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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小说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31)(图)

第一部《天翻地覆》

作者:铁流  2015-10-10 09:29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第九章,在市人委机关的日子

三,资本家敢不公私合营

中共在1955年所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提出: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要在最短时期内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即通过公私合营的道路,把私营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轨道——即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允许资本家在赢利中提取一定股息,其它则作为企业的再生产和工人的工资与福利事业。这项工作在1952年后就开始着手,如裕华、中新、宝元通等,国家就派出干部到这些单位去作公方代表。先前还支付定息,反右斗争后就再也不支付了,私营企业全成了国家财产,等于一切没收充公。

对私营工商企业的改造工作,远在1954年前就在上海开始试点,在取得经验后向全国推开。按照中央布置,1955年是对私改造的高潮年重点年。为了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四川省委成立了对私改造办公室,在成渝两市试点。由于我不习惯办公厅清闲的工作,多次向领导要求,不知是领导出于厌烦还是相信,1955年2月,调我进入中共四川省委对私改造学习训练班学习。这个训练班有两百多人,清一色的党团员,以专、市、区为单位编成学习小组,由省委统战部直接领导。在学习中,省委统战部程子华部长多次来训练班讲课,讨论多是中央文件,其中主要是陈毅的讲话和周恩来的指示,文件都印有“绝密”二字。学习结束后,我柀分配到成都市工业局对私改造办公室,负责砖瓦行业的对私改造工作。

成都市有上百家砖瓦制造业,均在近郊,集中点在东边的三瓦窑一带。这是个传统的手工业,带有封建把头性质,利润虽然丰厚但劳动强度大,一个窑主雇有几名或几十名工人,老板有时也参与劳动。经过几代人的辛苦,好不容易盘攒下这份家业,现在叫他们交出来,不等于要命么!工作开展起来确有困难。但我们这些共产党培养出来的运动干部,哪有做不到的事,有的是办法。我们首先发动工人,大讲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然后再通过具体事例,揭露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血腥事实。在工人群众发动起来后,立即组织力量清理老板(资本家)的财产。对资本家则是大讲公私合营的好处,国家发展形势,以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道理。动员他们放下财产包袱,轻装前进,通过赎买和领取利息的办法逐步变成工人阶级一分子。但老板们仍“爱钱重产”安然不动,谁也不愿把财产白白交给共产党。怎么办?于是我们便采取贯用的杀一儆百的手段,找出一个坚决不走公私合营道路的老板,作为打击斗争的对象。

共产党拥有权力,找一个人的岔还不容易。老板们都来自旧社会,谁个屁股上没有“把把”(大便的意思),只要花丁点时间就会找出一大把问题。有个唐姓老板(名字记不清了),几代人都做砖瓦,有十分过硬的烧窑技术,是一把汗一把血苦挣出来的“资本家”,自然爱钱如命,加之对工匠和学徒要求严格,在产品上又讲求质量,不合乎规格的砖瓦宁可毁碎也不出厂。我们主要抓住他在解放前当过袍哥与一个工匠女人不清不白的关系,把他定为封建把头,罪恶是殴打工人,强霸别人妻子,以及其它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无限地上纲上线。经过几次的批判斗争,他不仅不认错不认罪,还是不愿意公私合营。我们只好发动和支使工人写检举材料,然后通过公安局将其逮捕。

在公捕那天,由工作组出面召开全行业的大会,先由参会的工人揭发他的“历史罪恶”和“破坏抗拒公私合营的反动言论”,然后由公安机关当众执行逮捕,雪亮亮的手铐,冷冰冰的鉄环,谁个不怕?这一招真灵,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作用,会后老板们纷纷表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告别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于是自动写出申请,要求公私合营。我们却不急,还要对申请逐户审查,看是否合乎条件?这种作秀的手段,应了杜甫一句古诗“盘马挽弓故不发”。待我们所谓的审查后,再将这些申请材料交给工人评议。经过多次来回折腾,才十分慎重地批准几家。这些被批准“公私合营”的企业业主,胸前载上大红花,厂门上的招牌也挂上红绸,还燃放鞭炮,敲锣打鼓以示庆祝,光荣得不得了。如果说这叫“文明”劫匪,不过份吧!“一石激起千层浪”。资本家全被热浪狂飙煽动起来,纷纷拿着申请排着长队,向工作组要求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路”。到了1955年5月,不仅砖瓦业的业主要求公私合营,成都市各行各业的大小老板,纵是街头巷口卖汤元。、烧腊以及卖葱葱蒜苗的小商小贩,也插上了小红纸旗,宣布自已已经公私合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只听满城锣鼓叮咚,遍街人声鼎沸,大家喜笑颜开,人人庆祝社会主义取得伟大的胜利!街道办事处向区政府报喜,区向市报喜,市向省报喜,省向中央报喜。1956年1月,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有20万人参加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报纸上也竭力宣扬中国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公私合营”的实质,是实现毛泽东对社会生产资料剥夺和占有,也是一场对私营工商企业资产彻底的剥夺与抢劫,体现了中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霸道与威力。我是这次集团性的抡窃犯之一,五十年后的今天特地向那些失去财产的老板们说一声“对不起!”今天的中国又有了不少资本家和有钱人,是否再被共产党暴力抢劫就赖于法律的保护了!但愿中国的宪法上早日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四,一首小诗引出的麻烦

