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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文人王國維與瀋曾植的恩恩怨怨(圖)

 2015-08-09 00:08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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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與其書法(網路圖片)

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國學大師王國維與舊派學者瀋曾植的交往與友情向來被傳為佳話。王國維的名篇《瀋乙庵先生七十壽序》,把瀋曾植捧到了天上。連日本人鈴木虎雄都說,王國維很少讚譽什麼人,惟獨對住在上海的瀋曾植,「推許其學識既博且高」。可以這樣說,瀋曾植的文名,雖不是王國維吹出來的,卻與王的揄揚大有關聯。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對瀋曾植的推崇備至的王國維,為何傷心欲絕地斥瀋曾植為神經病人?

瀋曾植是個非常博學的舊派學者。1915年4月中旬,由於羅振玉的關係,39歲的王國維與65歲的瀋曾植在上海相識。據悉,瀋曾植曾經對王講:「天下書痴,唯我輩耳。」兩個書痴遇到一處,自然非常快活。王國維不僅從瀋曾植那裡讀到一些罕見的古籍珍本,為瀋氏編輯詩稿,而且通過聊天,受到諸多啟發,直接促成了一些學術論著的寫作。例如,1916年2月,繆荃孫與王國維談到清代音韻學家江有誥的《音學書》,恰好瀋曾植藏有此書,王即借來閱讀。另據1916年12月20日王國維致羅振玉函,王國維的《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就是在與瀋曾植聊天的基礎上完成的。王國維並在該書的自序中說:「方伯音學上之絕識,與余一得之見合於方伯者,乃三百年來小學極盛之結果,他日音韻學之進步,必由此道。」足見其對瀋之推重及自負之深。不過,對瀋曾植來說,學問已屬自娛之事,所以很少動筆著述。王國維卻是有心人。他不僅及時把兩人的談話內容記錄整理出來,還根據自己的見解予以裁斷,揚棄其「奇突」者,寫成專著。從這個意義上講,王國維確實強化並擴大了瀋曾植的學術地位。

但是,由王國維1918年12月3日致羅振玉手札可知,王國維與瀋曾植之間絕非僅有愉快的聊天,而是同樣伴隨著諸多齟齬和彆扭。

事情發生於1918年12月初。據王國維說,當時瀋曾植將一些貴州漢刻資料交他審閱,以便拿去翻印。王讀後發現,全是贗品,便交給喜歡翻印這些東西的好朋友鄒安(景叔,號道廬)看。鄒瞭解到是假貨,即退給王國維,表示不願意翻印。王國維於是又把這些東西交還給瀋。但是,怎麼對瀋曾植交待呢?王國維感到為難:說假話,顯然不可;直言其偽,對方又可能不高興。於是,他採取了一個折中手段,委婉地對瀋說:「有人說這些東西是贗品,我從文章上看,也覺得有未妥處。」瀋曾植一聽,果真就不高興了,沉默著,一句話沒有說。又過一會兒,兩人聊到兩位日本漢學家,瀋便話中帶刺地影射說:「日本人尚知敬重老輩,今中國北京已非昔比,上海人則更驕,如漢刻一事,彼輩竟斷定為偽。余因知上海評價書畫皆由掮客把持,學術亦由一種人把持內,學術上之物非由彼輩出者,皆斥為偽也。」這顯然是對王國維不滿了。王國維不好說什麼,「僅敷衍,少時而去」。

不過,王國維心裏卻感到很不痛快。他對羅振玉說:今後,瀋氏那裡「雖不能不往,將視為畏途矣。」事情並未就此結束。王國維在信中對羅振玉又談起三件事,以排泄自己的鬱悶和委屈。

