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在市人委机关的日子
五，初闻西方民主自由
钟工程师的名字记不得了，只记得他一生有过的不平凡的历史和经历，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他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中坚，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怀着救国救民的热情，远涉重洋去到法国勤工俭学，专攻纺织，搞“工业救国”。在法国他曾和周恩来和张东荪同住在一个公寓里，相交甚笃。周恩来向他宣传共产主义，张东荪向他宣传三民主义。他对两者都不感到兴趣，用他的话说：共产主义是鸟托邦的幻想，三民主义是不土不洋的东西，在中国很难做到。他认为拯救中华民族的良方只有发展科学，发展经済，振兴教育，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改变人民群众愚昧落后的状态，是中国应走的奋发道路。所以，他致力于科学，十分勤奋地学习。大学毕业后，曾在里昂一家纺织厂工作，并和法国一位女郎结了婚，生下了一个孩子，1935年回国，在上海申新九厂作工程师，“八•一三”抗战爆发，申新厂遭日寇火焚，他十多年的书籍和笔记全化为乌有。法国妻子避难携子也返回了巴黎，于是他只身回川，东飘西荡，在成都立了家，进入裕华纱厂，前年上调市工业局任总工。
我最喜欢打听的还是法国的风土人情和政治体制，常常提出一些问题问他，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一天我这样问他：“钟工，你在法国住了七八年，留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取下老光眼镜，搔搔斑白的头发想了想说：“当然是这个国家的民主自由。法国民主极了，它是多党制共和国，任何政党都是公开存在，公开工作，各自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它们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是议会，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议会制定国家法律，选举总统。总统如在任职期间不称职，议员可以罢免，议员不代表公意，选民可以罢免。总统任期五年，议员也是五年。我在法国，亲眼两次看见他们选议员，那场面可闹热了。在选举议员前，各党派出动宣传机器，通过报纸、广播车、报告会，在工厂、学校、企业、农村，大肆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取选票。最有趣的是议员们在国会开会，常常为某一个问题争执起来互不让步，甚至在国会里大吵大闹，有时还闹得掀桌子扔板凳，打成一团，然后又各自检讨。在巴黎经常看到工人罢工。罢工队伍在大街上游行，向政府提出各项要求，政府如不答应他们就静坐不上班。这时警察开来警车，用高压水龙头冲，冲得工人四处跑。罢工的头头政府从来不追捕，但工厂可以除名开除。今天在这个工厂开除除名，明天又到那个工厂去上斑……”
我听得很有兴趣，又提出一个新问题问：“法国人民的生活怎样？”
他道：“法国人最讲享受，就连最穷的家庭每天都有腊肠、黄油、面包、水果吃，人人有牛奶、咖啡喝。他们一般吃五顿，最讲究的是晚餐，一周总得吃一只火鸡。法国的女人喜欢打扮，平常都涂脂抹粉，穿高跟鞋，腰杆紧得细细的。他们讨厌生孩子，认为生孩子会影响人生快乐，所以人口一直没有增长，有几年还下降，最后迫使政府提倡生育。人们不喜欢生孩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社会结构和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不同，我们国家的最小细胞是家庭，法国却是个人。在他们的宪法上规定，父母对子女必须承担抚养的权利，但子女对父母没有赡养的义务，人老了有养老金和社会救济。这一切决定法国社会的民主，自由……”
我又问：“你怎么到法国，什么又叫‘勤工俭学’？”
