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爆炸案，很多伤者成为终生残疾（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5年08月15日讯】在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赛放炸弹的恐怖分子查纳耶夫近日被判死刑（其同案的哥哥在追捕时被击毙）。虽然美国一直有强烈反对死刑的声音，但这次却很少异议反弹，大概因为这个炸弹案太残忍，多数反对死刑者也羞于出声了，或者因良知反应而低调了。
目前全球很多国家都废除死刑，尤其是欧洲。但美国（及日本等）这样成熟的民主法治国家仍坚持死刑，所以讨论、争吵一直持续，近年也延续到亚洲一些国家。
波士顿爆炸案导致3人丧生，包括一名中国女留学生（独生女）。264名受伤者中，很多成为终生残废。像比尔.理查德（Bill Richard）一家，他本人被弹片击中，耳膜被炸裂；妻子Denise被炸瞎一只眼睛；女儿Jane被炸掉一条腿；儿子Henry虽没受伤，但精神失常了；另一个儿子Martin当场被炸死，只有8岁。
一个在观看马拉松比赛之前美满的家庭，如今家破人亡，今后这全家都残疾（更有丧生）的日子怎么过啊！
这只是一个典型，其它很多截肢的，断手的，被炸得眼瞎、耳聋、失明的……我们用文字描述，一瞬间就过去了，可他们却要被这狠毒的人祸导致的残酷后果折磨一辈子！
面对如此人间惨剧，仍有反对死刑者振振有词，让人感觉他们最关心的不是这被炸残的理查德一家，不是那些被截肢、断臂、失明者的悲惨命运，更别说遇难的，而是怎样保护住那个残忍恶魔的生命，这样才能显得他们有多“人道”。
西方左派们常见的德行是，总是热衷关注罪犯的权益，不管他们杀了多少人，有过多么凶残的行为，也要保证他们在监狱过上有电视、健身房、营养餐饮的舒服生活。而对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们则不吭声了。
“不可杀人”是混淆概念
全球反对死刑者的理由大同小异，主要有四个方面。但如果从基本逻辑、常理、常识来评判，他们的理由多是经不住推敲、站不住脚的。
反对死刑者的第一个理由是：法律规定“不可杀人”，如以“杀人”处罚违法者，是自相矛盾。意思是，罪犯杀人不对，但我们也没有权利剥夺别人（杀人犯）的生命。生命是神圣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珍惜，谁也无权剥夺。由此为反对死刑奠定理论基础。
但这个理由实在不堪一驳。常理和法律所指的“不可杀人”，当然是指不可杀无辜的人。在法治社会的法庭判决，不是发生在“个人之间”的相互报复谋杀，而是代表民意的公权力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惩罚杀人犯。这两个表面看都是“生命被结束”，性质却完全不同：一个是杀害无辜，一个是公义处决罪犯。首先（主动）屠杀无辜的罪犯，其生命的价值和无辜受害者绝不是等量齐观的。
如果成立，那么监狱也不能关押罪犯了。因为同样可用“不可剥夺他人自由”的逻辑来狡辩：“虽然犯罪分子剥夺无辜者的自由或财产（强奸，抢劫等）是错的，但其他人也没有权利剥夺抢劫/强奸者的自由。”如此逻辑成立的话，这世界就没有司法、没有原则，更无正义可言了。那整个世界不就彻底乱套了么？
那种“谁都不可杀人”论调的错误根本点，是模糊公权力判决和个人犯罪之间的界限与性质。西方和东方的左派们，总是为了站道德高地、唱政治正确的高调，尤其是为了显摆他们多么人道（这点是关键！），而抛弃最基本的逻辑常识。西方左派们对罪犯的同情，总是超过对遵纪守法的无辜者。这是最颠倒价值、搅乱世界的恶行！
事实上，正因为有死刑，才能使那些罪大恶极者（如波士顿马拉松赛炸弹客）受到公义处罚，才能展示法治社会“不容滥杀无辜”原则，才有助于真正保护生命。所以，保留死刑，坚持死刑，才是维护生命、保护生命的重要法治手段和公义原则的体现。
“杀人偿命”具吓阻作用