第一件:「當《浙江通志》初修之時,先生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一言之,大觸其忌」。1914年,浙江省修《浙江通志》,聘瀋曾植為總纂。其後,瀋曾植聘朱祖謀、張爾田、王國維等為分纂。孔子曾經說:「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左傳》又記孔子的話說,臧文仲做了三件不仁義的事,其中一件是「下展禽」,亦即「使展禽屈居於下位」。展禽就是柳下惠。王國維的意思大概是說,瀋曾植委屈了他,給他的職位太低,卻又不許他表示不滿。

第二件:「維之就哈園而不能兼辦《通志》,亦其一因。」哈園,即英籍猶太人哈同(Silas Anron Hardoon,1850-1931)之宅,俗稱哈同花園。王國維自1916年春開始,在哈園工作達七年之久,鄒安就是他在哈園的同事(也是同鄉)。王國維在哈園是本職,修《浙江通志》乃屬兼差。他覺得,瀋曾植對自己不能專心修志也有所不滿。

第三件:「即維今歲辭大學之招,恐亦為所深悉。」據悉,在哈園期間,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曾委託馬衡邀請王國維去北大任教,王國維猶豫不決,便徵求羅振玉的意見,羅要他聽聽瀋曾植的看法。瀋認為,應該接受北大之聘。但是,王國維最終卻沒有應聘。

從上面所牽連出的三件事,可以看出王國維的神經是多麼脆弱和敏感。後來,他自沉於湖,不能說不與這種脆弱和敏感的神經相關。而且,他還預支了一件對瀋曾植的不滿,說他給徐乃昌(積余,號隨安)的《隨庵吉金圖》寫了一篇序,「此書出後,此老又必生妒」。

據悉,1918年12月,王國維改定《唐韻別考》、《音學余說》二書,合在一起,署名《聲韻續考》,請瀋曾植作序。可是,序未成而原稿卻被瀋氏遺落。這件事,大概也很讓王國維不滿。他在12月21日致羅振玉的信中說,作序這種事,是瀋曾植所樂意做的。詞氣之間,大有「當面輸心背面笑」的意味。

不管怎麼說吧,王國維感覺自己的自尊受到了極大傷害。他甚至說出了「因疑生畏,觸目皆是幻影」,「因緣際會,皆為罪狀」,「非精神異常,又何至於此!」一類過於情緒化的語言。可見,王國維的憤懣已經到了極點。在其心目中,瀋曾植已經和「神經病」差不多了!

可是,就在兩人鬧彆扭之後三個多月,也就是1919年3月,瀋曾植七十壽誕,王國維撰寫了著名的《瀋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說瀋某「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龔自珍、魏源),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錢(戴震、錢大昕),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以此,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1922年11月,瀋曾植在上海病逝,王國維撰《挽瀋乙老聯》寫道:「是大詩人,是大學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豈謂微言絕今日;為家孝子,為國純臣,為世界先覺,一哀感知己,要為天下哭先生。」對瀋曾植深有研究的著名學者錢仲聯先生指出:「王氏的這個概括,雖然對瀋氏的學術面目作了一些基本的勾勒,但對瀋氏的整個評價卻有過分推崇之處。」

錢鍾書先生講過一段名言:「歷史上很多——現在就也不少——這種不很合理的事例。更確切地說,很不合學者們的理想和理論的事例。這些都顯示休謨所指出的,是這樣(is)和應該怎樣(ought)兩者老合不攏。在歷史過程裡,事物的發生和發展往往跟我們鬧彆扭,惡作劇,推翻了我們定下的鐵案,塗抹了我們畫出的藍圖,給我們的不透風、不漏水的嚴密理論系統搠上大大小小的窟窿。」王國維與瀋曾植之間的睚眥,為錢先生這段話作了很好的註腳。

當然,王、瀋之間的關係,並未因鬧彆扭而破裂。事實上,1921年8月,瀋曾植還曾手書杜甫詩句於扇上贈給王國維,瀋並於詩後題跋。次年四月,王國維又手書瀋曾植1915年還家雜詩四章以儷之。只是,當我們看到歷史非常順暢理想的那一面時,也該看到不那麼順暢理想的一面。

