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历史文化名城的由来
四，重回打金街的日子
成都不跑警报后，我和姐姐又回到成都打金街家里，与父亲、继母一起过日子。打金街位于成都东南面，上联湖广会馆，下通新南门。街分为上中下三段，上段叫上北打金街，中段叫中北打金街、下段叫下北打金街，现通称为红星路。
成都街市均为一楼一疧的铺面房组成，间或有一两个门洞，门洞又称公馆，住的有钱人家，称绅粮或殷实户。房屋建筑为穿逗的木质结构，楼房向外伸出一长节，遮住街沿，暑天遮太阳，冬天避风，下雨天可躲雨。铺面约十余米宽，多为三进。一进坐生意，二进住人，三进为厨房。没有卫生间，解便去街上公厕，洗澡去浴堂。亱里女人用马桶，男人用夜壶，每早有收粪水的农民，高喊“粪挑，粪挑”。收粪的多是城边莱农，不但不要钱，还要送你一些葱葱算苗之类的东面。
街道名称一是来源于职业的分工，比如我们住在打金街，顾名思义，打金街就是打金子的街。这条街上有好几家专事打金的作坊店铺，他们通过一种特殊的工艺，把十足的赤金捶成只有纸片千分之一薄的金箔，专用于粘贴匾对和给菩萨穿衣。打金的掌柜、匠师均来自山西五台山一带。距我家很近的安爷爷的打金铺，是街上最老的打金铺，他就是山西人，来成都快一百年了，说得还是山西话，背地里大家叫他“安老陕”。
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不姓安姓温，说是抱给人做命根接香火的；二儿子在一家大学读书，从不和街上孩子玩，我们叫他安三哥；女儿长得很漂亮，只一条腿不灵，走路一跛一跛。他们家很慈善，安母母为人不错，喜欢帮助邻里救困解难。人们常当着安爷爷的面说：你家好善乐施，不整人不害人，来日儿孙定会当官发财。这话还应了，十多年后，安三哥真的当上了共产党的大官几——市财委主任，后又升为中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80年为我“平反”落实政策，他帮了很大的忙。这条街除了打金铺外，更多是做皮箱生意的作坊。这种皮箱是内木框外羊皮，绷制好后漆成各色漆料，再绘上彩色花案，钉以特制的铜钉，亮晃晃熬是好看。逢年过节生意最好。
还有一种街名源于历史上寺庙的建筑，比如大慈寺旁边的和尚街原是和尚的禅房，后改建为街道就成了和尚街。再如藩库街，就是满清时藩署衙门；骡马市街原来就是骡马市场。从街市的名称看得出城市的沿革与迁变，是部厚重的历史。可现在一些当政旨不看重历史，轻易更改县名、街名、城市名，失去了寻旧寻根意义，没一点回味的价值。
工商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街市经营的布局自然而然走向专业化道路。四十年代末的成都已经形成市场专业化格局。打铜街是专制铜器铁器产品的，锣锅巷街是专卖家俱的，纱帽街是专卖绫绸的。还有小科甲巷是绣被面枕头的，驰名海内外的蜀绣，就是出自这里的男女工匠一针针一线线绣出来的；福兴街是卖帽子的，瓜皮帽、博士帽、蒙蒙帽（一种遮去头部只现眼睛的帽子），应有尽有。后来居上的春熙路，大部分商店是卖绸缎、布匹、百货、金银首饰、珠宝的，还有几家银行，近似今日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是富人来去的地方。一到晚上灯火通明，歌声袅袅，穿着各色旗袍和高跟鞋的摩登女郎，一个个浓妆艳抹，招摇过市，一展风姿。
香烟是舶来品，先初中国人不吸，外国人拿来不仅不要钱，还请人敲上洋鼓吹上洋号见人就送。每盒香烟里还有一张洋画，洋画编有号，如果能连上号拼成一只虎、一只鹿，还可得奖哩！纵如此，成都人还是吸水烟，吸水烟就需要水烟袋。水烟袋铜质的好坏和式样的精粗，代表家庭的等级、品味。烟袋巷的烟袋有几百种之多，甚而还有黄金白银的。