反对死刑者的第二个理由是：现代刑罚应重在教化，而不是报复；不能“以暴制暴，以死止死，冤冤相报”；而且死刑起不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与前述类同，“罪犯杀害无辜者”和“法律判决罪犯死刑”是两个概念。在私人之间才存在“报复”“以暴制暴”“冤冤相报”；而在法治社会的法庭审判，既不是个人对个人，也不是陪审团对个人，而是英国思想家洛克早就阐述过的，人民为自保而授权（通过契约转让）成立政府；所以法治政府的法庭，是人民授权，是民意体现。它不再是个人（私人）对他人的“报复”，而是民意对罪犯的公义审判。一个是犯罪，一个是遏制犯罪，两个价值相反的内涵。左派和反对死刑者们的最大错误就是搅糊概念、颠倒价值。
至于死刑有没有“杀一儆百”的作用，从基本常理来说，当然会有。中文自古就有“杀人偿命”的说法，这个“偿命”当然会对谋杀者起到心理遏阻作用；因为这就是说，你杀人，等于杀你自己！这给欲杀人者只有一个极小的缝隙：侥幸不被抓住，否则你就偿命。这种概念深入人心，当然遏阻杀人行为。正如美国保守派女作家Ann Coulter所调侃的，“如果没有死刑，为什么Michael Moore（反对死刑的极左派）还活着，为什么我没在死刑犯行列？”还用说吗，我早把他杀了。
美国很多学者研究指出，死刑对遏阻谋杀犯罪具有“很强的吓阻力”。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David Muhlhausen曾就此在参议院司法小组听证会做了“死刑吓阻犯罪、拯救生命”的证词：九十年代美国Emory大学的Paul Rubin等三名学者，对美国3000个城镇20年间的犯罪资料研究展示，平均执行一次死刑，可挽救18条被谋害的人命。在美国，即使反对死刑的学者也承认，死刑有遏阻谋杀的作用。上述三名学者之一的Joanna Shepherd教授就是反对死刑的，但他2005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也指出，1977 至 1996 年，在美国每年处决 9 人以上的州，死刑才有吓阻作用。意思是说，死刑执行的太少，阻遏作用就降低。
另一显而易见的常识是，死刑不仅可以杀一儆百，遏阻谋杀，而且确保杀人犯再无机会杀人；否则一旦越狱（美国和墨西哥近期不是有三个杀人犯越狱了吗）或被特赦而重返社会，就可能再杀人（罪犯中惯犯的机率很高，而且多是犯跟前科同样的罪）。
“因噎废食”是走极端
反对死刑者的第三个理由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旦误判，就无法补偿。事实上，在所有反对死刑的理由中，只有这一条有可站住脚的道理，也是废除死刑的呼声中最能说服人的理由。但现在的情况是，由于DNA等多项新科技检验技术的产生，发生误判的可能性在司法健全的国家已降到微乎其微。像在美国，自1976年最高法院裁决恢复死刑（1972年高院曾判死刑违宪）以来，至今近40年，只有75人被联邦法庭判处死刑，其中只有3人被处决。这次波士顿马拉松案的死刑如执行的话，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联邦法院）的第一例。上一个被处决的是1995年炸毁俄克拉荷马州联邦大楼、造成169人丧生、680人受伤的恐怖分子麦克维。
在美国，死刑犯的平均上诉期（重新审理等）高达20年！说明美国对死刑谨慎到几乎不用的地步。生命当然是宝贵的，但如果走极端因噎废食，彻底废除死刑，就必然导致罪犯因不担心偿命而去杀人。美国的做法目前仍可谓样板：既不废除死刑，但又非常严格谨慎实行。
“废除死刑”不是主流民意
反对死刑者的第四个理由是：废除死刑是世界潮流，联合国193个成员，已有97国完全废除死刑（58国仍保留死刑）。且不说潮流未必正确，事实上这个“世界潮流”说法也并不准确。从英、法、德、加拿大等废除死刑的主要西方国家来看，这只是少数左倾分子（包括法官、媒体、政客们）在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驱使下硬性修改法律的结果，而绝不是主流民意。
例如加拿大1976年就废除死刑，但2012年（多伦多星报等所做的）民调显示，在废除死刑近40年后，61%的加拿大民众认为，被判谋杀罪者应被处死刑。
