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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王国维与沈曾植的恩恩怨怨(图)

 2015-08-09 00:08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王国维与其书法(网络图片)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国学大师王国维与旧派学者沈曾植的交往与友情向来被传为佳话。王国维的名篇《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把沈曾植捧到了天上。连日本人铃木虎雄都说,王国维很少赞誉什么人,惟独对住在上海的沈曾植,“推许其学识既博且高”。可以这样说,沈曾植的文名,虽不是王国维吹出来的,却与王的揄扬大有关联。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对沈曾植的推崇备至的王国维,为何伤心欲绝地斥沈曾植为神经病人?

沈曾植是个非常博学的旧派学者。1915年4月中旬,由于罗振玉的关系,39岁的王国维与65岁的沈曾植在上海相识。据悉,沈曾植曾经对王讲:“天下书痴,唯我辈耳。”两个书痴遇到一处,自然非常快活。王国维不仅从沈曾植那里读到一些罕见的古籍珍本,为沈氏编辑诗稿,而且通过聊天,受到诸多启发,直接促成了一些学术论著的写作。例如,1916年2月,缪荃孙与王国维谈到清代音韵学家江有诰的《音学书》,恰好沈曾植藏有此书,王即借来阅读。另据1916年12月20日王国维致罗振玉函,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就是在与沈曾植聊天的基础上完成的。王国维并在该书的自序中说:“方伯音学上之绝识,与余一得之见合于方伯者,乃三百年来小学极盛之结果,他日音韵学之进步,必由此道。”足见其对沈之推重及自负之深。不过,对沈曾植来说,学问已属自娱之事,所以很少动笔著述。王国维却是有心人。他不仅及时把两人的谈话内容记录整理出来,还根据自己的见解予以裁断,扬弃其“奇突”者,写成专著。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国维确实强化并扩大了沈曾植的学术地位。

但是,由王国维1918年12月3日致罗振玉手札可知,王国维与沈曾植之间绝非仅有愉快的聊天,而是同样伴随着诸多龃龉和别扭。

事情发生于1918年12月初。据王国维说,当时沈曾植将一些贵州汉刻资料交他审阅,以便拿去翻印。王读后发现,全是赝品,便交给喜欢翻印这些东西的好朋友邹安(景叔,号道庐)看。邹了解到是假货,即退给王国维,表示不愿意翻印。王国维于是又把这些东西交还给沈。但是,怎么对沈曾植交待呢?王国维感到为难:说假话,显然不可;直言其伪,对方又可能不高兴。于是,他采取了一个折中手段,委婉地对沈说:“有人说这些东西是赝品,我从文章上看,也觉得有未妥处。”沈曾植一听,果真就不高兴了,沉默着,一句话没有说。又过一会儿,两人聊到两位日本汉学家,沈便话中带刺地影射说:“日本人尚知敬重老辈,今中国北京已非昔比,上海人则更骄,如汉刻一事,彼辈竟断定为伪。余因知上海评价书画皆由掮客把持,学术亦由一种人把持内,学术上之物非由彼辈出者,皆斥为伪也。”这显然是对王国维不满了。王国维不好说什么,“仅敷衍,少时而去”。

不过,王国维心里却感到很不痛快。他对罗振玉说:今后,沈氏那里“虽不能不往,将视为畏途矣。”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王国维在信中对罗振玉又谈起三件事,以排泄自己的郁闷和委屈。

第一件:“当《浙江通志》初修之时,先生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一言之,大触其忌”。1914年,浙江省修《浙江通志》,聘沈曾植为总纂。其后,沈曾植聘朱祖谋、张尔田、王国维等为分纂。孔子曾经说:“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左传》又记孔子的话说,臧文仲做了三件不仁义的事,其中一件是“下展禽”,亦即“使展禽屈居于下位”。展禽就是柳下惠。王国维的意思大概是说,沈曾植委屈了他,给他的职位太低,却又不许他表示不满。

第二件:“维之就哈园而不能兼办《通志》,亦其一因。”哈园,即英籍犹太人哈同(Silas Anron Hardoon,1850-1931)之宅,俗称哈同花园。王国维自1916年春开始,在哈园工作达七年之久,邹安就是他在哈园的同事(也是同乡)。王国维在哈园是本职,修《浙江通志》乃属兼差。他觉得,沈曾植对自己不能专心修志也有所不满。

第三件:“即维今岁辞大学之招,恐亦为所深悉。”据悉,在哈园期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曾委托马衡邀请王国维去北大任教,王国维犹豫不决,便征求罗振玉的意见,罗要他听听沈曾植的看法。沈认为,应该接受北大之聘。但是,王国维最终却没有应聘。