1955年,正当人民共和国热烈庆祝“一化三改”伟大胜利的时候,另一件不幸的悲剧发生了,这就是毛泽东一手制造和发起震惊中外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以及由此在全国开展的“机关肃反运动”。我这个不足二十岁的小青年,为一首小诗也牵连其中。为了说明这个寃案始末,须先作一个背景介绍。

胡风本名张光年,著名的诗人、作家与文艺评论家,早年参加革命,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坚强的支持人与盟友。他一直从事鼓吹革命的文艺创作活动,写过不少十分激进的作品,鲁迅十分赏识他,说他是有正气的知识分子。

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主编的《泥土》、《七月》等刋物,为共产党培养了不少作家和诗人,同时也写过不少讴歌革命的诗。那首讴歌新中国诞生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诵,曾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中共取得政权后他是全国文联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国内享有盛誉。但他是个狷狂之士,“性格鲠直,易于招怨”(鲁迅语)。不懂得逢迎与献媚,不屑于明哲保身的哲学。他在创作上不仅拥有实力,而有一帮志同道合趣味相投的朋友,这却犯了毛泽东的大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讲政治,只讲斗争,不允许任何人有真心共事的朋友,更不准许人与人之间有感情交往,谁要有,谁就是小圈子或小集团。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中国文学创作便失去鲜活力,广大文艺工作者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歌功颂德的吹鼓手,文艺作品变得千篇一律,再没有人性与个性的色彩,全是公式化、概念化为政治运动服务的宣传品。为了挽救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创作,胡风先生于1955年2月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三十万言的上书。于是惹怒了毛泽东,开启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逐步逐步从“文艺思想”上升到“政治领域”,其后到搜查私人信件,并由毛泽东亲自加批加注公布于《人民日报》上,在5月13日定性为“反党集团”。接着胡风好友舒芜先生迫于政治压力,“主动交出”解放前后与胡风先生的几十封通信的信件,于是毛泽东再以《人民日报》编者按的名义,将这些信件斩头去尾的摘录公布,并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很快全国立即掀起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

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等人以“现行反革命罪”先后被捕入狱。接着《人民日报》又将胡风同一些人的来往信件分类摘录,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之后,这三批材料又汇编成书,在国内外广为发行,置胡风先生于死地。不难看出一国之君毛泽东,为了扼杀不同观点与见解的知识分子,竟然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加害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中国人。

“胡风反革命集团”寃案遍及全国,使2100多位无辜的知识分子受到株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胡风一案完全是歪曲原意,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党委领导,行政干预,直至逮捕入狱,给中国共产党执政春秋写下可耻的一页。

胡风被监禁了10年之后,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10年已经过去,还有4年监外执行。12月底,胡风走出秦城监狱,全家团聚过了一个春节。春节过后,胡风夫妇被通知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去。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

1967年11月,胡风被四川省公安厅押至成都,再度入狱。1970年1月,以胡风“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他被戴上手铐,押至地处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服刑。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胡风在平反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1985年6月8日,因病逝世,终年83岁。他在最后五年中,“给我们写了几十万字,这里没有一点个人恩怨,有的只是一篇历史的证言。一场悲剧落幕了,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时代的历史的悲剧”。

在声讨胡风运动的高潮中,我们这些不明白真相的青年一代,认为报上说的都是事实,。它是党的喉舌,决不会说假话,更不会造谣。怎么知道共产党的报纸是毛泽东的传声筒,是专门歪曲事实,制造假话的行家里手,干着出卖灵魂的勾当。

一个星期天,我拿着《文艺报》附赠的胡风先生三十万言《我对当前文艺创作的意见》去人民公园和肖俊华聊天,她愤然说:胡风咒骂革命,诬蔑共产党,要用“橡皮包着的钢鞭”打我们,真反动透顶!我道:省文联已召开了两次座谈会,批判胡风的反动文艺观点,什么主战精神。她笑了,作了纠正:主观战斗精神。对,主观战斗精神。我有点不好意思,继续往下说:文艺创作来源于生活,怎么能是人脑主观的东西?这不是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唱反调吗?