在英国，2011年（Angus Reid所做的）民调显示，65%的英国人支持对谋杀罪恢复死刑（28%反对）。男性和年纪超过35岁的受访者更倾向恢复死刑。
欧洲最左国家之一的法国，1981年就废除死刑，是当时的左翼总统密特朗和更左的司法部长巴丹戴尔根据所谓“哲学信念”而强行废除的（后被写入法国宪法），根本不是主流民意。当时多数法国人认为死刑是合法、必要和有效的。直到现在法国还有42%的人支持恢复死刑（反对者52%），巴黎《查理周刊》被恐怖分子袭击造成多人丧生的惨剧后，法国人支持死刑的呼声更高涨，右翼领导人也公开呼吁恢复死刑。
欧盟把废除死刑纳入加盟标准，导致保留死刑的土耳其无法加入欧盟。而已入欧盟的匈牙利总理今年5月表示，“死刑是有威慑力的，虽然可能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但会拯救多人生命。”结果该言论导致欧盟威胁要开除匈牙利的盟籍。而对猛吃欧盟救济款的无赖国家希腊，却是“吃死”欧盟也不让它退出。由此可看出欧盟的左倾意识形态疯狂到多么非理性的地步。
作为西方保守主义主要阵地的美国，主流民意一直支持死刑。1994年达到高峰，80%的人支持死刑。之后虽然反死刑运动不断掀高潮，但2011年盖洛普的民调是：反对死刑的美国民众只有35%。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精准地指出，“人类的所有灾难都来自欧洲大陆。”共产主义从俄国输出，两次世界大战由德国发动，断头台是从法国开始。这些乌托邦和暴力哲学害苦了世界。今天，废除死刑的左派幽灵，又是先在欧洲徘徊。但在亚洲国家，多数人民对欧洲左派的废除死刑缺乏兴趣。
例如在南韩，2009年的民调显示，66.7%的民众支持死刑。近年更高，多达83.1%的南韩民众支持死刑（反对的只有11.1%）。
在日本，支持死刑的比例更高，2010年的民调，85.6%的日本民众支持死刑，比之前的任何调查结果都要高。
在台湾，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所有民调都是多数民众支持死刑：1990年是75%， 2001年79%，2006年76%，2008年79.7%，2010年74%，2013年初公布的最新民调，支持死刑的比例达历史新高：91%！
台湾跟欧洲国家更不同的是，知识菁英（包括法官等）80%以上支持死刑，只有15.9%赞成废除死刑。
“处以死刑”符合自然法
虽然联合国超过一半国家废除了死刑，但需指出的是，目前全球维持死刑的国家占全世界人口的65%，近三分之二！盖洛普2014年做的全球性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赞成对杀人犯执行死刑。
美国研究死刑问题的知名学者、纽约法学院教授Robert Blecker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指出，对那些有意大规模杀害平民的罪大恶极者（比如炸毁俄克拉荷马大楼的麦克维，波士顿炸弹案的查纳耶夫等）必须判死刑。对他们处罚的痛苦度必须跟罪行成比例，他更正确的话是：让犯下如此恐怖罪行的罪犯活着是不义的！
Blecker教授之言，源于先人的智慧。最强调个人权利、奠定当代宪政民主地基的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早就提出，“杀人犯损害的生命无法弥补，所以处以死刑是符合自然法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持类似看法。
审判波士顿马拉松炸弹案的12名陪审员经过三天评审后，对查纳耶夫做出死刑的一致裁决（如有一人不同意就无法判死刑），而不是终身监禁。判决后该案首席检察官表示，这项死刑判决是“公平和正义的”；查纳耶夫用让美国民众失去生命或终身残废的方式来实现他的“信仰”，所以应当让他用生命来偿还。
2015年7月20日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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