占据了她住的那间房子。他用防贼一样的眼光看着我。我只好带着遗憾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那个地方。我之所以对她记忆如此深刻，不仅是她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收留了我，还给了我一种爱心，一种无私的爱，她使我对一切的人的本能的感恩之心始终没有泯灭。
在这个“天使”的家里住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有一天她突然带着我，又来到了西单商场。那天她穿的特别漂亮，她带我在商场里转了几圈，为我买了一件很漂亮的棉服，又带我到她第一次见到我的那个小吃店里，叫了几样我爱吃的点心，我不停地叫着她阿姨，以表示我对她的感谢。最后她告诉我，一会儿要带我见一个人，我问她是谁，她说这是个谜，一会你会惊喜的。见到来人后我哪里是惊喜，我感到的简直是震惊，我前面站着的是我做梦都不想见到的姨姥姥。在他们成年人的一番交接过后，这个很漂亮的阿姨蹲下身来，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她的脸颊很烫，一会儿她的眼泪流到了我的脸上。随后，她猛地站起身离我们而去。我看着她的背影，她却没有回过一次头。她的背影、美丽的脸庞、灿烂的笑容，我至今都很难忘却她为我的付出，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她没有奢求任何回报，她是无私的，带着一颗善良的心做着奉献。是啊，文明、和平、美好的社会，正是靠着她们来构建。每个社会这样的人越多，证明这个社会就越有希望。反之，这个社会就要接近崩溃的边缘，就像古罗马帝国那个庞培城的毁灭一样，那就是人类的恶行毁灭了人类自身。
回到那个恶毒的老太婆家后，我突然发起了高烧，经诊断是急性肝炎。我被送进了医院，整整七天的高烧。在我昏迷的时候，我盼望那个阿姨能够来到我身边。多亏是她在那个时候收留了我，并把我带回了家，否则我可能要死在流浪的路上。
有人总把风风雨雨这个词用来形容自己坎坷而动荡的人生。
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还是儿童的时期，就已经历了常人没有经历过的生活和离奇的遭遇。谁也不会想到，从那之后，我又被辗转送了十多家。最后的一个终点，是一个住在西四砖塔胡同的两口之家那里。是谁把我送来的，经过了怎样的程序我早已忘记，我只记得在这个家庭里，我得到了温暖和爱护。
这个家庭的男主人也就是我的养父姓马，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他在一个回民饭馆里上班，还是一个小头目。他的爱人也就是我的养母也姓马，在一家托儿所上班，两人心肠非常好，就是养母脾气有些暴躁，到她家我已五岁多。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里结束的。
这个院子很大，院子的中心还有一口枯井，深得看不见底，直到我离开这个院落的时候，也不知道这口井下面到底隐藏着什么。院子的西房门口种着两颗粗壮的树，一颗是椿树（臭椿），一颗是榆树。就是这颗榆树，救活了我们院内两户人家的命。
院子里住的都是工人；也就是平民百姓。西屋那家，丈夫是踩三轮车的，媳妇无业在家，他们家有七个孩子。北屋住的是两代人，挤在低矮的平房内。南屋是个五口之家，也是丈夫在外面工作，是个印刷工人，妻子在家带孩子、做饭。在平常的日子里，小院里洋溢着祥和的气氛，谁家要是做了好吃的，别家的小孩子会闻着香味跑过去，免不了这家的饭菜就要被孩子们抢吃了。日子久了你不去吃他，他反而不高兴，就故意做一锅香喷喷的肉，早早的打开锅盖，让院子里充满诱人的肉香。这时，他就会站在院中央老张老李地叫着，催着大家去他家吃肉。
仲夏日的晚上，余热未消，大家便从低矮的平房里走出来，每人拿着一个小板凳，很自觉地在那口枯井旁围坐一圈。男人们尽可能的讲一些别人不知的奇闻，以显示自己见多识广；女人们偶尔也要故作姿态的插上一句，以显示在家中的一席位置。我们就惨了，听着大人们的聊天，如闻天书。但也不走，因为院中两颗粗壮的大树，把整个院子罩在它的树荫下，在酷热的天气里，能透出些许的凉气。
好景不长，我来到这户人家没有两年的光景，就赶上了1960年。
在三年“自然灾害”里，养父母家的生活条件在小院里算是个土财主。他们是双职工，只有我一个孩子，养父能利用职务之便从磨豆腐的豆浆房里每天带回一大包豆腐渣，这些豆腐渣除了接济院内几户孩子多的家庭外，剩下的就够我们填饱肚子了。西屋那家拉车的是生活最困难的一家，孩子都已半大了，自然是能吃的时候。他们的父亲，每天靠一膀子力气挣钱，自然也要吃饱肚子，在当时那个年月吃饱饭是百姓的第一需要。
