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小说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 (4)(图)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一章历史文化名城的由来

三,难忘的童年

我家是乡下的一个穷家小户,原住成都县崇义桥乡高家巷村(今已是成都市近郊区)。那里距成都市二十五华里,资讯闭塞,交通不便,来去全靠两腿,去成都称为“上省”。三四十年代的农村,经济上基本是自给自足,吃的粮食是自己种的,菜是自己栽的,穿的衣服是自己织的布缝制的,连点灯照明的油也是用田里的菜籽榨的,只有盐巴是买的。由于农村和城市联系不多,人们很少去成都。除了年尾年头——年尾主要是佃户给主家送土特产,续签来年租约;年头主要是给主人拜年,拉好关系——平常就是偶尔去赶场(北方叫赶集),卖点鸡蛋什么的,买回点农用品和日用品。那时节没有化肥,种庄稼靠的人畜肥。自己积的肥不够时,便去粪堂子购买。

粪堂子散落在成都城门外四周,多由哥老会有势者专营。他们雇了不少苦力,每天去城里厕所和住户掏粪收粪,然后肩挑背驮,车运桶装,运回来倒进粪池,而后论质论价卖给庄稼户。据说春熙路和少城一带的粪最值钱,因那里的人有钱吃得好。这个行业在一九五一、二年“民主运动”中被共产党取缔。粪老板多是黑帮头目,因剥削厉害民愤很大,毙了不少。后改由政府成立肥料公司经管过一段收粪卖肥业务,但不久也消亡了,使得城里人常忧“粪满为患”。后来农户有了颗粒肥和化肥,城里的粪便就通过下水道排进了河里。

我们家附近有三个乡场:崇义桥、天回镇、两路口,场期分别错开。崇义桥逢二五八,距家五华里;天回镇逢三六九,距家九华里;两路口逢一四七,距家十二华里。故赶场大都去崇义桥,少有去天回镇,更难得去两路口。赶场日满街是人,叫买叫卖,乱哄哄,闹喳喳,人挤人,肩擦肩,煞是热闹。乡下人卖的多是鸡鸭蛋,差急钱时才卖点粮食;买回的东西多半是油、盐、酱、醋和花布、洋布之类。女人们将平时织的网篼(套发结用的),每半月拿去找庒头(又称贩子)换点钱,以做零用。赶场除买卖东西外,还会带回省城一些最新信息,诸如谁个官上台,谁个官下台;日本打到哪里了?东西涨未涨?后来便是国共对峙消息,以及一些社会新闻。

翻开我们《黄氏江夏宗谱》,才知道我们是“湖广填四川”一族,又称客家人。客家人的话叫“广东话”(俗称土广东),但这个广东话不是粤语,广东人听不懂,当地人也听不懂,故只能在客家人里面说。比如,爸爸叫“阿爷”,妹妹叫“么姑”飞机叫“飞该”,吃饭叫“卡饭”,我学了半辈子也学不会一句。在我们家宗谱上有这样一首诗:“骏马登程出异乡,任从随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皆吾境,身故他乡即故乡。世代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宗祖香,伏望苍天垂保佑,三七男儿聪明昌。”这里说的“三七男儿”,是指南宋年间,黄氏宗祖振兴,官拜尚书,娶官氏、吴氏、郑氏三妻,生二十一子,后各立门户,散居大江南北。

我们是郑氏一支宗脉。按宗谱排列,我爷是华字辈,父是奕字辈,我是泽字辈。父名黄亦章,有弟兄三人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他排行老三,二伯叫黄亦合,大伯叫黄奕龄。他们兄弟三人各有一儿一女。我叫泽荣,姐叫泽芳,二伯的儿女叫泽沛、泽莲,大伯的儿女叫泽民、泽梅。我还有个小名叫润芝,小时候大人都这样叫我。不知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十二岁外出学徒时,坚持改回辈分名。“解放后”才知道毛主席有个名字也叫润芝,庆幸我改得早,不然早掉了脑袋——一个小老百姓怎么敢和皇帝名字一模一样?纵然未叫也冲了杀星,所以当了右派,整整被关押了二十三年,与这个“润芝”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缘吧?

