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小说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38)(图)
第一部《天翻地覆》

十一章,调入成都日报社

二,《成都日报》的由来

虽然《工商导报》是共产党直控的报纸,但它不是机关报,还有点民间倾向,不能称为党的喉舌。1955年对私改造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除台湾省)再没有资产阶级和资本家,但《工商导报》的产权归属不明确。

1956年是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时期,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各地(市)都要有自已的报纸,成都作为四川省的直辖市更应该有一张像样的报纸。办报需要人才,需要设备,而人才更重于设备。中共成都市委很快作出决定,以《工商导报》作为框架,创办一张新面目的《成都日报》。于是对《工商导报》采编人员进行大清理、大洗牌,凡历史清楚,政治上基本可靠的人员全留下来转入成都日报杜,作为正式国家机关干部,再从市上各主要部门抽调一批有写作能力,又是党团员的机关干部进入报社;为增强办报力量,通过省委又从《四川日报》社调了近十名有经验的编采人员来顶上。

在《成都日报》创刊不足半月,一天办公厅傅杰主任突然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喜滋滋地对我说:“小黄,市委宣传部来了通知,决定调你去新创刊的《成都日报》”去,你有什么意见?”

我有什么意见?这是梦寐以求的事情,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真的呀,傅主任?”

傅杰主任叫我坐下,然后把去《成都日报》的介绍信给我,静静地说:“这是党对你的信任,也是你努力勤奋学习的结果。还有,总编辑是白紫池,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你的老上级张烈夫同志……”

“是他”我不等把话说完又高兴地叫出声来:“张区委?土改工作团长,还教过我的文化哩!”

我清楚地记得,1951年他是洞子口乡土改工作团长,我是九里堤村工作工作组长,后又是我的顶头上司---三区区委书记。他曾手把手教过我学习文化,也曾带我到各乡去检查工作,穿树林,闯荒山,越溪涧,跃沟渠,有很深的革命情感,想不到五年后的今天,又回到他身边工作了,怎不激动、怎不兴奋啊!“小黄,我得告诉你,《成都日报》是一张新创刊的报纸,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人员结构比办公厅复杂,组织上调你去的目的,不仅是发挥你的长处,更重要是你去守住这块阵地,做好党的‘驯服工具’”傅杰主任出于对我爱护,临行前作了这翻语重心长的教导。

“请傅主任放心,我是党培养出来的干部,毛主席教育出来的穷孩子,一定会很好地为革命工作,决定不会辜负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真诚表白,一片赤心,说着说着眼眶红了,两颗感激的泪水流了出来。傅杰主任笑了笑说:“当了编辑记者可别忘了娘家,有时间回办公厅来。”

我笑着应着,立即跨上单车飞也似地向祠堂街市图书馆跑去,我要把这消息告诉心爱的妻子知道,让她和我共享这分高兴。我兴冲冲地走进她的办公室,也不管身边有人没人,拉大嗓门道:“俊华,我调工作啦!”

“调到哪去了?不在办公厅了!”她在编排图书目录,显得有点惊讶。办公厅是市上首脑机关,我又是秘书处秘书,向人提及无不感到骄傲荣誉,现听我说调了,自然感到突然。为不让她担心,我笑嘻嘻道:“调到成都日报去了!”

“对口了,你的愿望达到了!我祝贺你”她放下手中的笔,一脸喜色,当着几个人的面前热烈地吻了我下去。一旁的春蓉凑趣道:“这下黄牛‘田耕’变笔耕了,好久来采访一下我们图书馆,让我们也出出名!”

记者,是一个让人梦想的职业,也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可以接触领导,采访名人,还可以参加各种会议。更重见的是,他可通过笔下的文章发表自已的观点,对一些事情可以说不!被人们称为“无冕之王”。是夜,家里为我开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继母做了一大桌菜,高兴得不停地围裙擦着眼角上的热泪说:“共产党英明!毛主席伟大!想不到我们穷家小户人家如此受到重视,真正地翻身了!翻身了!”

罗永光、赵素华特地拿来一并二两装的竹叶青,不停地为我敬酒祝贺。过去在他(她)们面前我总有点低人一头的感觉,现在突然觉得自巳高过他们了。当夜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翻去复来思前想后,激动、感激之情充斥着浑身每一个毛细血管。我多次看着熟睡中美丽的妻子,偷偷地轻轻地吻着花样的脸庞,作为大夫的我没有使她失望,作为同志她因有我而感到骄傲!你的爱人不是个无用之才,他聪明勤奋,他是共和国第一代工人记者,自学成材的编辑!

