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章，调入成都日报社
二，《成都日报》的由来
虽然《工商导报》是共产党直控的报纸，但它不是机关报，还有点民间倾向，不能称为党的喉舌。1955年对私改造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除台湾省）再没有资产阶级和资本家，但《工商导报》的产权归属不明确。
1956年是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时期，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各地（市）都要有自已的报纸，成都作为四川省的直辖市更应该有一张像样的报纸。办报需要人才，需要设备，而人才更重于设备。中共成都市委很快作出决定，以《工商导报》作为框架，创办一张新面目的《成都日报》。于是对《工商导报》采编人员进行大清理、大洗牌，凡历史清楚，政治上基本可靠的人员全留下来转入成都日报杜，作为正式国家机关干部，再从市上各主要部门抽调一批有写作能力，又是党团员的机关干部进入报社；为增强办报力量，通过省委又从《四川日报》社调了近十名有经验的编采人员来顶上。
在《成都日报》创刊不足半月，一天办公厅傅杰主任突然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喜滋滋地对我说：“小黄，市委宣传部来了通知，决定调你去新创刊的《成都日报》”去，你有什么意见？”
我有什么意见？这是梦寐以求的事情，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真的呀，傅主任？”
傅杰主任叫我坐下，然后把去《成都日报》的介绍信给我，静静地说：“这是党对你的信任，也是你努力勤奋学习的结果。还有，总编辑是白紫池，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你的老上级张烈夫同志……”
“是他”我不等把话说完又高兴地叫出声来：“张区委？土改工作团长，还教过我的文化哩！”
我清楚地记得，1951年他是洞子口乡土改工作团长，我是九里堤村工作工作组长，后又是我的顶头上司---三区区委书记。他曾手把手教过我学习文化，也曾带我到各乡去检查工作，穿树林，闯荒山，越溪涧，跃沟渠，有很深的革命情感，想不到五年后的今天，又回到他身边工作了，怎不激动、怎不兴奋啊！“小黄，我得告诉你，《成都日报》是一张新创刊的报纸，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人员结构比办公厅复杂，组织上调你去的目的，不仅是发挥你的长处，更重要是你去守住这块阵地，做好党的‘驯服工具’”傅杰主任出于对我爱护，临行前作了这翻语重心长的教导。
“请傅主任放心，我是党培养出来的干部，毛主席教育出来的穷孩子，一定会很好地为革命工作，决定不会辜负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真诚表白，一片赤心，说着说着眼眶红了，两颗感激的泪水流了出来。傅杰主任笑了笑说：“当了编辑记者可别忘了娘家，有时间回办公厅来。”
我笑着应着，立即跨上单车飞也似地向祠堂街市图书馆跑去，我要把这消息告诉心爱的妻子知道，让她和我共享这分高兴。我兴冲冲地走进她的办公室，也不管身边有人没人，拉大嗓门道：“俊华，我调工作啦！”
“调到哪去了？不在办公厅了！”她在编排图书目录，显得有点惊讶。办公厅是市上首脑机关，我又是秘书处秘书，向人提及无不感到骄傲荣誉，现听我说调了，自然感到突然。为不让她担心，我笑嘻嘻道：“调到成都日报去了！”
“对口了，你的愿望达到了！我祝贺你”她放下手中的笔，一脸喜色，当着几个人的面前热烈地吻了我下去。一旁的春蓉凑趣道：“这下黄牛‘田耕’变笔耕了，好久来采访一下我们图书馆，让我们也出出名！”
记者，是一个让人梦想的职业，也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可以接触领导，采访名人，还可以参加各种会议。更重见的是，他可通过笔下的文章发表自已的观点，对一些事情可以说不！被人们称为“无冕之王”。是夜，家里为我开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继母做了一大桌菜，高兴得不停地围裙擦着眼角上的热泪说：“共产党英明！毛主席伟大！想不到我们穷家小户人家如此受到重视，真正地翻身了！翻身了！”
罗永光、赵素华特地拿来一并二两装的竹叶青，不停地为我敬酒祝贺。过去在他（她）们面前我总有点低人一头的感觉，现在突然觉得自巳高过他们了。当夜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翻去复来思前想后，激动、感激之情充斥着浑身每一个毛细血管。我多次看着熟睡中美丽的妻子，偷偷地轻轻地吻着花样的脸庞，作为大夫的我没有使她失望，作为同志她因有我而感到骄傲！你的爱人不是个无用之才，他聪明勤奋，他是共和国第一代工人记者，自学成材的编辑！
我实在无法入睡，终于披衣起床，凝目沉思，放笔走情，写下了心中真诚的感言：尘敛珠光云遮星，受压奴隶最聪明；笔底涌出智慧水，化作纸上万朵春；休言杨雄两都赋，堪笑司马句老陈。琳琅满目东风里，一代记者是工人。