其实我当时只是个初入文坛的小兵,对文艺创作理论知之甚少,认为写作必须为政治服务,是个地道的“歌德派”,对胡风先生三十万言上书看不明白,无论恨也好怨也好都是人云亦云,没有自已的东西。她十分关心地问了我一句:你在座谈会上发言了吗?我振振有词道:当然发了言。我看过翼仿的小说《这里没有冬天》,这个标题就是错误的。大自然怎么会没有冬天?春夏秋冬寒来暑往,说没有冬天就是不对的。她又笑了说:这是形容词吧?问题是内容怎样?我道:这本书写得不怎样好,农民不像农民,干部不像干部,有点远离生活,我不喜欢。明天省文联要召开省市文艺界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大会”,我一定争取上台发言。她立即表示支持:对,你应该争取上台发言,要表示自已立场坚定和对党的热爱!

那时,整个社会被政治玩弄,政治像个魔鬼支配着人的灵魂。只要一有政治运动共产党就要不停地召开各种会议让人们上台表态,上台表态的人一半是无知的盲目,一半是争取表现求得相信,以便获得提升。我就是属于这样的人。

大约三个月后,在毛泽东亲自指示和领导下。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上海最先揪出了隐藏在党内达三十年之久的“反革命份子”、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公安局局长杨帆,当时称为“潜伏在党内时间最长、资格最老、地位最高的反革命分子”,还煞有介事的大大庆祝了一番。可是三十年之后才知道,潘汉年和杨帆均是共产党的老特工,在抗日战争时期由毛泽东派往去和大汉奸汪精卫联系,商量如何联日倒蒋,为了灭口才将他们逮捕下狱迫害致死。历史啊总是被权力不断歪曲、不断改写,作为一个中国人常常不了解真像,太可悲了。

为了保证“肃反运动”的顺利开展,全市所有国家机关一律停止办公,集中吃、住、行,成天一起学习,搞人人过关的检查交待。

我们对私改造工作队也不例外,全部人员归入工业局党办统管。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肃反五人领导小组”,各机关同样有五人领导小组,又称审干小组,对有问题人开展“内查外调”,内查:有无历史问题?有无胡风样的反革命言论?有无反动文字和反动文章?

我出身好,历史清白,年龄小等原因,深受领导信任,进入审干小组。按照上面的布置,“肃反”主要清查三种人:一、历史比较复杂的人(以留用人员为主要对象);二、平时喜欢说牢骚话,对党对领导有不满情绪的人;三、喜欢写写画画与文艺机关有联系的人。方法是:大胆怀疑,寻找对像,突破重点,一追到底。

每天排着队上下班,排着队去食堂吃饭,上下午集中学习。学习为十三四人一个小组,先学习中央下发的文件,然后对照检查,其实这是一个走过场的形式。在这之前,党委根据个人挡案与所掌握的情况早就有了重点。我是历次政治运动冲锋陷阵的打手,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领导说谁有问题我就去揪谁。凡要审查的对象先在小范围内研究确定,然后交给各个学习小组执行。经过多次研究,最后确定重点审查两个人:

一个是办公室主任詹大丰,他是华西大学学生,1949年前参加地下党,多次组织领导反对国民党的示威游行,曾被捕出狱,领导上怀疑他有变节行为,便作为“老虎”交积极分子看管起来。他的夫人叫贺惠君,也是地下党的,解放后曾任省团委学生部部长,我们叫她贺大姐。

詹大丰个儿不高,瘦瘦身材戴付近视眼镜,一幅知识分子样子,一开始就将他定为“老虎”,先就“隔离”起来,关在一间单房里,不让人和他接触。他无所谓,好像十分乐意这种“审查”,成日笑嘻嘻地不停抽烟,蜷缩在办公室里不言不语,态度好极了。“隔离审查”了半年,没查出什么问题,后来又官复原职。虽然“肃反”这一关闯了过去,1957年“反右”夫妻双双却成了右派,“十年文革”贺大姐经受不住“考验”服毒自杀,一对“革命夫妻”就这样天上地下过了一辈子。听说詹大丰主任单身一世,提及往事总是摇摇头不发一言。