总之，经过明清两代市场的运转机制，逐步形成了固定专业经营的街市。顾客只要去到这些街市，无论价格、质量、欵式，只稍微一比较（俗称货比三家），便能很快决定要买的东西，决不会上当受骗。用今天经济观点审视，1949年前的成都就以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无论从经营管理、销售网络、诚信价构，和今天的比较似乎还要完善与超前，可惜随着解放后各种政治运动的开展，这样的市场彻底被毁灭了，现由政府指令建立起来的市场，缺失的东西太多，最主要是没有自由市场的灵魂，正如共产主义永远没有真正的信仰。
我家恰好住在中、下打金街和大科甲巷与江南会馆街口的交汇处，地处要冲，能接触到多方面的人和事。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江南馆街租连环画的铺子。那是一个双间门帘的苏裱褙铺，兼营租赁连环画生意。几个大柜子里装满了上千册连环画，《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薛仁贵征东》等等，几天几夜都看不完。我童年多半在这里看连环画，这也是我最早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地方。
我喜欢去另一处就是春熙路的铜人坝。之所以叫铜人坝，因为那里立着一个孙中山的铜像，铜像前有花坛、水池。四邻八街的小娃娃都爱在这里恶作剧，发泄野性，诸如用纸团塞进人力车座后的纸灯笼，使它燃烧起来取乐，或者向“吊膀子”（拉客）的“货儿子”（即妓女）要零钱，待到春熙大舞台快散戏时，便混进场子看戏和拣拾戏客留下的剩余食品。这些都不是有钱家孩子作为，全是市井子弟。
由于幼年丧母，家里经济又不宽绰，先初没进学堂读书，成日跟着一帮野孩子瞎玩，是街上出了名的“废头子娃娃”（意即最调皮的孩子）。大伯和二伯不断向父亲施加压力，说：亦章（父亲排行名），你不送润芝（我的书名）去读书，会害他一辈子，这样对得起他死去的妈妈吗？迫于压力，父亲才送我和姐姐去读书。
最初读书的地方是上北打金街的奉私小学。因我爸爸和那条街一个姓叶的街正要好（街正是民初的职称，早于保甲长），只交了很少的学费。这个学校设备齐全，有图书馆、标本室，操场，学校四面的墙壁上写有八个大字：孝、悌、忠、信、礼、义、亷、耻。老师注重学生品德教育，教材没有政治色彩，都是培养孩子德、智、育的内容。如孔融让梨，安安送米，司马光砸缸，至今还记得他的意思。
成都学校有两类，国家办的叫公立，私人办的叫私立。奉私是私人办的，环境不错，教学质量高，可惜我还没有读完初小二册，抗日战争爆发涂着红膏药的日子飞机常来轰炸成都，奉私小学为安全计迂到了东郊多宝寺去了，我便转到诸葛井街读私塾。诸葛井街有座诸葛庙，供奉诸葛孔明，庙里有口古井你诸葛井，相传是诸葛先生当年开掘的。说这眼井直通九眼桥，有运动水兵的作用。有人放过一只鸭子试验，几天后鸭子果然从九眼桥水里冒出来。现在这条街还在，庙和井却不知去向。
我在这里读了《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千家诗》等，这些书老师每天号圈圈，全要背诵，背诵不了要挨手掌。为了怕挨手掌，成天只好拼命读拼命念，倒也好，我奠定了一生的古文底子。再后转到城守东大街成德小学读五册，校长叫白天章，是一个梦想“教育治国”的商人。
成德是中心小学校，五年级就得穿黄色的童子军服、戴船形帽，佩肩章、臂章、警笛绳，完全像个小军人。出操旅行还得拿童子军棍，唱《童子军军歌》：“童子军，童子军，童子军！我们，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年纪虽小志气真，献此身，献此心，为国家，为人民！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充实我们行动的精神。大家团结向前进，前进，前进，青天高，白日明！”
我们学校的童子军教官姓罗，瘦高个子，脸上从无笑意，严肃近于冷酷。他常常采取突然袭击，正当我们下课休息，忽听响起长长的紧急结合哨，大家就得五分钟内列队恭候。他说从小就得养成军人性格，不然何能为国效劳？每学期有几次“野营”（野外露宿营地之意），都是由他带领。野营一般是在南门的石羊肠、东门的三瓦窑等地，来去十多里。野营一路着装，带水带干粮，敲着洋鼓，吹着洋号，列队而行，很是威风。先遣队是高年级学生，他们先探路，看到哪里有恶狗、哪里有水井等，就用粉笔在路边石板上划个规定的符号，据说部队行军就是这样的。