从上面所牵连出的三件事,可以看出王国维的神经是多么脆弱和敏感。后来,他自沉于湖,不能说不与这种脆弱和敏感的神经相关。而且,他还预支了一件对沈曾植的不满,说他给徐乃昌(积余,号随安)的《随庵吉金图》写了一篇序,“此书出后,此老又必生妒”。

据悉,1918年12月,王国维改定《唐韵别考》、《音学余说》二书,合在一起,署名《声韵续考》,请沈曾植作序。可是,序未成而原稿却被沈氏遗落。这件事,大概也很让王国维不满。他在12月21日致罗振玉的信中说,作序这种事,是沈曾植所乐意做的。词气之间,大有“当面输心背面笑”的意味。

不管怎么说吧,王国维感觉自己的自尊受到了极大伤害。他甚至说出了“因疑生畏,触目皆是幻影”,“因缘际会,皆为罪状”,“非精神异常,又何至于此!”一类过于情绪化的语言。可见,王国维的愤懑已经到了极点。在其心目中,沈曾植已经和“神经病”差不多了!

可是,就在两人闹别扭之后三个多月,也就是1919年3月,沈曾植七十寿诞,王国维撰写了著名的《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说沈某“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龚自珍、魏源),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戴震、钱大昕),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1922年11月,沈曾植在上海病逝,王国维撰《挽沈乙老联》写道:“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对沈曾植深有研究的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指出:“王氏的这个概括,虽然对沈氏的学术面目作了一些基本的勾勒,但对沈氏的整个评价却有过分推崇之处。”

钱锺书先生讲过一段名言:“历史上很多——现在就也不少——这种不很合理的事例。更确切地说,很不合学者们的理想和理论的事例。这些都显示休谟所指出的,是这样(is)和应该怎样(ought)两者老合不拢。在历史过程里,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往往跟我们闹别扭,恶作剧,推翻了我们定下的铁案,涂抹了我们画出的蓝图,给我们的不透风、不漏水的严密理论系统搠上大大小小的窟窿。”王国维与沈曾植之间的睚眦,为钱先生这段话作了很好的注脚。

当然,王、沈之间的关系,并未因闹别扭而破裂。事实上,1921年8月,沈曾植还曾手书杜甫诗句于扇上赠给王国维,沈并于诗后题跋。次年四月,王国维又手书沈曾植1915年还家杂诗四章以俪之。只是,当我们看到历史非常顺畅理想的那一面时,也该看到不那么顺畅理想的一面。

需要补充的是,1917年7月,沈曾植曾参与张勋复辟活动,并亲赴北平,担任所谓的“学部尚书”。沈的这类政治活动,是背着王国维进行的。当时,王国维到沈家串门,沈已北上,沈家人却托称沈某到苏州去了。问何时返回上海,沈家只答还须耽搁一段时间;问与何人同去,则云朱某。可见,在政治上,沈曾植并不信任王国维。他们的关系,大体以学术为限。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 
 
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王国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1898年,二十二岁的他进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3种。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逼近北京之时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1927年的初夏,阴历五月初三,想不开的王国维,转了两圈,看看周遭无人,一头栽进颐和园昆明湖。那时,颐和园门票巨贵,要大洋一元,因而游人甚少,待救起,已断气。那里的水并不深,王跳进去,便一头扎到底。事实上并非溺毙,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满七窍,窒息而死。呜呼,一代学者,草草一生,就这样于污泥浊水中逝去,时年五十一岁。从他身上,翻出一纸遗书,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有人说,他这个“辱”,为死殉清廷,效忠逊帝;也有人说,他这个“辱”,与他亲家罗振玉有些什么纠葛。但不管什么缘由,当时及后来,都认为不值得。