他布满皱纹的脸上飞起笑容，欢快的往事使他年轻了许多。他说：“‘五四’运动后，中国青年觉醒了，都为民族的命运担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怀着这样的希望，决心到西方去看看。可是我家庭穷，根本没有这笔经费。那时法国的劳动力非常紧张，特别是一般笨重的体力劳动根本没有人去做。我们通过外交途径，决定派一部分留学生去法国学习，这部分留学生大多数是穷苦家庭，不能负担这笔经费，便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解决。‘勤工俭学’就是现在的半工半读。我们是坐邮船出国的，住在巴黎华侨公寓，上午时间去餐馆帮人洗餐具、擦地板、抹门窗，下午去大学听课，晚上在公寓自习。生活基本上过得去，不低于法国一般人民的生活。”
“巴黎美不美啊？”静一会儿，我再问。
“巴黎美极了，称为世界花都。它一年四季云淡风轻，繁花似锦，雕塑壁画举目可见，像一座玉砌珠嵌的城市，不愧为世界八大城市之一。”钟工说到这里，怕我不知道世界有哪八大城市，即竖着指头说：“这八大城市是，美国的纽约，苏联的莫斯科，英国的伦敦，日本的东京，中国的上海，印度的加尔各答，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但最美的最漂亮的还是巴黎。所以巴黎又称欧洲的文化中心。它城市的建筑结构不像我们国家，铺面相连的街道，街道没点间隙，它是一幢一幢的高大建筑，街道就由这一幢一幢的建筑组成。它的街中心是花园，几乎都有喷泉；在街的两侧是绿树，小食店张伞设在绿树下，便利行人。一到晚上，男女恋人手挽手，肩挨肩，在绿树下谈情说爱，或唱歌跳舞，充满着和平安宁的景象。巴黎最有名的是六大建筑，卢浮宫、协和广场、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巴黎圣母院、凡尔赛宫。单说卢浮宫，它是欧洲的艺术之宫，收有四万多件历代大师们的珍品，像米开朗基罗的《胜利女神》、《恋爱之神》、《奴隶》，达•芬奇的《蒙娜莉沙》、《岩间圣母》，看几天几夜都看不完。”
我听得入了迷又问：“听说还有什么埃菲尔铁塔，凡尔赛宫吗？”
他稍作回忆，继续往下讲：“埃菲尔铁塔又称巴黎的标志，高三○○米，塔分三层，分别在离地面三十七米、一百一十五米、二百七十六米处建有平台，塔上设有酒吧间和餐馆，供游人用膳、休息、观赏，上下有电梯，登上最高处，整个巴黎尽收眼底。”
我不明白地问：“怎么叫埃菲尔铁塔？”
他说：“听我法国爱人讲，为庆祝法国革命一百周年，法国人民提议建修此塔，由工程师古斯塔夫•拉菲尔设计监造，花了两年时间才建成。铁塔重达七千吨，由一万二千个金属构件焊接而成。你想想，在七十年前，法国的建筑已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在我国建一幢十层高的楼房都感到困难啊！不学习别人的科学技术怎么行啊！”
接着他又谈到凡尔赛宫。凡尔赛宫的名字我是知道，只知它是1870年资产阶级共和党头目梯也尔镇压巴黎公社革命的指挥部，而不知道它是法国人民的财富结晶。他说，1932年我去参观过凡尔赛宫，它在巴黎西南18公里的凡尔赛。这里原是一个小镇，在1642年路易十三建筑城堡，作为狩猎场，后经路易十四和十六的扩建，才变得金碧辉煌，富丽豪华。它有色彩鲜明的庭院，金光闪闪的大厅，精美绝伦的雕像，典雅宁静的花园，地面光滑照见人影，简直看得我眼花缭乱，好像到了水晶宫和瑶池园，不相信还在人世间。
我对他的记忆感到惊讶，不禁叫出声来：“钟工，你是一个‘活法国’。”他淡淡一笑道：“不行呀小黄，比起我好些同学还差劲，他们才是真正的‘活法国’。人生最能记住的是悲惨和幸福，而在幸福的时候常常忘记悲惨，而在悲惨的时候却常常想起幸福，我喜欢法国，我热爱法国，这倒不是我在他国土上生活了八年，或与法国女郎有过恋爱，不是这些，是法国民主自由的国家政体和人民主高度的文化物质生活吸引着我。我经常常梦想着那一天能重新到法国去，看来不行了，只有等死后去收脚板印吧”！
这番谈话在我思想上印象很深，震动很大，一方面感到自己晓得的事情太少，知识太贫乏，学习对于我太重要。自此我开始涉猎外国的现状、历史和文学，大量翻阅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品；另一方面觉得西方社会民主自由，人民生活的十分美满幸福，并不是在资本剥削的重压下挣扎。心里留下了人生一个奢望：要能亲眼去目睹一下，纵死也心甘。40年后的1996年我两度去了法国，一次以国家工商联民营企业家的身分随团访问国并出席参观了巴黎国际博览会，一次偕太太任蘅芳去欧洲旅游，在法国小住了几天，所见所闻与钟工谈的一模一样。我醉心不是法国的物质生活，是它的民主自由。人民在那个国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只要不付诸暴力，在大庭广众面前骂总统也不犯罪。没有思想反动和颠复国家一说，人民是真正的国家主人！