每年四月四日儿童节或“双十”国庆节前，全市童子军要举行一次检阅。检阅的地点在少城公园中山纪念堂，各校童子军排在那里，先开纪念会，升旗、唱国歌、背诵总理遗属，再听市长讲话，内容多是鼓励之辞，最后是齐步走的分列式，喊着“一、二、三、四”的口令，行经主席台时全部行注目礼。
“双十”国庆节政府还要举办的提灯会庆祝，集会地点也是少城公园。低年级学生不去，全是高年级学生参加，所提的灯自备。全市除大中小学学生参加外，还有各界人士。行经路线是西御街、东御街、盐市口、东大街、春熙路，最后在总府街解散。看提灯的人很多，最热闹地段当然是春熙路。
日本鬼子虽然不敢再来轰炸成都，但加强了陆军的进攻。不久传来贵州独山吃紧，举国慌乱。蒋介石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各地学生纷纷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一天我上学，看见东大街停着一长溜大卡车，上面载着许多参军的年轻人，个个情绪激昂，胸前戴着大红花。一个卖油膏的小贩，突然把油膏提拦一扔，高喊“打倒日本鬼子，我要当兵”，立即被接收，爬上汽车加入队伍，四周响起一片掌声。
我读书虽不怎样用功，但成绩不错，每学期都在二三名，只是“烦得很”（北方话淘气），大伯评我是“成龙上天，成蛇钻草”的人物。记得有天夜晚，我和一群孩子，把一个“掷胡豆”（一种小赌博）卖豆腐干的小贩推倒在地上。这个小贩想讹诈我们，躺在地上不起来，啊哟连天叫个不停。同伴们都吓着了，不知该怎么办？我大着胆子向小贩说：“我们叫警察来评理，看是你打我们，还是我们打你？”小贩怕警察，也就不再躺在地上耍赖。
再有，就是看《三国演义》连环画学来的“桃园三结义”，我和科甲巷街画罩帘兼裱褙铺周伯伯的儿子周道炎等几个孩子，学着大人样，吃血酒结成拜把弟兄。大家一齐跪在地上，对天发誓说：“生不同天，死愿同日。”然后聚在附近运兴商行的空道里摆机关布阵，把一些木板、箩筐、小石块放在门框上玩，一不注意就会打得同伴鼻青脸肿，回家只好向大人扯谎说是走路跌伤。
一次，我们去华西坝后面一条叫分水埝的小河洗澡，玩得嘻嘻哈哈高兴极了，不防小偷把我们的衣服都偷跑了，急得不少人哭了起来。总不能赤条光身地回家呀？我出了个主意，用荷叶遮住屁股和前面的小鸡鸡，这样才回了家。以后再去河里洗澡，便知道轮换着人看守衣服了。
我们自幼心中崇拜两个人，一个是铜人坝的孙中山，一个是经常看见坐在私包车上的尹昌衡。听大人讲，孙中山是推翻满清的伟人，尹昌衡是杀赵尔丰的英雄。孙中山发动的辛亥革命成功后，清帝宣统宣布逊位，但四川总督赵尔丰不下台，坐镇皇城负隅顽抗，四川同志会心急如焚。后来起义士兵冲进皇城，从睡梦中把赵尔丰抓到皇城外坝坝里，可是没有人敢上前杀他。这时，原任大清国标统（相当于现在的营级校官）的尹昌衡走了出来，提刀上前强按赵尔丰的头，叫他跪在铺好的红地毡上，赵不跪，尹昌衡大喊一声刀起头落，把赵尔丰杀了。赵死后，他自封都督，袁世凯称帝后削了他的官位，自此闲赋在家当寓公。人说“大船烂了还有三千钉”，他家里仍是都督排场，花厅上摆着十八般武噐和那把砍死赵尔丰的马刀。
他个儿高大，腰杆很长，一脸杀气，两个眼睛射着冷光，挺胸昂头坐在私包车上，高人一头，谁见了都怕。我们常在一起私下议论他，一次我拍胸说：“有一天我也杀个大官儿，威风威风。”这事被父亲知道后，狠狠揍了我一顿，说“造反”灭族，是胡思乱想。
我稍大一点，便喜欢听评书和“圣谕”。
那时不少茶馆为了招徕顾客，夜里专请说书先生讲评书。讲的内容多是剑仙侠客，妖魔鬼怪，贯穿一个作恶没有好结果、行善一定有好报的因果报应。说书人坐在一人高的台子上，掌控惊堂木，手舞足蹈，又比又划，生动极了。一部书可以讲两三个月，每晚“压板”都留下一个悬念，叫“卖关子”，第二晚不得不去听。我们给不起钱，就在坐客后听“战国”（即站在人后听）。
