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龙：一胎化的推手与功臣
【看中国2015年10月30日讯】随着一胎化政策终结，曾经的计生功臣们纷纷跳出来，否认自己和一胎化政策有关。
比如，曾经从1988年开始任职国家计生委主任十年之久的彭珮芸就称不赞成一胎化政策，虽然在她当政的时候，计生罚款在地方愈演愈烈。而有“计划生育之父”之称的田雪原虽然在计生工作的资料化、模型化问题上举足轻重，却早就改弦更张，宣称不赞成一胎化。此外，还有前国家计生委宣传处处长陈剑也著书反思一胎化政策。主掌全国妇女肚子问题的前计生官员们，纷纷成了维护家庭生育权利的守护神，让人感到事态变化之迅速。
我一贯主张，任何一个政策，不管是好是坏，必须找出一个或者几个负主要责任的人，以便于将来论功行赏或者钉上耻辱柱。作为影响了中国数代人的计生一胎化政策，我们显然不能满足于找到那些“不赞成”的人，而更应该找到当年的推手与功臣，才能更好地理解计划生育政策产生和出炉的经过。
早期推手：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生育
人们很少注意到，计划生育政策其实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计划经济试验。当中国逐步废除大部分计划经济政策的时候，计划生育不仅保留了下来，还成为了影响每个人的国策。
之所以说计划生育其实是经济试验，与早期推手的经济理论有关。这就不得不谈到以马寅初为首的计划经济学家们。
现在人们只知道，是马寅初提出了中国最早的计划生育思想，却很少理解马寅初之所以提出这种思想的理论依据。实际上，马寅初是个不折不扣的计划经济学家，他的生育理论是与经济学相关的。
在1949年之后计划经济发达的年份里，人并不被看做人，而只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一种要素而已，他提供生产力，同时要消费产品。
由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实施计划经济造成的极大萧条，社会无法生产出足够的产品。现代经济学者都会知道，只要市场发挥足够的作用，就能够把人力和资本都进行优化，从而生产出足够的产品。但在当时，经济学家只能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为这个注定无解的问题寻找答案。
在反思这个问题时，马寅初等人认为，既然短期内无法生产更多的产品，也无法把更多的人组织到生产中，那么，只有减少人口这一条路可以走。这就是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
翻开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通篇都是计划经济思维，其核心是，只有减少人这个消费要素，才能增加物资积累，把这些物资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我国的国民收入在1956年将近900亿元，其中消费部分约为79%，积累部分约为21%。因人口多，所以消费大，积累小，而这点积累又要分摊在这许多生产部门之中，觉得更小了。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就可以把资金多积累一些。”[1]
由于理论基础是计划经济的，马寅初也得到了中国计划经济之父陈云的大力支持[2]。另外，一批民主人士紧跟风潮，也纷纷献计献策，比如，最得力的鼓吹者之一邵力子，在1955年提出了著名的蝌蚪避孕法，即妇女通过服食生蝌蚪，来达到避孕的效果[3]。
不过，幸运的是，早期的推手仍无法通过计算得出到底要把人口控制到什么程度，缺乏数学上的依据，形不成具体政策。以马寅初为例，他个人计算50年后，中国人口将达到26亿[4]，这种计算非常初步，能形成方向，却形不成模型。这个时期，虽然计生言论已经甚嚣尘上，却还不至于形成一胎化这种极端性强制措施。
而下一代推手，则把数学和模型上的工具授予了执政者。
第二代推手：拿模型说事儿
由于“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经济政策失败，大量劳动力无法找到工作，中共一方面组织青年人上山下乡，另一方面重拾法宝，开始控制人口。而最有效的解决人口失业问题的做法：实行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却被彻底忽略。计划生育的做法，是用另一个错误来修正前面错误带来的恶果。
1968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立。在未来的十年里，中国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提倡少生、稀生、晚生，发放避孕药具，加强宣传力度，并开展了几次计划生育工作会议。
然而，由于缺乏具体的资料，计划生育工作只能停留在宣传鼓励阶段，缺乏执行目标。
1978年，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政策出现了一系列的调整。与人们现在的认知相反，不管是工业还是农业，当时的执政者并没有以市场化改革作为目标，只是走一步看一步，被动地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计划生育这个带着严重计划经济色彩的政策，不仅没有被取消，反而得到了加强。这一年，随着陈慕华成为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头儿，政策力度也随之加码。
此刻的政府意识到，由于中国是一个口号和指标社会，就连抓右派和杀人都要订立指标，如果要想让计划生育更有效果，必须在指标上得到保证。但如果要制定指标，必须有一定的计算依据。最初，人们把目标定为2000年控制在12亿以内。但是，每对夫妇生育多少，才能控制在12亿以内呢？这是陈慕华无法回答的，必须依靠其他能说会算的人来回答。