需要補充的是,1917年7月,瀋曾植曾參與張勛復辟活動,並親赴北平,擔任所謂的「學部尚書」。瀋的這類政治活動,是背著王國維進行的。當時,王國維到瀋家串門,瀋已北上,瀋家人卻托稱瀋某到蘇州去了。問何時返回上海,瀋家只答還須耽擱一段時間;問與何人同去,則雲朱某。可見,在政治上,瀋曾植並不信任王國維。他們的關係,大體以學術為限。

 王國維(1877-1927),字伯隅、靜安,號觀堂、永觀,漢族,浙江海寧鹽官鎮人。清末秀才。我國近現代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古文字、考古學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學術鉅子,國學大師。
作為中國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從事文史哲學數十載,是近代中國最早運用西方哲學、美學、文學觀點和方法剖析評論中國古典文學的開風氣者,又是中國史學史上將歷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開創者,確立了較系統的近代標準和方法。 
 
這位集史學家、文學家、美學家、考古學家、詞學家、金石學家和翻譯理論家於一身的學者,生平著述62種,批校的古籍逾200種。(收入其《遺書》的有42種,以《觀堂集林》最為著名。)被譽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梁啟超讚其「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

王國維世代清寒,幼年為中秀才苦讀。早年屢應鄉試不中,遂於戊戌風氣變化之際棄絕科舉。1898年,二十二歲的他進上海《時務報》館充書記校對。利用公余,他到羅振玉辦的「東文學社」研習外交與西方近代科學,結識主持人羅振玉,並在羅振玉資助下於1901年赴日本留學。
  
1902年王國維因病從日本歸國。後又在羅振玉推薦下執教於南通、江蘇師範學校,講授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復埋頭文學研究,開始其「獨學」階段。1906年隨羅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學部總務司行走、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韻等。其間,著有《人間詞話》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後,王國維攜生平著述3種。眷隨兒女親家羅振玉逃居日本京都,從此以前清遺民處世。其時,在學術上窮究於甲骨文、金文、漢簡等研究。1916年,應上海著名猶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滬任倉聖明智大學教授,並繼續從事甲骨文、考古學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學國學門通訊導師。翌年,由蒙古貴族、大學士升允舉薦,與羅振玉、楊宗羲、袁勵准等應召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食五品祿。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驅逐溥儀出宮。王國維引為奇恥大辱,憤而與羅振玉等前清遺老相約投金水河殉清,因阻於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國維受聘任清華研究院導師,教授古史新證、尚書、說文等,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李濟被稱為「五星聚奎」的清華五大導師,桃李門生、私淑弟子遍充幾代中國史學界。 

1927年6月,國民革命軍北伐逼近北京之時時,王國維留下「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書,投頤和園昆明湖自盡。1927年的初夏,陰曆五月初三,想不開的王國維,轉了兩圈,看看周遭無人,一頭栽進頤和園昆明湖。那時,頤和園門票巨貴,要大洋一元,因而遊人甚少,待救起,已斷氣。那裡的水並不深,王跳進去,便一頭紮到底。事實上並非溺斃,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滿七竅,窒息而死。嗚呼,一代學者,草草一生,就這樣於污泥濁水中逝去,時年五十一歲。從他身上,翻出一紙遺書,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等字樣。有人說,他這個「辱」,為死殉清廷,效忠遜帝;也有人說,他這個「辱」,與他親家羅振玉有些什麼糾葛。但不管什麼緣由,當時及後來,都認為不值得。