沈曾植(1850-1922年),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别号甚多,有:薏庵、檍盦、乙僧、乙叜、释持、寐翁、香病叟、孺卿、皖伯、宛委使者、菩提坊襄病维摩、梵持、建持、持卿、其翼、随庵、守平居士、谷隐居士、浮游翁、楚翅、东轩、东轩支离叜、灊皤、灊庸、袍遗、东湖盦主、媻者薮长、姚埭老民、紫藟癯轩、癯翁、东畴小隐、逊斋、逊翁、巽斋、遯叟、李乡农、馀斋老人等等。浙江嘉兴人。其祖父沈维鐈,进士出身,官至工部左侍郎,人称“小湖先生”。曾国藩是他的学生,著有《补读书斋遗稿十卷》。曾五任学政,务尚有用之学,一生校刊之书颇多。可惜的是沈曾植八岁时,其沈宗涵逝世,家道衰落。他从小跟母亲诵读唐诗,通音韵之学。虽因家贫,而读书之志,未尝一日废过。在孙春洲、周克生、王楚香、俞幼珊、高儁生、秦皖卿、阮际生、朱厚川、用饬侯、王莘锄、罗吉孙及长兄沈曾棨的指导下,“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见王国维《沈乙尽先生七十寿序》),逐立“修身、治国、平大下个人产”大志。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官总理衙门章京等职。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改革旧貌,成绩卓著。他也是书法大家。早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壮年嗜张裕利;其后由帖入碑,熔南北书流于一炉。写字强调变化,抒发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受到当时书法界的推崇,海内外求其字者颇多。  
  
寐叟在临终前数小时仍握笔挥书,写成三联。甲联书于五尺白冷金笺上:“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有陈散原、冯梦华、吴昌硕等39人题跋。乙联写在五尺宣纸上:“岑碣熊铭入甄选,金沙锈断肋薪纰。”题跋者有马一浮等16人。  

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为书法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响。

嘉道以后,由于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小学家金石家大量涌现,影响到书法领域,更是书风为之一变,出现许多擅长写碑风格的书家,如洪亮吉、孙星衍、桂馥、伊秉缓、何绍基、邓石如、赵之谦、吴让之等等。与此相呼应的是书学界则出现阮元的“北碑南帖说”,提倡学碑。再经包世臣的阐扬,蔚然成风。至清末康有为一出,尊碑抑帖之说臻于顶点。风气使然,沈曾植也主攻北碑。值得一提的是沈曾植在戊戍变法后,曾力劝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揖》。由于康有为的影响力和《广艺舟双揖》一书的煽动性,把当时康有为周围的一些思想给淹没了。  

沈曾植自认为书学优于书功,遗憾的是他未能像康有为那样写出较为系统的著述。现在所能见到的仅《海日楼题跋》、《寐叟题跋》及给一些友人的信札中的片言只语,多为有真知灼见的经验之谈。
  
沈曾植书学思想前后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早年受包世臣的影响,骂信黄小仲的“始艮终乾”和包氏的“中画圆满”之说,于用笔的方法用力甚多,对唐代的张怀瓘《药石论》中的“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偃亚中间,绰有馀裕”最为心仪。中年由帖入碑,嗜张裕钊的书法,对《张猛龙碑》、《高湛墓志》、《敬使君碑》等碑非常推祟,于结体注意颇多。光绪壬寅以后,他渐渐地将精力转到书画上面。但那时他对帖有些生疏,在《旧拓圣教序跋》中自认为“性乃不近”,可推知其心绪了。晚年则碑帖相融,讲究会通,沉  潜于古今媲变之理,持论精微,常发前人未发之论,如他在给门人谢凤孙的信中提到“冬心开顽伯之先”;又如他在《菌阁琐谈》中提到“李斯亡篆以简直,中郎亡隶以波发”;又如在《护德瓶斋涉笔》认为,“西汉未隶石刻间杂为正书”;又如称金文中的楚人书,到《校官碑》。到王大今,“吴、会书自有一种风气,略近中郎,而益畅上风。《谷朗》、《爨碑》,皆其遗韵”;又如他认“李怀琳之《绝交书》、孙虔礼《书谱》,皆写书之变体,其源出于《屏风帖》。”等等。  

沈曾植为学兼及汉宋,于书学既重考证及相关的历史渊源关系,亦注重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他留下来的有关书法题跋大多属于考证辨别碑帖源流的札记,从中还是能看到较为系统独到的书学观点。
1980年,沙孟海先生在《书谱》杂志上提出“碑跋的写手与刻手问题”,引起书学界的广泛讨论。关于这个问题,清季书家大多未注意及之。梁 评唐《兖公颂》时,曾提出“字画失度处缘刻手不精耳”。之后的包世臣、赵之谦、康有为都未看透北碑背后的刻手因素,但沈曾植法眼独具,较早地注意到了碑版的刻手问题。如他在《王基碑跋》中提到“刻手精工,遂令使转笔势,突然毕露”:在北魏《燕州刺史元踢墓志跋》中提到:“逆锋行笔颇可玩,惜刻工之拙也”;在北齐《使持节都督元贤墓志跋》中认为“刻手太粗”;在北魏《乐安王元绪墓志跋》中认为“刻工草草”;在《临淮王元彧墓志跋》中认为“此书甚工,刻乃不称”:在隋《杨厉墓志跋》中认为“书道至此,南北一家矣,惜刻工拙耳”。不仪如此,他对拓本的精确与否也十分关注,如他认为《国学本定武兰亭》“极圆润,而未免轻弱。然刻手极精,纤锋华见”:认为《旧拓定本兰亭》“刻工亦颇能传之,殆非天水时代良工不办山”:认为《式古堂法帖》“模刻不精,逐致略无神采”;认为《墨池玉屑本》“宛如手书,其墨色拓工俱绝。……锋颖丰利,真能以刀代笔”;认为《丰存礼小楷普门晶》“书法谨严,刻尤精绝”等等。沈曾植晚年之所以碑帖于一炉,与他能敏锐地感觉到砷帖背后刻手问题有着大的关系。  

