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逃港（上）(组图)
逃港死难者的坟（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5年12月01日讯】从陈秉安家位于14楼的阳台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深圳蛇口的深港西部大桥。这座由深港两地合作兴建、于2007年投入使用的白色大桥，是连接深圳与香港的重要通道，在大多数时间里，桥上车流滚滚，一片繁忙景象。
但在碧水白桥背后，却有着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惨痛历史——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港西部大桥所在的深圳湾，便是当年逃港者的一条主要路线。
为了弄清这段历史，陈秉安前后用了22年时间，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物，收集了大量资料。今年10月，其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公开出版。
在一些历史研究者看来，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这部30多万字作品的问世，有着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这段此起彼伏规模宏大的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一个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垫”。
也正因为此，每当有记者来访，陈秉安都会不断重复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后来发生的所有故事，都要从一家酒店的开业庆典说起。
1987年，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其总经理邀请深圳特区报派记者出席。这个任务落到了刚刚到报社工作的陈秉安身上。
庆典的开头很寻常，可到了主人致辞的时候，情况却起了变化。台上的总经理，在念了一半欢迎词后，居然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起来。
台下一片寂静，人们都望着这个失态的总经理。他稍微冷静了一下，突然用脚蹬了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他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不瞒大家。”他擦去眼泪，说道，“正是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方。”
就像台下的许多人一样，刚刚辞去湖南老家的工作，孤身来深圳“闯天下”的陈秉安，并不清楚在这片土地上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他赶紧询问一个在场的当地居民，才得知，“原来这个老板，是逃港过去的呀”。
“逃港?什么是逃港?”他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总经理的身上，在这座看起来热火朝天的城市背后，似乎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不久之后，类似的事情又一次发生。
陈秉安去一家港资工厂采访，邱姓厂主在接受完采访后，突然把他拉到了一个无人之处，问道：“有一段发生在我身上的历史，你敢写吗? 敢的话，请你跟我来。”
好奇的陈秉安，坐上了这个厂主的汽车。公路崎岖蜿蜒，进入深圳东部的闸门山。两人在一处河岸边下了车，河对岸便是香港。厂主指着对面的一处小树林说：“请你仔细看。”
陈秉安顺着对方指的方向望去，在小树林的边上，有一丘小小的坟墓。
“那是我的哥哥。”这个厂主的眼睛里，突然蒙上了一层白花花的东西。
在随后的聊天儿中，陈秉安才知道，20多年前，邱姓厂主和哥哥一起从这个地方逃往香港，途中遭遇边防部队的追捕，哥哥背上中枪，他眼睁睁地看着哥哥倒在河里，却没有一点办法。
后来，他在香港打拼出了一番事业，还把厂子设到了深圳。在来内地之前，他在河的那边堆了一座空坟，立了一块墓碑。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对我个人，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民族，都是一笔财富。”他这么恳求陈记者。
从那一刻起，陈秉安突然意识到一种使命感，“就如同已经被掩埋了许多年的宝藏，突然无意中露出了一丝缝隙”。
他开始寻访这段此前少有人知的历史。工作一有空隙，他便奔波于宝安县农村的山中小径、旧村瓦舍，采访那些逃港的亲历者，听他们倾诉当年藏在心底的种种怨气，以及对香港天堂般的幻想。
11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62岁的陈秉安坐在家中书房的椅子上。当年风华正茂的记者，如今已是两鬓花白的老人。在他身旁，有几个装得满满的编织袋，里面都是这些年来的采访笔记。
“如果我不写下它，历史，或许将留下一页空白。”他缓缓说道，“能给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间的穷困的偷渡者和他们的亲人以一点慰藉，是我最大的心愿。”
逃港者
偷渡者下水后，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
这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 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份来自深圳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为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
泅渡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行冲关的情况。
据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记录，1962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
这些偷渡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4尺多长的木棒。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外逃之时，甚至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为其饯行。惠阳澳头公社的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陈秉安曾遇到过一个逃港者中的传奇人物，这个人先后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创下了一个记录。到第13次，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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