苦撑到自然灾害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家连豆腐渣也吃不上了，西屋那家也就更没有办法吃大锅饭了。他们家里每顿饭都要由孩子的妈妈，把每人每天的口粮分别放在各自的碗里，然后上锅蒸。有一次我亲眼看到，孩子的妈妈在盖上锅盖之前，悄悄地将自己碗里的米拔出一大半，放在她丈夫的碗里，然后就像数米粒一样，数出那么几十颗米，放在家中长子的碗里。这一年，北京城里、城外能吃的树皮和树叶，几乎都被饥饿的人们剥光了，连地上的蚂蚱都不能幸免，空中很少能看到飞着的东西。西屋家里孩子多，粮食越来越少，当时正值院内榆树结满了榆钱，就是这些榆钱和榆树下面的一些根茎，帮助他们和其他两户人家，度过了那个让人难以忘记的饥荒年月。
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小院中的那分祥和、平静再也找不回来了。多少年过去了，那个小院中的人们，在生活的风雨中有的曾经疯狂过，有的曾经泯灭了自己的人性和良心，更有的疯狂到不顾手足、儿女、夫妻之情，残害、虐待自己的亲人。
几十年后，我有幸又见到了那个小院中的一个邻居。他其实比我只大上四五岁，但过早苍老的面容，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出十几岁。他见到我之后目光飘移，长时间的不敢与我对视。他是吃我们家豆腐渣最多的一个邻居，也是历次运动中最疯狂的一个马前卒。在文革的时候，院里人谁都不会想到，他会带着红卫兵把自己的家给抄了，竟然还扭着他母亲的胳膊，在胡同里游街。1968年他去了东北兵团，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改革开放后，他终于把户口迁回北京。但是，由于当年他总想着革命，只学到一身的造反本事，没有其他特长，就只能靠捡破烂维持生计。我拉他进了一个小酒馆，半瓶二锅头下去，他的双眼就已经充满了血丝。他连连的叹着气，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一会儿就又泪流满面，情感不能自持。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又能给他什么劝慰和忠告呢？因为他是那个年代的畸形产物。那个年代造就的一些人就如同狼一样，假如再赶上适当时期，他可能都会把我的脖子给扭下来。我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无奈地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只给他留下两个字：保重！当然，连同刚才的饭钱。
我虽然没有被那个时代逼疯，但厄运始终没有离开我。1978年，我终于找到了可以倾吐的机会，欣喜地看到了西单民主墙蕴涵的勃勃生机，我毅然决然的进入了《探索》刊物。在这里使我的心灵找到了归宿，也使我搞清了是谁给我的家庭带来了厄运，使我的家庭支离破碎。
但是，就是这样一点点的自由思想，就是这样一点点的政治诉求与主张，险些遭招致杀身之祸。先是逃亡中被拘捕，后是没有任何理由地，在功德林监狱里被关押三个多月。1979年春夏之交我带着一身虱子，拖着疲倦的脚步回到养父母家时，他们像对待陌生人一样将我赶了出来，并丢给我一把钥匙说：给你安排了一间房子，你以后可以独立生活，不用再来找我们了。那年我24岁。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再去找他们的时候都被赶了出来。他们只跟我说：你只要不再来，就是对我们尽孝。为了看他们而特意买的两条活鱼，又让我完完整整地拿了回来。等我蹒跚的走到胡同口拐角处时，自然灾害时曾吃过我给他的豆饼的那个邻居、现在已当上了街道的治保主任的老邻居把我拉到一个僻静处悄悄地跟我说：“你不要怪他们，这老两口一辈子本分，最上面的公安局找过我们，也做过他们的工作，他们不愿意被扣上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我们正在替他们做工作，办理和你脱离关系的手续。这都是他妈的上面的指示，我们也没办法，只好干这缺德事。”我握着这位老兄的手，千恩万谢之后又留下了那两条鱼。
从此，我从那条熟悉的胡同里消失了，我不敢回去，我不敢面对那个小院，更不敢面对把我辛辛苦苦养大的两位老人。他们虽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但却胜似亲生父母。也就是从这天开始，我又过上了近似于流浪的生活。我就像个断了线的风筝四处飘荡，像一叶孤舟在茫茫的人海中找不到彼岸。从离开了那个温暖的家之后，每到逢年过节鞭炮齐鸣时，我就会躲到玉渊潭公园的湖边。因为在那里听不到鞭炮声，听不到欢笑声，只有湖水有节奏的轻拍堤岸。陪伴着我的，有风吹荒草的刷刷声为我歌唱，有风从我脸上吹过，带给我抚慰。