晚清整个社会都在求变求新以自强。沈曾植书法以占为变.以古为新,翻覆盘转,新意十足。历史上,米芾、赵左钍且怨盼碌某晒κ导摺I蛟苍诟派环锼锏男胖性赋觯骸拔岢⒁愿笙律蒲Ч湃宋豢杉埃航窈鲈唬阂粤俟盼蟛。嘶梁我?来屏有使转而无点画,即使转办单薄寡昧,如此便是自寻贱落矣,如何?米元章终身不离临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谢安石,办有拟法。鄙人临纸,一字无来历,便觉杌不安也。”但沈曾植的复古意识与米芾、赵孟睢⒍洳热吮冉掀鹄矗故呛苡刑氐恪C住⒄浴⒍垂乓哉匙悦悖嵌王不学,以取晋药为主,非“相杂文生”。所以,他们的书学思想中很难见到诸如沈曾植所主张的“异体同势”、“古今条形”、“中画圆满”、“分画中虚”这些内容。孙过庭所谓“古质而今研”,沈即是研了,更注重书法形式上的变化,注重参势而姿生的结果。 
 
沈曾植之所以能独树一帜,除了上述的种种鲜明的见解外,还具有一颈勇猛精进的心。他在书学上没有像包世臣那样钻牛角尖,而是主张古今融合,南北相济,以期相生相发的境界。在实践上,他非常大胆地运用“抽锋”、“卧笔”之类的手段,如果用正统的眼光来看,觉得有些偏胜;如果用新理异态的效果来看,恰到好处。成就与吴昌硕相伯仲。融汇碑帖之学,博取厚积,开拓了行草书的发展道路,丰富了碑学的表现力,代表着碑学的发展高度。  

学识淹博,精研西北史地。书法融合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自成面目。谈中国五十年来书法者,巍然为一代宗师。间作山水小幅,淡雅有韵致,惟不多作。卒年七十一。着海日楼诗。 
 
自古以来,历代皆有人龙翘楚,为一时风习之始作佣,或为人文盛事推波澜,领袖群伦,沾溉四方。晚清之沈子培,即此等人物。其所交游,陈散原、王国维、余肇康、罗叔言、张元济、郑孝涉、章一山、马一浮、诸贞壮、胡朴安等,皆一时硕学;其所友,曾农髯、翁同觎、播祖荫、吴昌硕、李瑞清;其所启者,便有风云人物康有为;其所教,便有沪上王蘧常等四十余子。不只中国前清遗老尊崇有加,便东瀛学人亦曾称誉其为“中国大儒”。

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沈曾植的书法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物,称“他是个学人,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这与王蘧常先生在《忆沈寐叟师》中称“先生生前先以书法为余事,然刻意经营,竭尽全力,六十四岁后始意写字。至七十三岁去世,用力极勤,遂卓然成为大家。”

二说大同小异,同的是称沈曾植大器晚成,不同的是一说沈中年之前“没有什么意思”;一说是“刻意经营,竭尽全力”。据沈曾植的生平经历来看,王说更接近些。据沈曾植自称晚年书画之缘始自光绪壬寅〔53岁)辞去南洋公学监督后,重入都门时。  