瀋曾植(1850-1922年),字子培,號乙庵,晚號寐叟,別號甚多,有:薏庵、檍盦、乙僧、乙叜、釋持、寐翁、香病叟、孺卿、皖伯、宛委使者、菩提坊襄病維摩、梵持、建持、持卿、其翼、隨庵、守平居士、谷隱居士、浮游翁、楚翅、東軒、東軒支離叜、灊皤、灊庸、袍遺、東湖盦主、媻者藪長、姚埭老民、紫藟癯軒、癯翁、東疇小隱、遜齋、遜翁、巽齋、遯叟、李鄉農、餘齋老人等等。浙江嘉興人。其祖父瀋維鐈,進士出身,官至工部左侍郎,人稱「小湖先生」。曾國藩是他的學生,著有《補讀書齋遺稿十卷》。曾五任學政,務尚有用之學,一生校刊之書頗多。可惜的是瀋曾植八歲時,其瀋宗涵逝世,家道衰落。他從小跟母親誦讀唐詩,通音韻之學。雖因家貧,而讀書之志,未嘗一日廢過。在孫春洲、周克生、王楚香、俞幼珊、高儁生、秦皖卿、阮際生、朱厚川、用飭侯、王莘鋤、羅吉孫及長兄瀋曾棨的指導下,「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見王國維《瀋乙儘先生七十壽序》),逐立「修身、治國、平大下個人產」大志。他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以「碩學通儒」蜚振中外,譽稱「中國大儒」。光緒六年(1880)進士,歷官總理衙門章京等職。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監督(校長),改革舊貌,成績卓著。他也是書法大家。早精帖學,得筆於包世臣,壯年嗜張裕利;其後由帖入碑,熔南北書流於一爐。寫字強調變化,抒發胸中之奇,幾忘紙筆,心行而已。受到當時書法界的推崇,海內外求其字者頗多。  
  
寐叟在臨終前數小時仍握筆揮書,寫成三聯。甲聯書於五尺白冷金箋上:「石室竹卷長三尺,山陰草跡編千文。」有陳散原、馮夢華、吳昌碩等39人題跋。乙聯寫在五尺宣紙上:「岑碣熊銘入甄選,金沙鏽斷肋薪紕。」題跋者有馬一浮等16人。  

瀋曾植的書法藝術影響和培育了一代書法家,為書法藝術的復興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如於右任、馬一浮、謝無量、呂鳳子、王秋湄、羅復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師皆受瀋書的影響。

嘉道以後,由於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興起了金石學,小學家金石家大量湧現,影響到書法領域,更是書風為之一變,出現許多擅長寫碑風格的書家,如洪亮吉、孫星衍、桂馥、伊秉緩、何紹基、鄧石如、趙之謙、吳讓之等等。與此相呼應的是書學界則出現阮元的「北碑南帖說」,提倡學碑。再經包世臣的闡揚,蔚然成風。至清末康有為一出,尊碑抑帖之說臻於頂點。風氣使然,瀋曾植也主攻北碑。值得一提的是瀋曾植在戊戌變法後,曾力勸康有為著《廣藝舟雙揖》。由於康有為的影響力和《廣藝舟雙揖》一書的煽動性,把當時康有為周圍的一些思想給淹沒了。  

瀋曾植自認為書學優於書功,遺憾的是他未能像康有為那樣寫出較為系統的著述。現在所能見到的僅《海日樓題跋》、《寐叟題跋》及給一些友人的信札中的片言只語,多為有真知灼見的經驗之談。
  
瀋曾植書學思想前後經歷了幾個階段的變化:早年受包世臣的影響,罵信黃小仲的「始艮終乾」和包氏的「中畫圓滿」之說,於用筆的方法用力甚多,對唐代的張懷瓘《藥石論》中的「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最為心儀。中年由帖入碑,嗜張裕釗的書法,對《張猛龍碑》、《高湛墓誌》、《敬使君碑》等碑非常推祟,於結體注意頗多。光緒壬寅以後,他漸漸地將精力轉到書畫上面。但那時他對帖有些生疏,在《舊拓聖教序跋》中自認為「性乃不近」,可推知其心緒了。晚年則碑帖相融,講究會通,沉  潛於古今媲變之理,持論精微,常發前人未發之論,如他在給門人謝鳳孫的信中提到「冬心開頑伯之先」;又如他在《菌閣瑣談》中提到「李斯亡篆以簡直,中郎亡隸以波發」;又如在《護德瓶齋涉筆》認為,「西漢未隸石刻間雜為正書」;又如稱金文中的楚人書,到《校官碑》。到王大今,「吳、會書自有一種風氣,略近中郎,而益暢上風。《谷朗》、《爨碑》,皆其遺韻」;又如他認「李懷琳之《絕交書》、孫虔禮《書譜》,皆寫書之變體,其源出於《屏風帖》。」等等。  