另一个叫温英,二十五岁的局办科员,负责宣传,《四川日报》特约通讯员,经常把全市各厂矿先进事迹写成消息通讯稿件,寄往报社发表,笔头硬有本事,工作能力又强,只一点不好心高气傲,对领导不恭常发牢骚。在小范围研究审查的会上,秘书室秘书刘善成说他有重大问题,还列举了温英许多反动言行。这些言行都是温英平时发牢骚说出来的,他是有心人早就一一记录在案,故认为是个“暗藏下来的胡风分子”。

刘善成参加工作不久,表现一般,这次却冒了出来。对温英有无问题我虽持怀疑态度,但对刘善成的认定仍支持。政治运动你不运动别人,别人就运动你,你不当打手,打手就打倒你。面对这样客观现实,谁不考虑利害?所以一当确定谁是重点对像,纵是慈眉善眼的菩萨,也会立即变成人人声讨的恶鬼。工业局很快召开对蕴英的批判揭发大会,刘善成和我是重点发言人。会前我们把温英的“反动言论”和“胡风反革命言论”作对比,上纲上限很是来劲。但没有想到,在揭发批判温英后的第三天,我也变成了重点审查的对象,并作为“老虎”看管起来。

事情是这样引发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定调是舒芜交出的几十封信件,善于学习的共产党立即把“肃反”重心放在文字上,决定对干部历次文字大清理。那年7月的一个晚上,各机关根据市委指示,来了一次突击“保密大检查”,所有人员的箱柜、被卷、衣服、办公桌都自行开启,让检查者搜查个遍。本来这是违宪侵犯人身自由的事情,可谁也没有人站出来反对,反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组织行为。人人配合,大家拥护。搜查的重点当然是文字,来往书信、私人日记,凡认为有问题的东西就拿走。办法是局长搜处长,处长搜科长,一级搜一级,交叉进行。我搜别人,别人搜我,类似公开群交。在搜查我时,发现了两个材料,一是中共中央关于对私改造一份文件,这文件上有“绝密”二字。什么密?人手一册,相当于垃圾堆里废纸。问题出在我离开省委“对私改造训练班”时,没有交回去大意地带走了,一直放在皮箱中;另一个是老朋友梦觉为支持我的文艺创作,常将成都市郊委每月编写的“工作简报”寄一份给我,看后归还。巧好新寄来的《成都市郊地富破坏活动情况调查》看后还未归还,于是便有盗窃“国家机密”之嫌。最说不清楚的是写在日记本上那首打油诗:“菊花开放雀鸟鸣,年少心灵志向高。有朝一日风云起,平步飞上九霄云”。我不是文人却沾有文人满身臭气,不知道这文字东西的厉害,宋江不就为浔阳楼那首诗成了皇犯,我这首狗屁不通的打油诗也将自己忝列于“皇犯”中了。

刘善成正在往上爬,爬的办法就得踩着别人肩头,否则显示不出才能。他一口咬定这是一首变天诗,我纵有九张嘴巴也说不清楚。本来这牵强附会的东西不值一驳,但在阶级斗争年代跳下黄河也洗不清,你一句他一句,说得有鼻子有眼。我想进步,别人也想进步,要进步就只能狠揍别人,揍得越狠就越进步。没有人性的社会,自然没有情感与理智。

在把我列重点审查之前,党委先进行过一场辩论,在辩论中刘善成煞有介事地说:黄泽荣年龄虽然只有20岁,在历史上还暂时找不出问题,可是这几件事令人想不通,无法去解释:一,他为什么要私藏中央绝密文件?二,他日记上为什么写下这首变天幻想的诗?三,他为什么取笔名叫晓枫,是否和胡风的‘风’字有联系?四,根据他的文化程度,不可能写出那些小说,是否有人在背后代笔?五,为什么在斗争温英的会上表现得那样积极?是否有意伪装?由此不难想像,他可能有重大政治问题!

机关肃反的目的,是清查暗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可是毛泽东在做任何事情都先定调子,比如“镇反”城市要杀千分之零点五,农村要杀千分之一,机关“肃反”百分之九十五是好人,百分之五可能是暗藏下来的阶级敌人。为了印证“伟大领袖”的“英明”论断,各单位就得按图索骥拼命揪“反革命”,管你是不是先斗争了再说。