我实在无法入睡,终于披衣起床,凝目沉思,放笔走情,写下了心中真诚的感言:尘敛珠光云遮星,受压奴隶最聪明;笔底涌出智慧水,化作纸上万朵春;休言杨雄两都赋,堪笑司马句老陈。琳琅满目东风里,一代记者是工人。

老子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我从一个极其普通的茶叶店学徒工当上国家干部,现在又从一个普通干部而成为党报编辑、记者,生活于知识群之中,自然会受到知识的感染与薰陶,要么我保持所谓工人阶级的感恩原型,要么成为一个具有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我告别了前者成为了后者,人生悲剧也就不可以避免了!

三,从行政干部到文艺编辑

50年代共产党初得天下,做什么都提倡因陋就简,办事节约。《成都日报》伊始也一样,原《工商导报》在中新街的办公地址改作印刷厂,新的报社办公地址定在布后街2号。这是借用四川日报社库房上的一层楼房,大小十五间,所有办公桌椅全是旧的,除总编张烈夫和编辑室主任王畋各有单独的一间办公室外,其它人员全按组归到各自的办公室,计有财贸、美编、政法、文教、文艺五个组,另有一个行政办公室,统管人事、保卫、杂务,除此还有一个收发室和组版组。编辑部实行编采合一的发稿制度,即在家是编辑,出门是记者,无论是自已所编的来稿和写的稿件,直接发给组长,组长通过后发给组版组,组版组发到印刷厂出小样,小样回到组上校正后出大样,用与不用由编辑室主任决定。

报纸为对开四版,一版是要闻,四版为国际,二版为副刊,三版是财贸、文教、卫生。总编只负责最后看清样版,签字同意付印。四个版皆在头一天就编排好,当天上的主要是重要消息和新华社电稿。稿件是用铅钉排列,印刷用的是平版机,先将报版打成纸版后再上机,每张报要印两次,每次一面,如果套红还得多印一次。

我去到报社办公室报到才知行政办主任是老同志阎凯,他是我老一区的战友,那时我们在同一团小组(当时一区工委和政府就只有一个团小组,人数不足10人)过组织生活。他是山西人,衣兜上挂有两枚纪念章,一枚是渡江纪念章,一枚是解放大西南纪念章,现在不带了,灰制服换成了呢制服,身为主任,不得不如此。

相别五年,今日重见,分外亲热。他紧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小黄,几年不见没想到你成了省里的青年作家,张区委出任总编辑后,第一个向市委宣传部指名要的就是你,这下你更有用武之地了。”

我笑着,不无感激地说:“阎主任,这全是党和毛主席的培养,组织上的教育,我一定会好好工作。”

正说着,张烈夫总编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他说话时还是那个老样子,不停地抽烟,不停地哼哼抽鼻孔,每抽一次眉毛和眼晴就闪动一次。他静静地看了我老一阵后才说:“小黄,报社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可不能放松思想改造啊!还有赶快解决入党问题,要吸取教训,不能再和领导顶牛,你在三区与李区长关系搞得多坏,他是长征干部,文化水平低一点,性子暴一点,但你能顶得过他吗?”

他深深地吸口烟,又长长喷口雾,再用力抽抽鼻孔,怔怔地注目看我一眼,十分关切地说:“你知道不,我为什么要调你来?”

我迷茫不知所措,他见我回答不出,笑笑继续说:“我了解你,你是我身边成长起来的干部,用起来放心。”

我“哦”了一声,似乎有所明白,但又不全明白。谈完话,阎凯主任送我来文艺组,交给组长肖青。

文艺组的全称叫文学艺术组,负责散文、小说、诗歌、评影、戏评、烹饪、花卉和艺术欣赏,每周两个版面,叫“锦水”。人员加我共五人,负责诗歌、散文、文艺评论的叫杨蓓,二十七八岁,一个很高雅的女性,从不穿制服喜着一身素色的旗袍,落落大方,一付大家闺秀本色,我尊称她为杨姐;负责杂文、烹饪、花卉和艺术欣赏的是老报人陈泽昆,原《工商导报》总编辑,知识面特广,天文地理、中外古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绰号“多宝道人”。他三十六七岁,个儿精瘦,两眼明亮光泽,后脑袋特别大,一看就知是个聪明绝顶之人;负责戏剧的叫胡克由,土里土气有点像农村来的农民。他成天少言寡语,对组长肖青唯唯诺诺,言听计从,是个典型的“驯服工具”,每天一来就自觉地打扫办公室清洁卫生,争取表现。

组长肖青,二十八九岁,一个相貌平凡,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女人。她本姓刘,叫刘宕,叔叔是革命烈士。她思想很进步,学生时代便办刋物、搞油印小报,为避国民党抓捕,发表文章用肖青笔名。她和她丈夫苏定生都是四川日报的骨干,为支持成都日报开办双双调来,一在政法组负责,一在文艺组负责。

杨蓓、陈泽昆、胡克由三人,是《工商导报》的老报人,只有我和肖青来自党政机关,又是团员,有点优人一等。我分工是小说、诗歌,减去了杨蓓姐一半的负担。由于我身份特殊,又是张总的老部下,加上年龄小,笔头快,不仅在组里以至在全报社都叫我“小黄”,算是个明星人物,有时还列席编委会,很受大家的尊重。