瀋曾植為學兼及漢宋,於書學既重考證及相關的歷史淵源關係,亦注重書法形質與情理的體會瞭解。他留下來的有關書法題跋大多屬於考證辨別碑帖源流的札記,從中還是能看到較為系統獨到的書學觀點。
1980年,沙孟海先生在《書譜》雜誌上提出「碑跋的寫手與刻手問題」,引起書學界的廣泛討論。關於這個問題,清季書家大多未注意及之。梁 評唐《兗公頌》時,曾提出「字畫失度處緣刻手不精耳」。之後的包世臣、趙之謙、康有為都未看透北碑背後的刻手因素,但瀋曾植法眼獨具,較早地注意到了碑版的刻手問題。如他在《王基碑跋》中提到「刻手精工,遂令使轉筆勢,突然畢露」:在北魏《燕州刺史元踢墓誌跋》中提到:「逆鋒行筆頗可玩,惜刻工之拙也」;在北齊《使持節都督元賢墓誌跋》中認為「刻手太粗」;在北魏《樂安王元緒墓誌跋》中認為「刻工草草」;在《臨淮王元彧墓誌跋》中認為「此書甚工,刻乃不稱」:在隋《楊厲墓誌跋》中認為「書道至此,南北一家矣,惜刻工拙耳」。不儀如此,他對拓本的精確與否也十分關注,如他認為《國學本定武蘭亭》「極圓潤,而未免輕弱。然刻手極精,纖鋒華見」:認為《舊拓定本蘭亭》「刻工亦頗能傳之,殆非天水時代良工不辦山」:認為《式古堂法帖》「模刻不精,逐致略無神采」;認為《墨池玉屑本》「宛如手書,其墨色拓工俱絕。……鋒穎豐利,真能以刀代筆」;認為《豐存禮小楷普門晶》「書法謹嚴,刻尤精絕」等等。瀋曾植晚年之所以碑帖於一爐,與他能敏銳地感覺到砷帖背後刻手問題有著大的關係。  

晚清整個社會都在求變求新以自強。瀋曾植書法以佔為變.以古為新,翻覆盤轉,新意十足。歷史上,米芾、趙左釷且怨盼碌某晒κ導摺I蛟蒼詬派環鎪鐧男胖性賦觶骸拔岢⒁願笙律蒲Ч湃宋豢杉埃航窈鱸唬閡粵俟盼蟛。嘶梁我?來屏有使轉而無點畫,即使轉辦單薄寡昧,如此便是自尋賤落矣,如何?米元章終身不離臨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謝安石,辦有擬法。鄙人臨紙,一字無來歷,便覺杌不安也。」但瀋曾植的復古意識與米芾、趙孟睢⒍洳熱吮冉掀鵠矗故嗆苡刑氐恪C住⒄浴⒍垂乓哉匙悅悖嵌王不學,以取晉藥為主,非「相雜文生」。所以,他們的書學思想中很難見到諸如瀋曾植所主張的「異體同勢」、「古今條形」、「中畫圓滿」、「分畫中虛」這些內容。孫過庭所謂「古質而今研」,瀋即是研了,更注重書法形式上的變化,注重參勢而姿生的結果。 
 