听二伯女儿黄泽莲(我们叫大姐)说:原来我爷爷在城里一家叫同兴公的刨烟店当管帐先生(刨菸店是一种传统行业,就是把烟叶用油渍浸,再榨压成捆状,而后放在木马样的座架上,用锋利的刨子样的锥刀,刨成很细很细的烟丝。此行业现己灭绝不见。)他一生克勤克俭,忠于店主。店里的少掌柜不成器,吃大烟又赌钱,在清宣统年间的一个春节,他赌钱赌输了,强向我爷爷要钱,爷爷不给,他便取出藏在身上的刨烟刀,将我爷爷活活砍死。爷爷死时,我父亲三兄弟皆未成人,奶奶一个妇道人家只能自己生闷气,不久气瞎双眼。好在同兴公掌柜还有点良心,赔了我们家一大笔钱,还将大伯叫到烟号上学手艺,后开设了品中和刨烟铺。二伯在家里种田,只父亲一人读书上学,但无作为。农、工、兵、学、商,我们家占了农、商、学,一步步发展,很快成为小康人家。

“树大分桠,儿大分家”。奶奶死后,他们弟兄三人均成了家,妯娌闹不到一起,便各立门户分家。他们怎样分的?各分了多少钱?做小辈的不得而知。在我依稀的记忆里,那时父亲在成都中北打金街口上开了一家杂货店,号牌叫元利亨。杂货店是两间三进的门面房,有一层楼,紧挨着大伯的品中和刨烟铺,内里是相通的。刨烟铺正处在十字口,东面是打金街,南面是大科甲巷。我家除去门面房外,就是父母那有地板的住室,后是厨房,厨房后有一小间是我和姐姐住的。房间不大,只能摆个双人床,无窗户,光线很暗,全靠房顶亮瓦透光。在我们房间后墙伸出一个角落是毛坑(厕所),与一个十家院坝相连,一株枝茂叶密的葡萄树盖去毛坑一大半。

母亲多病常躺在床上,由一位乡下表姐看护。一天,父亲忽然捶胸顿足大哭,姐姐也哭,说妈妈死了。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死,只见妈妈长伸伸地躺在床上,紧闭双眼不说话。家里人忙起来,大伯大伯母都来帮忙,先是用竹竿把屋顶瓦拨个小孔,叫放熬;在床前烧纸钱,叫烧倒头纸。然后把妈妈移到一块木版上,一手拿一柳条,一手拿一竹棍穿上的锅魁(北方叫面饼),放进一间空房子里,用被盖捂着,木板脚下燃盏油灯。听大人说,阴间有野狗,要咬新去的人,妈妈手上的柳条是撵狗的,锅魁食喂狗的,油灯则是照路的。还说阴间有十殿,恶人死了会在那里受罪,再也变不了人;善人却可以在那里享福,很快投生去有钱人家。

姐姐一直哭,哭得很厉害,两个眼睛成了红桃子。一次,她拉着我手说:弟弟呀!妈死了,今后我们不知要受多少罪啊!有后娘就有后父啊!可当时我都不理解。后来妈妈被装进一个厚厚的黑漆木盒子里,钉上钉,我和姐姐穿身白衣服,缠着白头帕,罩顶麻冠,手提白纸缠的竹棍,跟着大人,吹吹打打,把妈妈送到城外凤凰山,挖个大坑埋了下去。自此,家里再没有妈妈了。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跑起警报来。

警报分为三个级次:日本飞机一起飞,航空司令部即发出预备警报信号,由警察打出黄布旗,叫大家作好准备;当日本飞机飞临中国上空,安在城墙电杆上的喇叭就发出三长两短的空袭警报;鬼子飞机入川后,那喇叭立即发出三短两长的叫声,是为紧急警报。紧急警报半个小时后,日机便出现在成都上空。它见什么炸什么,管你人和牛,猪与狗,纵是医院也炸。

