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课本（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5年12月28日讯】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政府即设立教育部，普及新式学校以便更多人入学和传授文理并重的的各科知识。尤其是在清末改革派推动下清廷已废除了科举制的基础上，学校的教育目标不在仕途而在于提高人的素质。为了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儿童的创造发明能力，不仅是寓教于游戏的幼稚园（学前教育）有手工劳作课，而且借鉴德国教育注重培养创造发明能力的经验，中国的小学普遍设置劳作课，而且随年级之升而渐增难度，内容不拘一格和就地从易取材，融合科技知识与工艺美术教育于一炉，并迁就儿童兴趣而题材多样，因材施教，教师不越俎代庖而仅作辅导。教师督促学生按时呈交作品供点评与展示，但不作计分，学生不会因劳作这一科目的成绩优劣而被决定升级或留级。笔者曾亲见兄长们在一节粗竹子外皮上用小刀刻字画制作的笔筒不亚于工艺品商店出售的文具；更有心灵手巧的女孩子把旧绒布黏在硬纸上剪成猫形，远望之宛如活猫，令教师喜欢得将这个假猫留置在宿舍窗台上观赏。由此可见成年人往往低估了儿童的创造发明能力。
1950年后中国大陆的政治因素使得教育渐趋刻板，不仅规定中小学必须采用列入“全国统一教材”的课本，而且劳作课被取消，仅重点学校将劳作当作课外兴趣小组的活动内容。由于官方规定采用划一的教材，不像民国时期各学校可以从不同教材中任选，而且学生在课外阅读非规定的书刊得以比较不同观点而避免盲从。例如民国时期不同版本的历史课本对于秦始皇与隋炀帝的功过评价便因作者而异。这无疑有益于防止思想僵化和增进创造性思维。
国民政府在1950年代播迁到台湾后，在教学上保留上述选择自由度，而且允许私立学校存在，学校有自主聘用教师的权力，不像大陆当局那样取消私立学校，教师由当局统一分配去任教和被调迁。所以，从总体统计值来说，台湾的学生盲从的程度较轻。1957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反右派运动”是对于思想创新的严重戕害，而这一年蒋中正先生在11月电召极有自由思想的胡适从美国返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同一年12月蒋中正在分别召见中央和地方政务人员与军事机关考绩最优人员时，勉励他们实践“新速实简”的工作精神，砥砺品德，锻炼体魄，不断求新知，养成创造发展的习惯；而不是像大陆当局那样在“一切服从党指挥”的口号下强制贯彻毛泽东出于极度私心而荒谬有害的个人意旨。台湾能够率先实行民主改革，这与教育方式中重视创造性较少禁锢思想不无关系。
1970年代以色列以只有阿拉伯多国联军人数几十分之一的军力，出奇谋取得胜利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成功地迅速抢救出在境外机场被劫持的人质，令蒋中正先生得到启发而派遣代表图前往中东考察，得悉以色列的以少胜多是在民众普及教育的基础上信息广泛情报准确和军人一专多能，战术创新。国民政府当即决定宁可中止其他建设项目也要挤出拨款来普及和加强中小学教育，并随即制订与实施了九年国民义务教育方案。几年后台湾青年工人的教育程度至少是中学毕业，适应了电子工业等新工艺的质量管理要求，加速了台湾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政治上的解禁创新。 “学而不思则殆”，就连中共阵营中的良知代表人物胡耀邦都已觉悟到必须彻底解放思想使民众焕发创造力而从专制的镣铐中解脱出来。但愿大陆当局今年为胡耀邦恢复名誉的做法成为多年前许诺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等的兑现之始。中华民族有几千年文明史，照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统计，当今世界科技的源头有百分之七十至九十是中国先民的发明创造。可见中华民族是蕴含着巨大的创造力的。这创造力一旦得到正用和鼓励，对中国和世界都将发挥极其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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