瀋曾植之所以能獨樹一幟,除了上述的種種鮮明的見解外,還具有一頸勇猛精進的心。他在書學上沒有像包世臣那樣鑽牛角尖,而是主張古今融合,南北相濟,以期相生相發的境界。在實踐上,他非常大膽地運用「抽鋒」、「臥筆」之類的手段,如果用正統的眼光來看,覺得有些偏勝;如果用新理異態的效果來看,恰到好處。成就與吳昌碩相伯仲。融匯碑帖之學,博取厚積,開拓了行草書的發展道路,豐富了碑學的表現力,代表著碑學的發展高度。  

學識淹博,精研西北史地。書法融合漢隸、北碑、章草為一爐,自成面目。談中國五十年來書法者,巍然為一代宗師。間作山水小幅,淡雅有韻致,惟不多作。卒年七十一。著海日樓詩。 
 
自古以來,歷代皆有人龍翹楚,為一時風習之始作佣,或為人文盛事推波瀾,領袖群倫,沾溉四方。晚清之瀋子培,即此等人物。其所交遊,陳散原、王國維、余肇康、羅叔言、張元濟、鄭孝涉、章一山、馬一浮、諸貞壯、胡樸安等,皆一時碩學;其所友,曾農髯、翁同覦、播祖蔭、吳昌碩、李瑞清;其所啟者,便有風雲人物康有為;其所教,便有滬上王蘧常等四十餘子。不只中國前清遺老尊崇有加,便東瀛學人亦曾稱譽其為「中國大儒」。

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書學》中把瀋曾植的書法列為「帖學」的殿軍人物,稱「他是個學人,雖然會寫字,專學包世臣、吳熙載一派,沒有什麼意思的;後來不知怎的,像釋子悟道般的,把書學的秘奧一旦豁然貫通了」。這與王蘧常先生在《憶瀋寐叟師》中稱「先生生前先以書法為餘事,然刻意經營,竭盡全力,六十四歲後始意寫字。至七十三歲去世,用力極勤,遂卓然成為大家。」

二說大同小異,同的是稱瀋曾植大器晚成,不同的是一說瀋中年之前「沒有什麼意思」;一說是「刻意經營,竭盡全力」。據瀋曾植的生平經歷來看,王說更接近些。據瀋曾植自稱晚年書畫之緣始自光緒壬寅〔53歲)辭去南洋公學監督後,重入都門時。  

瀋曾植「早歲欲仿山谷,故心與手忤,往往怒張橫決,不能得勢。」(又馬宗霍《霋岳樓筆談》)但臨池之志仍然無間矣。在未中舉之前,學書以晉唐小楷為主,因為當時江浙——帶文風鼎盛,多數士子為了中舉,多練習所謂的「館閣體」。以至於瀋曾植晚年在回憶時還為「館閣體」辯護,說:「唐有經生,宋有院體,明有內閣誥敕體,明季以來有館閣書,並以工整見長,名家薄之於運算元之誚,其實名家之書,又豈出橫平堅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漢隸,亦孰有不平直者。雖六朝碑,雖諸家行草帖,何一不橫是橫、堅是豎耶?運算元指其平排無勢耳。識得筆法,便無疑己。永字八法,唐之閭閻書師語耳。作字自不能出此範圍,然豈能盡。」(見《海日樓札叢》卷八)同時,他還得筆於包世臣,取徑於鄧石如、吳讓之。瀋曾植曾有詩曰:「百年欲超支吳老,八法重添歷下讀」,又云「包張傳法太平時,晚見吳生最老師。」(見《憶瀋寐受師》)所流露的正是這一階段的學書痕跡。  

之後,他又接受包世臣「備魏」可以「取晉」的觀念,取法北碑,尤嗜張裕釗的書法,並確確實實練了一陣子。這與他在光緒六年成為進士,北上就仕,開始經營收羅一些碑帖,這是他後來自謂「書學深」的開始。當然,他對待碑帖的態度未必全是藝術的眼光,有時月考證輿地、史實的目的,但對他今後書法氣質的演變有著積極的影響。即使成不了「書家之字」,尚可作「學人之字」觀,這與他「學人詩人二而為一」的主張相一致的。  