所以,只要空袭警报一拉响,城里人就提着皮箱,扛着值钱的包袱,没命地往城外跑。有的往树林钻,有的往草堆里爬,有的还口念观世音菩萨,大家唯恐丢命。

为减少拖累,父亲将我和姐姐送回到祟义桥高家巷二伯家,住在当年父母住的那间屋子里。接着,大伯的女儿泽梅也来了,还在高家巷小学读书。不久父亲娶了个姓温的后妈,来乡下看过我们一次。姐姐没叫妈妈,我叫了,她高兴地搂了我。

在距老家不远的东南面,就是埋葬我妈妈的凤凰山,那其实不是什么山,只是些黄泥巴山坡坡。可国民政府很早就在这里修建了机场,停了不少小飞机。一次日本飞机飞来,小飞机未及疏散,结果被炸了个稀烂,失去了这仅有的一点制空权。自此,鬼子的飞机如出入无人之境,想怎么炸就怎么炸。为找准轰炸目标,飞机总是飞得很低,低得来有时可以看见飞机里的人影儿。

炸得最厉害的一次是1940年7月27日(史称7-27空难),48架日本飞机轰炸成都。那天天气特别好,长空万里无点云花花,48架日机在天上一字儿排开,黑压压一大片,遮去半边天空。它去去来来炸了大半天,从少城公园炸到西御街,从西御街炸到盐市口,从盐市口炸到科甲巷,仅少城公园就炸死了几百人,电杆上、树梢上挂满了血淋淋的手哟、膀子哟和足肘子及肠肠肚肚,血淋淋,惨不忍睹。

炸倒的房子不下千多间,昨天的公馆大厦,一下成了片瓦砾。距我们住不远的科甲巷吃了两个炸弹,一家糊纸盒的李姓人家没有去躲警报,公公和媳妇都被炸死了。轰炸后的一片片瓦砾,却成了那些卖打药的、耍把戏的、玩猴子的浪人谋生的场地,日久天长,便称之为“扯谎坝”。

成都人一提起日本鬼子就恨得咬牙。我们细娃有细娃的恨法——用硬纸折成小人人,写上日子鬼子几个字,然后把它丢在茅房里,架上高射机枪扫射(即用小鸡鸡撒尿),真好像出了口心里窝着的气。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空军来华援助中国抗日。距高家巷八里地的凤凰山机场,驻下不少美国兵和美国飞机。每个美国空军人员衣服背上都印有一行字:“来华洋人帮助中国”。这就是陈纳德将军的飞虎大队。从此,只要日本飞机一来,美国飞机就飞上去迎头痛击,常常打得日本飞机屁股冒黑烟,损失惨重,此后日机的轰炸就越来越少了。美国还有一种两个身身、三个脑袋、叫“黑寡妇”的飞机,可以停在天上不动。日本飞机来一架打一架,终于打得它不敢再来,成都也就再不用跑警报了。

有天中午,听见天上响起一阵机关炮,忽见一股黑烟自天而坠,不一会儿人声嘈杂,说一架日本侦察机被打了下来,掉在陈家碾不远处的林攀里。我也跟着大人跑去看。路上看见一个农民拣了一块飞机残片,他一听见天上有飞机响,就急忙把那块东西藏起来,说飞机上的人看得见,会向他讨回。我听后纳闷:怎么飞在天上的飞机,能把地上的事看得那么清楚明白?

到了目的地,那架被打掉下来的日本飞机,碎了一地残片,机头栽在地里,正燃烧冒烟;一个日本鬼子尸体的一条大腿,在火里烧得吱吱冒油作响。老百姓一边看,一边骂:“狗日的、龟儿子、杂种,活该!再来揍死你。”

我往前挤,背枪的乡丁不让。不一会儿开来一辆吉普车,车上走下来几个美国兵,取出相机,对准日本飞机残骸“咔嚓,咔嚓”不停地拍照。看热闹的人竖起大拇指,不停地吼叫:“密司头,顶好!密司头,顶好!”老百姓对美国兵友好,美国兵对老百姓也和善,不断扔糖给大家。