我因参与“南方会议”被判刑4年，1986年刑满出狱。
在以后的4年中，我扫过马路，捡过垃圾，当过饭馆的服务员，扛过麻包，烧过锅炉，社会上最底层的工作基本上都干过了。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没有哪个单位敢要，更没有谁会重用你，我们成了当时社会上最早的边缘人物。也恰恰就在这时，在我最困难时，苍天有眼，使我能够和一个贤惠的女子成婚。她顶着家庭的压力，顶着单位领导和公安的威胁，毅然决然地和我结了婚。婚后，虽然我们的生活很是清贫，但却过得很快乐，因为我们是为自己而活、而快乐。婚后一年，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但是好景不长，1989年“六四”之后，我又被非法拘禁六个月，因为“六四”时我是在“高联”《新闻导报》任顾问。回来后，在我和妻子生活过的那间小屋里看到的不是妻子迎接我的笑脸，而是一张盖有法院大印的离婚判决书。里面写着：因我有狂躁性格，精神不正常，做事偏执，致使夫妻不和，准予离婚。当时我疯子似地到处去找她和我的儿子，但却踪影全无。
一年多以后，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使我在大街上见到了她和儿子，她胆怯地、警惕地环顾了四周半天，才揪起我和她七拐八拐的来到一个厕所的旁边。她很愧疚地让我不要恨她，是他们（指公安）要她和我分开。说我在“六四”中参与了暴乱活动，这是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如果不离婚她和她们家都要跟着遭殃。她接着说：为了儿子，为了她们家二老，她只能做出这个决定。她说：只要她同意离婚，所有手续他们（指公安）分秒之间就能办成。
当时我不知道是怎么和她还有孩子分手的，我只记得和她们母子分手后，我就沿着北京城转着圈地走着，走了一夜。我那时很单纯地认为，离婚尽管是一件令我刻骨铭心的事情，但是儿子和妻子从此就能成为一个自由人，这种牺牲也是值得的。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厄运居然追到我儿子身上。
和我妻子离婚时，我的儿子刚刚一周岁。他不知道，站在面前的是他的父亲，只是把我当作一个陌生人。以后的几年里，我的生活始终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我不可能给儿子带来任何物质上的享受，更不想在他的身上出现和我一样的命运。谁知道这只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
几年后的一天，我的前妻突然给我打电话，当时我正在永定门火车站当搬运工，正赶上一批水果要赶着下站。我几次和老板请假，说家有急事，老板就是不批，一怒之下我连工资都不要，就离开了那里。
我前妻把我约到一个很僻静的地方，她还是那样的胆怯。在确认了没有任何人监视着我们的时候，她才告诉我一个令我异常气愤的事情。原来，我前妻去学校接我儿子的时候，跟她关系不错的班主任神秘兮兮地问她：“你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我前妻很诧异的答道：“没有任何事情呀。”。老师说：“不对吧，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的前妻更加疑惑地看着老师的眼睛半天说不上话来。最后老师才告诉她事情的真象：就是在今天上午，校长带着两个中年人找到她。只跟她说这两个人是上面派来的，想了解一些情况，需要她配合他们的工作。她当时以为是区教育局的来检查教学质量。但是在不着边际的谈了些其它事情后，就详详细细地问起了我儿子的情况。诸如；每天谁来接他，这孩子的性格如何，有什么特别的偏爱没有，经常接他的是谁，有没有家属以外的人和这个孩子接触等等。这个老师当时大着胆子，很好奇地问对方，他们是不是在做学生心理调查？对方摆着那张始终麻木的面孔，很严厉地盯着她。看了几秒钟，才蹦出一句冰冷的话：不该你问的少问！老师对我的前妻很神秘地说，我看他们不像是什么好人，感觉是像安全部门工作的。
又过了几年，我的儿子转学，本来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根据法律规定，我已不是孩子的直接监护人。但我的前妻又找到我和我商量。她说，学校领导非要她写一个有关儿子的亲生父亲的情况材料。她和校长吵了起来，校长无可奈何地告诉她，是上面的指示。要我前妻同情他，理解他，就算帮他个人的忙。我的前妻拿不定主意，就又找我来问。我能说些什么呢？