沈曾植“早岁欲仿山谷,故心与手忤,往往怒张横决,不能得势。”(又马宗霍《霋岳楼笔谈》)但临池之志仍然无间矣。在未中举之前,学书以晋唐小楷为主,因为当时江浙——带文风鼎盛,多数士子为了中举,多练习所谓的“馆阁体”。以至于沈曾植晚年在回忆时还为“馆阁体”辩护,说:“唐有经生,宋有院体,明有内阁诰敕体,明季以来有馆阁书,并以工整见长,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诮,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横平坚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汉隶,亦孰有不平直者。虽六朝碑,虽诸家行草帖,何一不横是横、坚是竖耶?算子指其平排无势耳。识得笔法,便无疑己。永字八法,唐之闾阎书师语耳。作字自不能出此范围,然岂能尽。”(见《海日楼札丛》卷八)同时,他还得笔于包世臣,取径于邓石如、吴让之。沈曾植曾有诗曰:“百年欲超支吴老,八法重添历下读”,又云“包张传法太平时,晚见吴生最老师。”(见《忆沈寐受师》)所流露的正是这一阶段的学书痕迹。  

之后,他又接受包世臣“备魏”可以“取晋”的观念,取法北碑,尤嗜张裕钊的书法,并确确实实练了一阵子。这与他在光绪六年成为进士,北上就仕,开始经营收罗一些碑帖,这是他后来自谓“书学深”的开始。当然,他对待碑帖的态度未必全是艺术的眼光,有时月考证舆地、史实的目的,但对他今后书法气质的演变有着积极的影响。即使成不了“书家之字”,尚可作“学人之字”观,这与他“学人诗人二而为一”的主张相一致的。  

王蘧常先生把沈曾植的书风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六十岁之前“为孙隘庭临《郑文公碑》,绝少变化;又见为予外舅沈公仲殷写佛经卷,当时诧为精绝者,亦不能过安吴轨辙。”(见《忆沈寐叟师》)六十岁之后,“真积力久,一旦顿悟,遂一空依傍,变化不可方物。”(同上)事实上,沈曾植学书情况比这样复杂多多,尤其是晚年。据目前所见的作品来看,沈氏取法简牍、唐人写经、《二爨》、钟太傅、索靖、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黄山谷、倪元璐、黄道周都有些痕迹,这说明他还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碑帖结合,兼容并蓄。值得注意的是1910,沈曾植在题《伊川击壤集》、《曹恪碑》、《李澹圆先生叱牍归耕图卷》三跋时,纯用米芾笔法,驾轻就熟,非常老到。

沈曾植天资高,理想富,性格内敛,毅力坚定,“藏身巧密”背后涌动着艺术的激情。沈氏晚年隐居沪上,仕途失意,心情抑郁,以诗书遣日。1921年,他正式在上海鬻书自给,以解生计之困,“海内外辇金求书者穿户限焉”。目前,社会上所流传的作品办大多在最后几年所书写的:但风格上很少雷同,说明他不墨守一家,博收广蓄的心态。他作诗主张要通“三关”,最后一关足“元嘉”。如何通“元嘉关”,他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评书》中提到:“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氏山水诗打并一气读。”可见其境界是在“活六朝”,“庶儿脱落陶谢之枝梧,含咀风雅之推激。”(见《安般簃集序》)此一想法,在他书法中也有,惜未能点破。抑或是他自认为未臻此境,不便提出而已,不得而知。后来,陆维钊先生一生浸淫北碑甚深,到晚年亦有叹识王字真谛太迟之慨。真可谓是英雄之见略同矣。沈曾植(寐叟)(1850-1922),浙江吴兴人浙江嘉兴人,字子培,号乙庵,号巽斋等,别号乙公,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生于诗书之家,学识广博,为晚清学者、诗人和书法家。学识渊博,精音律史地,诗文书画。其书初师包世臣,后工章草,参以二爨及北魏碑刻。清曾熙评其书法:“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七律》行书作品有“极缤纷离披之美”,在书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沈曾植书擅各体,尤以草书为佳。初学包世臣,复取法于邓石如,晚年转宗明末著名书法家黄道周、倪元璐,因而其书风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其书多用方笔,风格挺健峭拔,沙孟海先生评其书曰:“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清末官至安徽布政使,民国时以遗老自居。 

虽然我们在遗老的形象中窥出一丝保守、刻板、落伍的色彩,但是书法上,沈寐叟却是一个相当有胆魄的创新大家,他以北碑传统为基点,在深入到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表现与线条表现)的深层内容之后,沈寐叟毅然决然,在以方笔作行草书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尝试。他的方笔斩截、锐而不峭、厚而不滞,见出极强的驾驭功底。但更令人振奋的,还在于他以方笔顿挫带动行草书的连贯意识,把具体的连贯按照顿挫间隔成一组组意的连贯,在其中,既有古代章草的某种结体意识,又有努力求空间开张的横向宕开,更有方线条棱角、锋尖在不断交替过程中的勾连吻合之美,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种出众效果都是在流畅的挥洒过程中自然呈现,而不是刻意做作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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