我在老家里住了三四年,印象特深。那是座品字形的院子,有四间住房,外加两个横厅、一个下屋、一个装稻谷的仓库,还有磨房、牛圈、堂屋。院子四周是泥坯土墙,院子前面有座龙门,后面是茂密的竹林,四川话叫林攀。竹林很大很大,竹子又多又密,四季阴浓,走进去不见天日,长年阴暗暗黑森森就像天在下雨。竹林里飞着一种类似蜻蜓的昆虫,绿莹莹的,但头不大尾不翘,俗名“七姑娘”,煞是好看。隔不上三五天,我便要和姐姐到竹林里捞取落叶,背回厨房作柴火。我们的厨房特别大,灶台上有三口锅,一口煮饭,一口炒菜,一口煮猪食,灶口前挂有一个吊壶,二十四小时有热水用;柴房里堆着菜杆、麦杆、胡豆杆以及树干树枝,烧过的灰是最好的肥料。

院子前后都有小河沟,后面那条小河是从董家堰流下来的,水又清又凉,紧绕竹林缓缓前行,有一小段还被圈在竹林里,二伯就放上几块石板作为洗衣服的地方。姐姐每次洗衣服,我总是跟着她去玩水。天热了就光着脚片来叉水,凉凉的心都会冰透。前面那条小河沟很宽,距院子龙门约两百米,是陈家碾流下来的水,水深流急,我从来不敢下去,经常看见有打鱼船在河上打鱼。打鱼人不用网,全靠鱼老鸹和水毛子(即水獭)。他们驾着一叶窄窄的小船,鱼老鸹站在船舷上,打鱼人手一挥,鱼老鸹就钻进水里,不一会儿就把鱼衔上来放在鱼篓里。每衔一次鱼,鱼人就喂它一小块鱼肉作为奖励。水毛子比鱼老鸹厉害,它专门钻到岩洞里把鱼赶出来,让鱼老鸹去衔。

那时候,我每天早晚的任务是放牛,牵着大水牛沿着路边田埂让它啃草,如果是热天还要牵它去滚水(洗澡)。水牛个子大,有一对弯弯的长角,样子很凶但驯善听话。有时我走累了就骑在它背上,它一边啃草我一边看小人书,有点“吹箫牧童横牛背,飞线村姑坐花前”的诗情画意。

二伯脾气暴,家里人都有点怕他,但对我还不错。逢到下雨涨水,就叫我拿上虾耙(一种竹编渔具)和他到河沟里去捉鱼。捉回的鱼很小,全喂了猫。他是庄稼行家,不论抛籽播种,使牛踏耙,栽秧打谷,都是一把好手。他还很会经营管理,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从不浪费一个铜板,甚至赶场天也不在外面花钱买口水喝,不到农忙决不雇请短工,是个典型的“狠铜匠”(成都话里的吝啬鬼)。因此,家道逐日兴旺,积攒了不少钱,一下子置成田土。他曾高兴地常常翻着地契看,喜滋滋地向家人说:“我种了一辈子田,现在才有了自己的土地,这东西贼娃子偷不走,棒客(土匪)抢不走,只有不争气的子孙才卖掉。”但不到两年共产党来了,土地改革划成分险些把他划成地主。经他好说歹说和多次查实,最后定为自耕富农,买的那些田土全被征收(按土改政策规定:地主的田产是没收,富农的田产是征收)。他气得半死,常常捶胸顿足说:“那田地是我辛苦大半辈子挣来的钱买的,怎么一下就成人家的了?这世道还有没有天理王法啊!”自此闷声闷气,不久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后来饿死在“三年困难时期”。死前向儿女们说:“我至死也想不通,为什么勤快人受罪受死,懒人白得好处?”当然,想不通的不是他一人啊!

大伯烟店生意不错,雇了三四个匠师。每年秋冬,他就穿着草鞋拿着雨伞,步行两三百里去什邡县农村收购烟叶,十分辛苦,平时也是没日没夜操劳,1947年累死在家里。他死后大伯娘染上鸦片烟,吃光了家当,所幸的是,后人因此没有当上资本家。

距老房子三个田远的小院子,住着守寡多年的陈三娘。她大儿子被疯狗咬伤了腿,吃什么药也医不好,成日在床上打滚狂喊狂叫。先是把自己的十个指头嚼来吃了,后是乱抓胸口肚子,听说把肠肠肚肚都抓了出来,血淋淋的,断气时简直不像个人样了。此后好长时间我都怕狗,特别怕硬着脖子、翘着尾巴的红眼狗。人说这个样子的狗就是疯狗,不但咬着你会疯,抢了人影也会疯。为什么有疯狗呢?我问大人。大人说,蛇冬眠进洞时嘴里会衔着一个石头,到春天惊蛰出洞就把这个石头吐出来,狗咬了这个石头就成疯狗。不过我总没有想通,石头有那么大的毒么?