老子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我从一个极其普通的茶叶店学徒工当上国家干部，现在又从一个普通干部而成为党报编辑、记者，生活于知识群之中，自然会受到知识的感染与薰陶，要么我保持所谓工人阶级的感恩原型，要么成为一个具有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我告别了前者成为了后者，人生悲剧也就不可以避免了！
三，从行政干部到文艺编辑
50年代共产党初得天下，做什么都提倡因陋就简，办事节约。《成都日报》伊始也一样，原《工商导报》在中新街的办公地址改作印刷厂，新的报社办公地址定在布后街2号。这是借用四川日报社库房上的一层楼房，大小十五间，所有办公桌椅全是旧的，除总编张烈夫和编辑室主任王畋各有单独的一间办公室外，其它人员全按组归到各自的办公室，计有财贸、美编、政法、文教、文艺五个组，另有一个行政办公室，统管人事、保卫、杂务，除此还有一个收发室和组版组。编辑部实行编采合一的发稿制度，即在家是编辑，出门是记者，无论是自已所编的来稿和写的稿件，直接发给组长，组长通过后发给组版组，组版组发到印刷厂出小样，小样回到组上校正后出大样，用与不用由编辑室主任决定。
报纸为对开四版，一版是要闻，四版为国际，二版为副刊，三版是财贸、文教、卫生。总编只负责最后看清样版，签字同意付印。四个版皆在头一天就编排好，当天上的主要是重要消息和新华社电稿。稿件是用铅钉排列，印刷用的是平版机，先将报版打成纸版后再上机，每张报要印两次，每次一面，如果套红还得多印一次。
我去到报社办公室报到才知行政办主任是老同志阎凯，他是我老一区的战友，那时我们在同一团小组（当时一区工委和政府就只有一个团小组，人数不足10人）过组织生活。他是山西人，衣兜上挂有两枚纪念章，一枚是渡江纪念章，一枚是解放大西南纪念章，现在不带了，灰制服换成了呢制服，身为主任，不得不如此。
相别五年，今日重见，分外亲热。他紧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小黄，几年不见没想到你成了省里的青年作家，张区委出任总编辑后，第一个向市委宣传部指名要的就是你，这下你更有用武之地了。”
我笑着，不无感激地说：“阎主任，这全是党和毛主席的培养，组织上的教育，我一定会好好工作。”
正说着，张烈夫总编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他说话时还是那个老样子，不停地抽烟，不停地哼哼抽鼻孔，每抽一次眉毛和眼晴就闪动一次。他静静地看了我老一阵后才说：“小黄，报社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可不能放松思想改造啊！还有赶快解决入党问题，要吸取教训，不能再和领导顶牛，你在三区与李区长关系搞得多坏，他是长征干部，文化水平低一点，性子暴一点，但你能顶得过他吗？”
他深深地吸口烟，又长长喷口雾，再用力抽抽鼻孔，怔怔地注目看我一眼，十分关切地说：“你知道不，我为什么要调你来？”
我迷茫不知所措，他见我回答不出，笑笑继续说：“我了解你，你是我身边成长起来的干部，用起来放心。”
我“哦”了一声，似乎有所明白，但又不全明白。谈完话，阎凯主任送我来文艺组，交给组长肖青。
文艺组的全称叫文学艺术组，负责散文、小说、诗歌、评影、戏评、烹饪、花卉和艺术欣赏，每周两个版面，叫“锦水”。人员加我共五人，负责诗歌、散文、文艺评论的叫杨蓓，二十七八岁，一个很高雅的女性，从不穿制服喜着一身素色的旗袍，落落大方，一付大家闺秀本色，我尊称她为杨姐；负责杂文、烹饪、花卉和艺术欣赏的是老报人陈泽昆，原《工商导报》总编辑，知识面特广，天文地理、中外古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绰号“多宝道人”。他三十六七岁，个儿精瘦，两眼明亮光泽，后脑袋特别大，一看就知是个聪明绝顶之人；负责戏剧的叫胡克由，土里土气有点像农村来的农民。他成天少言寡语，对组长肖青唯唯诺诺，言听计从，是个典型的“驯服工具”，每天一来就自觉地打扫办公室清洁卫生，争取表现。
组长肖青，二十八九岁，一个相貌平凡，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女人。她本姓刘，叫刘宕，叔叔是革命烈士。她思想很进步，学生时代便办刋物、搞油印小报，为避国民党抓捕，发表文章用肖青笔名。她和她丈夫苏定生都是四川日报的骨干，为支持成都日报开办双双调来，一在政法组负责，一在文艺组负责。
杨蓓、陈泽昆、胡克由三人，是《工商导报》的老报人，只有我和肖青来自党政机关，又是团员，有点优人一等。我分工是小说、诗歌，减去了杨蓓姐一半的负担。由于我身份特殊，又是张总的老部下，加上年龄小，笔头快，不仅在组里以至在全报社都叫我“小黄”，算是个明星人物，有时还列席编委会，很受大家的尊重。
我上斑的第三天阎凯主任特地来问我：“小黄，你住家的地方是否离报社太远了点，我已通知总务老詹给你调调房。”
《成都日报》唯一的宿舍在中新街50号，一座老式的公馆门洞，住有十多户人家，全是原《工商导报》的老职工，它有三进，约十五间平房，基本上是一户一间，不管你人多人少，我却是两间，一间继母住，一间我和妻子住。能住上两间房的在这座院子里的只有两家人。一家是主笔孙文石，他是成都市民盟主委，曾是《民众时报》采访报主任，是上世纪的老新闻工作者，“反右斗争”后被中共看上，当了几年成都市副市长；另一家是段星樵，老《工商导报》支部书记，现是报社编委。在给住房上说明组织对我的看重，张烈夫总编辑对我的破格关怀，我自然是很感谢的。