这并不用等太久。1980年，善于把握风向标的人已经开始提出自己的学术成果。一位叫做田雪原的人在宋健的支持下，提出了一个粗糙的模型，对中国未来的人口数量进行估计。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确把数学模型运用于社会学研究，并成为制定政策的参考。然而，没有国家敢于依靠一两个粗糙的模型来干涉公民的权利。这是因为，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任何的模型都无法做到准确，更无法形成精确的计算，任何小的偏差都可能酿成大祸。对于人权的忌惮，让社会学家仅仅停留在研究层面，但要把研究成果运用于实际，都慎之又慎。
田雪原的模型极为粗糙，从后来的结果看，计算与实际情况偏差极大。但他敢于说话和论断，提出了每对夫妇生育数分别为1、1.5和2时，全国人口未来的走势[5]。这种数学化的做法很快影响了高层。
田雪原走通的这条以学术讨好执政者的道路被人们纷纷效仿，一时间，各类高校纷纷展开人口政策研究，各种“人口专家”辈出，计划生育学会、杂志如同雨后春笋，争当走马。即便在今天，一胎化政策废除的前夜，仍有各种专家认为不应该放开人口控制，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廖振武就是其中最活跃的一个。
根据田雪原计算，为了在2000年控制人口在12亿，那么每对夫妇只能生育1.7个孩子[6]。于是，1.7个孩子就成了政策制定者的梦靥。1.7意味着有的人可以生育两个，有的人只能生育一个，到底谁能生两个，谁只能生一个？
在中国，这种难题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宁左勿右。
第三代推手：宁左勿右
1979年3月，山东省烟台地区荣成县农民鞠洪泽、鞠荣芬等136对夫妇向全公社、全县育龄夫妇发出倡议书《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通过学习党中央的指示，决心听党的话，只生一个孩子，不再生二胎。我们少生一个孩子，就是为四化多做一份贡献。因为，我们个人的幸福是和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晚年生活才有保障。[7]”
这其实是一次变相的大跃进。此刻，中央对计划生育的提法仍然是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山东省在大跃进和“文革”中都善于放卫星、获得政治优势，此次计划生育卫星果然也获得了上级的重视，并迅速成为典型。
在计划生育典型的带动下，各个省份都意识到了其中蕴含的政治意味，纷纷推出了宁左勿右的政策。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吉林、山西等纷纷要求只生一个孩子。
随着省级政府的热情高涨，以及田雪原、宋健等人研究成果的出台，中央政府在1980年上半年连续召开了数次人口问题座谈会。这些座谈会最终的领导权，被陈慕华领导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所掌握，并最后出台了由田雪原起草的《人口问题汇报提纲》。在提纲中，将人口问题尽情渲染，成为了中央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8]。
此刻的政策已经抛弃了1.7的替代水准，而是采取了更加严厉的一胎化政策。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其实1.7也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实际替代水准必须在2以上，将政策极端化到1，必将造成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在整个制定的过程中，陈慕华为首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了最积极推行极端计划生育政策的推手，田雪原等人则用不完善的理论作为工具，成为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加上各个地方政府宁左勿右的作风，并反作用于中央政府，形成了影响中国上百年的决策。
废除一胎化：计划经济思维并未死亡
如今，虽然一胎化政策已经废除，但我们需要看到，其实计划生育并没有死亡。我们说过，计划生育是最大的计划经济项目，首先出发点：人不是人，只是生产要素。
即便计划生育已经酿成大祸，可是处于这个庞大组织上的众多虱子仍然要让人相信，计划生育是没有错的，政府仍然有权力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妇女的肚皮。以前生一胎是对的，现在让生两胎也是对的，一句话，羊群终究需要一个上帝，而有的人总是认为自己就是上帝。
计划生育可以视为典型的组织绑架社会的例子。按照社会学理论，一个组织不管多没用，甚至邪恶，可是一旦它创立出来，就迟早会扩张，改变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现在，中国的每个人，不管如何不情愿，都已经被计划生育政策所影响，他们不管结婚、生子，还是上学、找工作、买房子，都不得不直接或者间接地与计划生育部门打交道。
未来如何摆脱这个庞然大物的挟持，如何处理那些吸附在组织上的虱子们，是将来每个人都必须关注的问题。
注引：
[1]马寅初《新人口论》
[2]李文，《陈云、马寅初与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计划生育》，《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
[3]史成礼《中国计划生育活动史》
[4]马寅初《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
[5]宋健、田雪原、于景元、李广元《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
[6]、[8]田雪原《中国人口政策60年》
[7]《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