“圣谕”是大热天夜里，一些坐铺面人家搭个台子，摆上香烛，当中供奉着一个写有“圣谕”二字的木牌。讲的人身着长衫，戴帽穿靴，毕恭毕敬。先是燃香秉烛，祷告上苍，然后长声悠悠地唱着：“一愿风调雨顺，世间太平；二愿子孝父慈，长寿康宁；三愿夫妻和睦，白头到老；四愿行善积德，子孙昌盛……”然后讲一些劝人行孝行善的段子。他不拍惊堂木，也不挥手蹈足，文文静静地坐在台上，像个老师在向学生讲课，内容有《安安送米》、《雷打张继保》、《三娘教子》、《活捉王魁》、《三元记》等。一晚上讲一个，不留悬念过夜，听的人多是婆婆大娘和小孩。讲“圣谕”的人多是善堂里的执事，不向听书的人要钱。我听了这些“圣谕”后，心里真是想着要当个孝子，好好读书成个状元。自此，再不做先前那些恶作剧的事了，回到家不是给父亲摇扇，便是端茶送水，父亲很奇怪，怔怔地看着我，嘴里低低说：“娃儿变了。”
正因社会倡德扬善，大家都和气做人，街道上少有打架闹事发生。生意人重商德，不卖假货不骗人；邻里亲善和睦，相处少有纠葛。早晨各家店铺自动洒水扫街，周而复始从不间歇；酷暑天十字街口有人施舍解渴茶水，有的还佐以清凉药物，任人饮用。一条街上的邻里相互没有不认识的，一家有事没有不相互帮助的。有天早晨，一辆载货汽车把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撞死，司机觉得没人看见，就加大油门想逃之夭夭，被做牛皮箱的刘大爷发现，他一边喊一边追：“大家快起来，汽车撵死人了！快起来！他想跑，大家追呀！”熟睡中的邻里被叫醒，上百人冲出家门拦住路口，丢板凳撂石头，迫使司机停车就擒。平日如果有贼来偷窃，只要有人一叫，大家就会奋不顾身地跑来擒贼抓赃，勇敢无比，决无坐视不管的人。
1946年国共和谈失败，内战全面展开，各种大小报纸满篇都是前方战事消息。成都人都关心起时局来，喝茶见面没有人不议论议论：
“听说共产党要共产共妻，朱毛是杀人魔王？”
“不会吧，这样怎能成大事！凡成大事的党派都得对百姓好。”
“打土豪分田地是事实。十多年前闹‘霉军’攻成都的就是今天的共产党。他们没来到成都去了川北，把那里财东的田呀、地呀、金呀、银呀，全没收分给了穷人。”“朱毛是不是乱杀人说不准，反正会开红山。”“会不会伤到我们做生意的商人？”
“我想不会吧！哪个朝代能离开做生意的人，除非它不要税，不要捐！可打仗要钱，坐天下也要钱呀！”……
四川是军阀的天下，大商人大豪翁也不听国民政府的话，都在趁战乱大搞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于是物价一日三涨，纸票贬值，弄得老百姓叫苦不迭，卖房卖地，生意人关门破产的越来越多。
父亲是个典型的惧内男人，继母温家妈又只顾娘家，偷了不少钱回去孝敬她父母。父亲杂货店的生意愈做愈小，不得不常向大伯、二伯借钱，即使能借到，也要被抢白一番。为此，父亲性格日益暴躁，再加上温家妈的唆使，经常无缘无故暴打我和姐姐。记得有一次，街坊姓蒋的喂的鸽子有一只飞到我家楼上，被我捉住，他来要我不退，父亲得知后不由分说，将我外衣剥去捆绑起来，用马鞭子抽打。我叫爹叫娘，求饶认错，父亲也不停手。在一旁的继母不但不劝住父亲，反说：“要打，拿出去打，别把我儿子吓住了。”姐姐见状放声大哭，猛上前抓住父亲手中马鞭子，伏在我身上说：爸爸，要打你打我吧！妈妈只留下这一点骨血，饶了弟弟吧？说毕不停地哭，不住地磕头。也不知是父亲打累了，还是被感动了，终于停住了手。此时方懂得人世间经验之语：有后娘必有后老子。第二天大伯知道后十分生气，指着父亲鼻子说：亦章，再怎样润芝总是你亲生的，哪有这样打的道理！
中国人相信迷信，老讲报应。在我姐出嫁前夕，继母第一胎细娃患白喉死了。一年后生第二胎患上产褥热，连同襁褓中的弟弟一同死去。我和姐姐再次当孝子，送她老人家归山入土。
继母死后姐姐出嫁，父亲再娶二婚的周氏作继母。在物价一日三变、潮起潮落的风浪里，父亲不会随势起舞，杂货店负债倒闭。于是，我家成了无产阶级。我于1947年春天外出学徒，开始了人生的另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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