报社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同于机关，常有外出采访任务与夜斑，上斑时间不固定。纵是固定时间来到组里也不是先干工作，而是先看当天的报纸。每天每人的办公桌上有两份办纸，一份《成都日报》，一份《四川日报》。看报是任务也是工作，如果你对当天报纸无论在版式、内容、标题、文字以及建议等等方面有话要说，都可以写出自已的意见贴在走廓的“评报栏”上。此风不知是来于延安还是报业行规，没有人告诉过我。看完报纸喝足茶，便是处理稿件。
报社每天有许多来稿，来稿最多的是文艺组。五十年代年青人看重写作，总想建功立业扬名四海，不太看重物质生活，多为理想主义者，相信革命，相信共产主义，乐于人生的奉献。来稿在收发室集中，由他们按信封上的部门或个人分类，然后送到组来。组里每天有值日收签，收签后再分到人头。编辑处理稿件并不细看，顶多看个头尾，拟用的留下，不用的附一退稿信交收发室寄走，凡是字迹潦草不工整的稿件，多半不看就扔进字筐。所以再好的文章也不能草书，否则与自已过不去。
文艺组还有一大任务，就是看戏看电影。每上映一部新影片，电影公司就要试映，请相关人士去审片，文艺组是必请的单位。看了试片得写评论与推荐文章，自已不写得请人写，戏剧也是如此。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有，我也就看了许多不要钱的电影和戏。
我上班大约半个多月便是国际“五一”劳动节，总编室王畋主任给我一个采访任务，派我和陈泽昆去人民公园参加游园活动，当天十点前要写出篇1500字左右的通讯或特写，第二天一版见报。我接受任务后心里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陈泽东看出我的心态，笑笑指点道：“这种文章叫蜻蜓点水，重在烘托环境和文章的气势，比小说好写。”他还建议我先读读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脑里有个概念就好写了。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当夜和他一起去人民公园游园。节日的公园灯火辉煌，游人如织，歌声鼎沸，舞蹈蹁跹，我为欢乐感染，在人群中穿去穿来，分别问了几位游园的群众的心得体会，回到编辑部赶写了篇《幸福岁月说游园》的特写。第二天一早我去到文艺组，打开油墨散香套红的《成都日报》，在一版醒目处看见了这篇文章，我的名字前面贯有“本报记者”四个字，不少认识我的老朋友都打来祝贺的电话，她的妈妈把这篇文章看了几遍，在茶馆里一边喝茶一边向老邻居说：“我那女婿真聪明，大字不识几个，写出的文章真漂亮，有本事！有本事！”“每日评报”栏上有人贴出读后感，说这篇“歌颂党，歌颂革命，有血有肉的好通讯”。张总编向组长肖青说：“小黄是个新闻苗子，要好好培养培养。”于是在编辑部众人的眼里，我成了一个才华出众的编辑和记者。
1956年是中国政治思想最活跃的一年。在这一年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会上明确提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接着，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繁荣文化艺术的“双百方针”。受历次政治运动打压的知识分子似乎有点扬眉吐气了，敢于在一些会上说出一点真心话。四川省文联也动起来，要把小型的二十四开的《四川文艺》改成十六开的大型文艺刊物。主编文辛向我约稿，希望在改版后的《草地》文艺月刊上有我的作品。
50年代的文学创作严格的说不是文学创作，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政策图解，全靠作者在那里编故事，但编故事得有生活。我长期生活工作在农村，对农民生活极为熟悉，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十分了解，四川是农业大省，反映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个重大主题。这之前河南作家李准写有《不能走那条路》而享誉文坛，我步其后尘，在《草地》创刊号上写了《风水树》。一时，不少文艺评论家在评论此文时，说这是一篇很有生活气息和乡土味的好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巨大变革。面对赞扬肯定，十个年青人没有一个不骄傲的。
生活的改变，环境的改变，地位的改变，必然带来思想的改变。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开始认识到文学是人学，而不是政治宣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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