共产党的运动总是来时气汹汹，去时一股风。十月国庆节后，市工业局党委对我的审查不告知而自动结束，解除了安全监护人，但没个说法。可我想不通，多次找着党委严书记问：“你们为什么要审查我？凭什么审查我？”严说不出任何理由，可又不承认错误，用所谓的原则来搪塞我：“革命的要求，也是对你的负责。”
我冷冷地一笑道：“这个要求应该打上引号，负责应改为损害。”两个月后才知道，我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省文联创作辅导部的方刚同志在“肃反”审查中可能与胡风案件有关，在一个风雨之夜服毒自杀。哦，我骤然明白，是株连关系引起。两年后我调入成都日报社文艺组认识邱原、茜子后才知道，方刚和胡风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四九年前向胡风主办的《七月》投过稿，挣了点稿费，而被省文联“肃反领导小组”认定为胡风分子故自杀，可怜身后丢下一个五岁小女孩没人管教流浪社会，写下人间又一曲悲歌。
解除“隔离审查”当我和肖俊华重见时，我笑着问她：“两月前你怎样想的？”她不以为然说：“我相信你没有任何问题，看我们不是见面了吗。”我道：“如果我有了问题呢？”她很爽快地回答：“那当然要划清界线，中断关系。”
我没有多说，心里却在想：在我们的时代没有忠贞单纯之爱，爱要稳固必须有政治前提。农民的儿子不能爱地主的女儿，资本家的少爷自然不能娶工人的千金，阶级利益高于人性，在这个伟大时代，政治取代一切，根本没有个人空间。我想梁祝要在今天，早已各奔东西了！百头偕老，恩爱夫妻，同甘共苦，不适用于主张搞阶级斗争的社会。
1955年“机关肃反”虽然扩大化，审查了好些不应该审查的人，伤害了不少人的情感，但它毕竟面积小，在处理阶段又较慎重，基本上都做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故后遗症较少。但是，它却开创了共和国不正常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筑起了一座防护的墙，为市侩小人提供了升官获荣的捷径，使一些阿谀逢迎者找到了出卖灵魂的阶梯，为日后社会的发度埋下了许多祸根。
使我在情感上不能接受的是，我父亲1953年中风偏瘫后一直卧床在家休息，恰好在“肃反”中病逝。我姐夫张贵武来机关告知，由于我是审查对象，工业局党委竟然不准回家，入土时也未见老人一面，使我成了不孝之子，抱恨终身。
我发现，经过1955年的“机关肃反”后，人和人的关系开始紧张，审干中那批所谓靠拢党和组织的“极积分子”，莫不纷纷入党和提干，那位死揪我不放的刘善成秘书，竟一跃而为市工业局办公室主任，取代了詹大丰的职务，且一路攀升，不断上提。现实生活告诉人们一个不宣的秘密：要当官就得整人，要入党就得出卖同志。自此大家谨言慎行，说话做事环顾左右，原有的那种真诚、直率、热情不见了，人和人变得虚与委蛇。
出于对党的爱护，我不断向中共成都市委写信控告市工业局，在“肃反运动”中所发生的偏差，且措词激烈，甚至说如果市委不重视我的意见，我将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反映。这一招真灵，在1955年岁末，市纪委张书记亲自接见我，花了近三个小时认真听取了意见。他是南下老干部，参加过1942年的“延安整风”，为人和善，不摆架子。他十分耐心地听完我的陈述后哈哈一笑道：“我的小黄同志呀！你这叫受了委屈吗？告你，我在‘延安整风’中被斗了三个多月，还关了我半年多的牢房，要你遇上了该怎么办？反抗还是自杀？什么叫干革命？组织相信不相信都要照干革命，尤其受屈、受诬，更应好好干革命。我们共产党从来如此，对每个干部相信又不相信。因为世界是变化的，人也是变化的，今天可能是革命的，明天可能是反革命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搞运动，才能把那些变节分子、各种隐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清洗出革命阵营。这次‘机关肃反’全国就揪出了不少反革命分子，仅‘胡风集团’就几千人。虽然把你审查错了，但不能抹煞我们工作中的成绩。你虽然受了一些委屈，但对你来说何尝又不是好事？比如今后提干，组织上就不会再审查你了。怎样，想通了吧？”。
共产党真会做思想政治工作，经他这么一说，我原来的满腹忿忿不平，竟涣然冰释。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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