我上斑的第三天阎凯主任特地来问我:“小黄,你住家的地方是否离报社太远了点,我已通知总务老詹给你调调房。”

《成都日报》唯一的宿舍在中新街50号,一座老式的公馆门洞,住有十多户人家,全是原《工商导报》的老职工,它有三进,约十五间平房,基本上是一户一间,不管你人多人少,我却是两间,一间继母住,一间我和妻子住。能住上两间房的在这座院子里的只有两家人。一家是主笔孙文石,他是成都市民盟主委,曾是《民众时报》采访报主任,是上世纪的老新闻工作者,“反右斗争”后被中共看上,当了几年成都市副市长;另一家是段星樵,老《工商导报》支部书记,现是报社编委。在给住房上说明组织对我的看重,张烈夫总编辑对我的破格关怀,我自然是很感谢的。

报社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同于机关,常有外出采访任务与夜斑,上斑时间不固定。纵是固定时间来到组里也不是先干工作,而是先看当天的报纸。每天每人的办公桌上有两份办纸,一份《成都日报》,一份《四川日报》。看报是任务也是工作,如果你对当天报纸无论在版式、内容、标题、文字以及建议等等方面有话要说,都可以写出自已的意见贴在走廓的“评报栏”上。此风不知是来于延安还是报业行规,没有人告诉过我。看完报纸喝足茶,便是处理稿件。

报社每天有许多来稿,来稿最多的是文艺组。五十年代年青人看重写作,总想建功立业扬名四海,不太看重物质生活,多为理想主义者,相信革命,相信共产主义,乐于人生的奉献。来稿在收发室集中,由他们按信封上的部门或个人分类,然后送到组来。组里每天有值日收签,收签后再分到人头。编辑处理稿件并不细看,顶多看个头尾,拟用的留下,不用的附一退稿信交收发室寄走,凡是字迹潦草不工整的稿件,多半不看就扔进字筐。所以再好的文章也不能草书,否则与自已过不去。

文艺组还有一大任务,就是看戏看电影。每上映一部新影片,电影公司就要试映,请相关人士去审片,文艺组是必请的单位。看了试片得写评论与推荐文章,自已不写得请人写,戏剧也是如此。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有,我也就看了许多不要钱的电影和戏。

我上班大约半个多月便是国际“五一”劳动节,总编室王畋主任给我一个采访任务,派我和陈泽昆去人民公园参加游园活动,当天十点前要写出篇1500字左右的通讯或特写,第二天一版见报。我接受任务后心里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陈泽东看出我的心态,笑笑指点道:“这种文章叫蜻蜓点水,重在烘托环境和文章的气势,比小说好写。”他还建议我先读读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脑里有个概念就好写了。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当夜和他一起去人民公园游园。节日的公园灯火辉煌,游人如织,歌声鼎沸,舞蹈蹁跹,我为欢乐感染,在人群中穿去穿来,分别问了几位游园的群众的心得体会,回到编辑部赶写了篇《幸福岁月说游园》的特写。第二天一早我去到文艺组,打开油墨散香套红的《成都日报》,在一版醒目处看见了这篇文章,我的名字前面贯有“本报记者”四个字,不少认识我的老朋友都打来祝贺的电话,她的妈妈把这篇文章看了几遍,在茶馆里一边喝茶一边向老邻居说:“我那女婿真聪明,大字不识几个,写出的文章真漂亮,有本事!有本事!”“每日评报”栏上有人贴出读后感,说这篇“歌颂党,歌颂革命,有血有肉的好通讯”。张总编向组长肖青说:“小黄是个新闻苗子,要好好培养培养。”于是在编辑部众人的眼里,我成了一个才华出众的编辑和记者。

1956年是中国政治思想最活跃的一年。在这一年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会上明确提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接着,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繁荣文化艺术的“双百方针”。受历次政治运动打压的知识分子似乎有点扬眉吐气了,敢于在一些会上说出一点真心话。四川省文联也动起来,要把小型的二十四开的《四川文艺》改成十六开的大型文艺刊物。主编文辛向我约稿,希望在改版后的《草地》文艺月刊上有我的作品。

50年代的文学创作严格的说不是文学创作,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政策图解,全靠作者在那里编故事,但编故事得有生活。我长期生活工作在农村,对农民生活极为熟悉,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十分了解,四川是农业大省,反映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个重大主题。这之前河南作家李准写有《不能走那条路》而享誉文坛,我步其后尘,在《草地》创刊号上写了《风水树》。一时,不少文艺评论家在评论此文时,说这是一篇很有生活气息和乡土味的好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巨大变革。面对赞扬肯定,十个年青人没有一个不骄傲的。

生活的改变,环境的改变,地位的改变,必然带来思想的改变。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开始认识到文学是人学,而不是政治宣传品。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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