为了要完成上级压下来的任务,单位领导者的思想中,先就有了“反革命”。而一些为了讨好领导以求得攀升的人,便有意无意地陷害同志,出卖朋友,以此表现拥护党、拥护领袖、靠拢组织。刘善成就是这样的人,我一个时候又何常不是呢?阶级斗争把一切妖魔化,不断制造牛鬼蛇神。这是共产党本质所决定,从井岗山到延安,从延安到夺得全国政权,一路斗来、一路杀去。,没有斗争就不叫共产党,不杀人就不叫无产阶级专政,正如卖淫成性的妓女,不卖淫就过不得日子一样。共产党的统治是建立在人与人的监控上,而人性的贪欲、幻想、自私、忌妒、报复等弱点,正是毛泽东“分化瓦解,以人治人”最好的剑柄。

在这场斗争之始,做梦也不会想到共产党要审查我。我有什么值得审查的?一个学徒娃娃,15岁追党参加革命的童工,可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切从需要出发。当刘善成以微笑的脸孔,得胜者的姿态,在工业局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我有政治问题时,气得我暴跳如雷,可有什么用呢?一群恶狗咬着你,你赤手空拳,又无打狗伎俩,只能蹲着身子左右防范。在这些时候我苦闷极了,恨他不实事求是,把一个简单问题弄得如此复杂,感到人格受到了莫大的污辱,来去行动受人监视。在情感波动的情况下,我做了两种打算:一是打胡乱说地谈些莫须有的东西,让他们查去;二是想用自杀来表明我的清白。但反一想觉得不妥当,乱说给组织增加麻烦,给自已带来不利;自杀,是叛变革命自绝于人民,没有问题为什么要去自杀?

刘善成并不放松我,步步紧逼,似乎搞不出我的政治问题决不罢休。在所谓革命阵营里,当一个人受着不公平的待遇或处于被怀疑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敢于站出来为你辩诬或鸣不平,更没有人同情和支持,原因在哪里?运动是毛主席发动的,党领导的,难道能和组织唱对台戏?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何曾同情过别人?前几天揭发批判温英,我没有犹豫,多么的慷慨激昂,现在却希望别人来理解和信赖我,这是否不太公正?一个星期天,我拉把椅子,坐在一株楠木树下冥思苦想,取出笔悄悄地写着自杀绝命书。我希望有人发现,向组织汇报,借此陈述冤屈,可一个人也不来看。我写了几页看了遍,苦苦一笑撕个粉碎。快到开饭时候,机械设计科的王工程师,走来和我聊天。他是个留用人员,在机关里从不树敌,成天客客气气笑嘻嘻,在这之前我对这类人既无好感也无恶感,认为他们不是革命者,是拿工资养家活口的雇用人员,对革命没有热情,那象我们有崇高的理想与上进心。他端来张木椅,在我对面坐下说:“小黄,你怎么啦,这几天瘦得象猴儿了,有什么想不通的?年轻人呀要乐观愉快。”

我道:“我有什么问题,审查了半个多月还没有作结论。”

“就为这不吃不喝?”他哈哈一笑说:“这算什么,三反运动时把我打成大贪污犯,批呀斗呀几十次,说我贪污了好多好多亿。各人的事自己最清楚,我是搞工程设计的,怎么能贪污?他们不依不饶,分析去分析来,分析得硬像个贪污犯。开初我也背过包袱,后来想通了,共产党讲实事求是,我没有贪污你总定不上。我高兴起来,成天照旧吃肉喝酒,嘻嘻!运动结束了,我的问题也结束了。这次他们也审查我,我就不像你,又扳又跳。你审查你的,我睡我的,不信能把我搞成胡风分子?你有什么,胡子没长一根,又是工人出身,怪了,还会有政治问题?冷静点,让他们审查去。”

我为他开朗、豁达的真情所感动,点点头道:“我自知问题早晚会结论,可一天来去有人跟着你,看起多不光彩。”

“小黄呀,这是领导上保护你的安全啊!”他明亮深沉的眼儿,狡黠地一闪说:“你们年轻人脸皮薄,认为‘栽个尾巴’(指有人监视)就是了不得的大事,我才不管它,没说尾巴,就是来两个背枪的我也照常唱歌说笑。哦,我知道了,你怕你小肖不爱你是么?这是个考验爱情的好机会。要是她认为你受审查就变心了,这样的姑娘干脆早砍断,人生的路长啊,一辈子要爬多少坡、下多少坎,爱情也是这样,我想她不会罢?”

他的一席真诚谈吐,解除了我的忧虑,安抚了我的心烦。此后我便按照他的办法办,再不把“审查”放在心上,更不当成包袱来揹。刘善成见我不上套,只好将注意力转到詹大丰主任身上。借这个空闲我每天大量看书,外国的中国的名著,没事便和钟工程师谈天说地。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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