在我们院子后面还有个大沙包,听说那儿有鬼。鬼是什么样?大人说与人一个模样,就是看不见脸,走路不见脚。我好生惊奇,就想看看这没脸没脚的鬼。一天晚饭后,我跑出去藏在大沙包芭茅丛中,想看鬼,害得二伯和姐姐找了我好半天。鬼没看见,却挨了顿臭骂。不过许多对鬼的传说,一直留在心里。后来长大成人虽然知道世上没鬼,一个人还是不敢在乱坟坝里走,总覚得那里有鬼!

每年到了“神仙难过正二三”,青黄不接时候,一些穷人总是成群结队拿上口袋、箩筐,到有钱人家抢粮,叫“吃大户”。“吃大户”不犯王法,但不能伤人,不能抢金要银;抢米抢粮也不过就是拿上几升几斗。到了庄稼成熟时候,这种现象自然消失了。我们住的地方离崇义桥的场口不远,乡长宋炳光又是哥老会的大爷,地方上“干人”(即穷人)听他招呼,不敢太难为他。“吃大户”只要吃得不过分,他也就睁只眼闭只眼,“针过得线过得”就算了。

不论怎样说,成都平原留在我记忆中的是一幅画,一组诗,一首歌,刀砍斧凿,深深地深深地刻在心里。抹不去,忘不掉,七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此:春天,油菜花千里金黄,如锦似缎,无边无际;夏天,秧苗碧绿,连天接地,万里一色;秋天,粒粒饱满的稻穗,压地铺天,让人感到丰收的喜悦;冬天,麦苗青青,一地秀色,映得万里长天发蓝泛碧。

成都不但景色优美,而且民风纯朴,邻里亲善,和睦共荣,讲孝重义,崇信守法,相敬如宾,家家如此,户户同一。每年冬至节后,没有不杀年猪的庄稼户;每年正月初二后,没有不摆春酒的村里人。红色春联,威武门神,好一派除旧迎新景色。你请我,我请你,要请到正月破五。大碗大碗的酒,巴掌厚的肉,在桌上劝去劝来,猜拳行令,笑脸张张。大人玩龙灯,小人玩竹簧,一天锣鼓,一地笑声,银花火树一直闹到十五元宵节。

记得1972年,我囚于川南宜宾汉王山劳改茶场。这里虽是一座监狱,面对的却是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只要不是饥寒交迫的时候,往往给人不少遐想。特别是在春寒料峭的星期日,我独坐炉边,一边煨着茶梗,一边双手抱头,看着那茶缸里缕缕上升飘浮的水蒸气。在浓浓的茶香中,不禁想起家乡成都的富饶美景,好似又回到了那遥远而又令人留恋的岁月,曾写下这样

一首诗:

“蜂恋百花人怀情,船行江海柳迎春。

五十年代成都好,笙歌妙舞锦官城。

街市井然有秩序,尊老惜幼乡风淳。

少年勤学壮男奋,遍地都是读书声。

语耻庸俗恶奢侈,言必及义显壮心。

路不拾遗夜少盗,月下惟见笑眼睛。

餐馆锅红鱼肥美,果店主愁糕点陈。

酒肆里巷香满路,肉吊案桌待购人。

公园竹翠鸳鸯椅,情侣依依总销魂。

舞步翩翩轻如燕,笙歌袅袅薄似云。

极目川西八百里,女坐布机男忙耕。

醉里鞭捎催壮牛,荷塘水澈跃千鳞。

红脸村姑飞彩线,光腚顽童戏蜻蜓。

鸡鸣院落鹅唱道,鹰舞长空鸟闹林。

黄谷累累仓胀破,金果灿灿枝压沉。

此景如画非笔赞,难忘当年芙蓉城。”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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