王蘧常先生把瀋曾植的書風演變分為兩個階段:六十歲之前「為孫隘庭臨《鄭文公碑》,絕少變化;又見為予外舅瀋公仲殷寫佛經卷,當時詫為精絕者,亦不能過安吳軌轍。」(見《憶瀋寐叟師》)六十歲之後,「真積力久,一旦頓悟,遂一空依傍,變化不可方物。」(同上)事實上,瀋曾植學書情況比這樣複雜多多,尤其是晚年。據目前所見的作品來看,瀋氏取法簡牘、唐人寫經、《二爨》、鐘太傅、索靖、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黃山谷、倪元璐、黃道周都有些痕跡,這說明他還進行各種各樣的嘗試,碑帖結合,兼容並蓄。值得注意的是1910,瀋曾植在題《伊川擊壤集》、《曹恪碑》、《李澹圓先生叱牘歸耕圖卷》三跋時,純用米芾筆法,駕輕就熟,非常老到。

瀋曾植天資高,理想富,性格內斂,毅力堅定,「藏身巧密」背後湧動著藝術的激情。瀋氏晚年隱居滬上,仕途失意,心情抑鬱,以詩書遣日。1921年,他正式在上海鬻書自給,以解生計之困,「海內外輦金求書者穿戶限焉」。目前,社會上所流傳的作品辦大多在最後幾年所書寫的:但風格上很少雷同,說明他不墨守一家,博收廣蓄的心態。他作詩主張要通「三關」,最後一關足「元嘉」。如何通「元嘉關」,他在《與金潛廬太守論評書》中提到:「但將右軍《蘭亭詩》與康氏山水詩打並一氣讀。」可見其境界是在「活六朝」,「庶兒脫落陶謝之枝梧,含咀風雅之推激。」(見《安般簃集序》)此一想法,在他書法中也有,惜未能點破。抑或是他自認為未臻此境,不便提出而已,不得而知。後來,陸維釗先生一生浸淫北碑甚深,到晚年亦有嘆識王字真諦太遲之慨。真可謂是英雄之見略同矣。瀋曾植(寐叟)(1850-1922),浙江吳興人浙江嘉興人,字子培,號乙庵,號巽齋等,別號乙公,晚號寐叟,浙江嘉興人。生於詩書之家,學識廣博,為晚清學者、詩人和書法家。學識淵博,精音律史地,詩文書畫。其書初師包世臣,後工章草,參以二爨及北魏碑刻。清曾熙評其書法:「工處在拙,妙處在生,勝人處在不穩。」《七律》行書作品有「極繽紛離披之美」,在書壇上佔有重要地位。 
 
瀋曾植書擅各體,尤以草書為佳。初學包世臣,復取法於鄧石如,晚年轉宗明末著名書法家黃道周、倪元璐,因而其書風始終處於不斷變化之中。其書多用方筆,風格挺健峭拔,沙孟海先生評其書曰:「翻覆盤旋,如游龍舞鳳,奇趣橫生。」清末官至安徽布政使,民國時以遺老自居。 

雖然我們在遺老的形象中窺出一絲保守、刻板、落伍的色彩,但是書法上,瀋寐叟卻是一個相當有膽魄的創新大家,他以北碑傳統為基點,在深入到書法藝術的表現(形式表現與線條表現)的深層內容之後,瀋寐叟毅然決然,在以方筆作行草書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嘗試。他的方筆斬截、銳而不峭、厚而不滯,見出極強的駕馭功底。但更令人振奮的,還在於他以方筆頓挫帶動行草書的連貫意識,把具體的連貫按照頓挫間隔成一組組意的連貫,在其中,既有古代章草的某種結體意識,又有努力求空間開張的橫向宕開,更有方線條棱角、鋒尖在不斷交替過程中的勾連吻合之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種出眾效果都是在流暢的揮灑過程中自然呈現,而不是刻意做作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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