自从我1978年参与民主墙活动并进入《探索》后，近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每年都要有十几次、二十几次的被无故的叫到公安部门问话。在所谓的敏感时期里经常是几天、几十天；2006年竟然达到了上百天的被限制人身自由。在那些日子里，由于不能够出外工作，有时甚至靠借贷过日子。
我的父辈在铁窗中度过了二十年，出来后妻离子散，最后含冤客死他乡。到了我这一代，又遭到如此境遇。我曾在暗夜中对着上苍虔诚地祷告，希望上苍能够怜悯我的儿子，让他永远脱离开这个无形的禁锢。
惨烈遭遇何止我一家！
[附]：俞梅荪读文后给马文都的信
2007年，要不是参与反右50周年事，我早已把家父淡忘了。在家父50周年忌日，我彻夜难眠，致电邮告知老友马文都先生，收到回信如下：
时阳历七月二十二日，余在香山蜗居，因见俞兄祭父短文，难于畅怀，吾辈乃血性男儿，难为父亲申冤，伫立门前，仰天悲怆！
忆家父之情尤胜俞兄，父亦已归道山，当年情形犹历历在目，而父子之乐，已无从寻索，思之凄婉，不能释怀，感慨之余，发文祭扫，为祭俞兄之父而作。
与俞同忆五七年，慈父在，合家圆。光阴荏苒，又是七月间，慈父已居阴间地，天伦欢，今难全。
吾辈坎坷恍数年，又怎堪，一挥间。梦中常见，相顾两无言，物是人非不忍观，空垂念，泪难干。
没想到，马文都亦因反右而丧父，其生父李玉祥，1938年参加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后为东北野战军，历任班、排长，作战英勇，多次被嘉奖；1949年，随70军南下解放广东，任连长，荣立三等功，由军政委甘渭汉（1955年中将）作媒，与其母（师部干事）成婚；1951年，随40军赴朝鲜作战，腿被炸断，其母在战争中失去半个手臂，都成伤残军人，一同分配到辽宁省铁岭荣誉军官学校工作，分别为营职和连职军官。
1957年，其父反思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近万名优秀指战员被俘，占整个朝鲜战争被俘人员的75%，回国后都被清洗出部队，沦为贱民。他指出，这一失利是指挥失误所致，责任在指挥员，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战友鸣冤叫屈。为此，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又因地主出身而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罪，判刑20年。（现据史料介绍，当时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因指挥失误而向中央检讨，第3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赴京请罪。）
其母迫于军校压力，与其父离婚，并被清除出部队。当时28岁的母亲把3岁女儿送给铁岭一家工人，携3个孩子回北京投奔外婆家，又把5岁的大女儿送给北京新街口的一家平民，把3岁的马文都送给亲戚，自己带着周岁的小儿子，改嫁理发师。
马文都在亲戚家不甘受虐待，4岁出走，流浪街头，两年辗转十多户人家，最后由姓马的工人收养而长大。1978年，他看到西单民主墙的勃勃生机而参与《探索》刊物的活动，被关押在功德林监狱3个月，养父母迫于警方压力，与24岁的马文都脱离关系，逐出家门。
1975年，其生父在吉林省白城子监狱减刑3年获释，被安置在当地农村监督劳动。他通过多方查寻，只找到在北京的小儿子，其它3个孩子杳无音信；1983年，76岁时在白城子农村含恨去世。1987年，马文都找到弟弟，得知父亲已故；1990年，他回铁岭军校寻根，找到失散33年的双胞胎姐姐。那里的人都闭口不谈其父事，很回避，他深感其中必有隐情。
我询问马文都，其父当时被判刑的依据，后来是否被改判和改正，要为这位不屈的军魂留下一点文字，他竟一无所知，其父连一张相片也没留下。上述这些情况，据自他弟弟追忆30年前其父到京寻子时的只言片语。
我曾遇到不少右派老人及其子女，他们至今境遇很差。仍被歧视，被欺辱，被侵权，有的住房被侵占。多方上访，求告无门，在贫困中挣扎。在上海，给我和弟弟以多方关照并支付两万来元律师费的黄女士，其父是右派分子，在安徽劳改20余年获释回家。其祖居住房已被人占去，无处说理，只能借居他处，不几年就在贫病中客死他乡。现居成都84岁右派分子黄绍甫（1943年赴印缅英勇作战的抗日远征军老兵），劳改20余年获释，回原单位又被陷害坐牢12年（累计坐牢34年）。1996年出狱，其祖居住房早已被人侵占，孤身一人，长期借居，如今靠每月120元低保金维持生存。可见，因反右而遭遇惨烈的何止我一家，家家都有血泪史，令人痛心的是，时至今日，反右派运动的危害仍未结束。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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