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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本特务还是汉奸?曾庆红之父曾遭调查(图)

 2015-07-28 09:29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4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曾向新四军提出谈判。新四军作不了主,向中共中央请示。中央同意和日军接触。于是派新四军组织部长曾山出面接触。

“文革”前,曾山是内务部部长。1967年10月,内务部“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根据抗战时期我方情报人员纪纲提供的情况,认为曾山曾与日方接触,是日本特务、汉奸。曾山解释,他是按照延安指示和日方人员接触的,整个活动及时用电报向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不相信曾山的辩解。时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联络员的孙宇亭向主任谢富治、副主任严佑民报告,研究处理办法。

谢富治说:“那时我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不清楚。”

严佑民说:“那时我在新四军前线作战,对军部的情况不清楚。”

孙宇亭说:“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于是,由孙宇亭打报告,谢富治、严佑民签署同意,孙宇亭和赵雪瀛驱车到西郊温泉中央档案馆。军代表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孙宇亭又向严佑民报告,严佑民找中办主任汪东兴签字。

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看了批件,指示照办。当时共查到有关电报四份,包括曾山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都有亲笔签字。孙宇亭怕空口无凭,经与军代表交涉,摘抄了主要内容。回去连夜起草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先后签署,报送中央。

不料没几天,谢富治对严佑民发了一顿脾气。谢走后,严佑民对孙宇亭苦笑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这是政治上煳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

孙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严说:谢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他们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谢富治通知严佑民、孙宇亭、赵雪瀛开会。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

11月的一天深夜,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又对当事人三堂会审。吴法宪、谢富治、汪东兴主审,严佑民、赵雪瀛和中央档案馆军代表在座,孙宇亭受审。

谢富治对孙宇亭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孙宇亭申辩:“我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谢副总理、汪主任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批件,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谢对汪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汪对谢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汪东兴又对中央档案馆军代表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

谢富治又对孙宇亭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严佑民却仗义执言:“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孙宇亭躲过了一难。数月后,灾难降临到严佑民头上。1968年3月,严被关进秦城监狱。

1971年9月,吴法宪倒台。1972年3月,谢富治病逝。1972年4月,曾山病逝。

1972年9月,严佑民假释出狱。孙宇亭前往中央组织部翠微路招待所探望恩人,激动地说:“该蹲四年牢的应该是我。”一身是病的严佑民说:“其实,我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你这个书呆子,不要再说傻话了。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说话,四年就出来了。你如果进了监狱,谁替你说话?八年也出不来。”(作者丁东,原题为《“文革”中曾山档案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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