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与天地之美(二)(图)

五行:水、火、金、木、土。（图片来源：Pixabay）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审美理念(一)

由经后人转述的五德终始说的具体内容，不难看出邹衍所讲的“五德”，指土气、木气、金气等五行之气的作用，而不是具有自然属性的具体物质，这与早期的五行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尚书•洪范》是较早对“五行”作解释的古文献，记录了殷遗臣箕子所叙述的“洪范九畴”，其第一畴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木。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由水、火、木、金、土构成的“五行”，是生民在生活中通行运用的五种物质资材，各有不同的功用，故又可称为“五材”。这种自然朴素的“五行”观念，在《左传》和《国语》里也有反映，如《左传》文公七年，郤缺说：“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原生谓之三事。”将水、火、金、木、土与谷并列为“六府”，可知都是官府能收藏的重要生活资材。“六府”中去掉为土所生的谷，即可称为“五材”。《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就有“天生五材，民并用之”的说法。在《国语•郑语》中，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将五行视为五种基本的物质元素，或可说明万物的构成。

但是，无论把“五行”当作“五材”，还是将其说成是物质构成的五种元素，都无法纳入天地阴阳化生的宇宙论架构里；只有像邹衍一样，将五行说成是五行之气，才能与阴阳互为表里，形成以四时变迁相配合的五行相生相胜理论，也才会有“主运”说的产生。《史记•封禅书》说：“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候。”邹衍《主运》篇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考，但它以五德终始的“气运”或“运气”为主旨则无可疑；而主运的根据，当为五行相胜之说，是一种循环的命定论。刘向《七略》曰：“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所谓“从所不胜”，是说五行之德以次相胜，显示天的祥，历史依其运转而有王者的代兴。这种学说虽闳大不经，却能为统治者掌政提供天命观方面的理论根据，故为一统天下的秦始皇所采用，而以秦为水德。由秦相吕不韦组织门人编写的《吕氏春秋•十二纪》，全面地总结发挥了邹衍的五德终始学说，把阴阳消息分派到四时十二月里，又将五行与五帝、五神、五音、五教、五味、五色、五方等相配，“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于是，宇宙间的一切事物的生成变化，似乎都可以从阴阳五行里找到答案了。

《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秦汉之际，由于适应了大一统王权政治的需要，阴阳五行学说极为流行，一代儒宗董仲舒成为这种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用无所不包的宇宙论哲学，统摄阴阳、五行和天、地、人，认为：“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

董仲舒的这种哲学构造广大无极，涵盖宇宙人生的各个方面，诚如徐复观所说：“他由此而把阴阳四时五行的气，认定是天的具体内容，伸向学术、政治、人生的每一个角落，完成了天的哲学大系统。”为了建构总摄天地万物的天道观，以及神秘的“天人合一”哲学，董仲舒综合“易传”思想和邹衍的学说，以极暧昧的气流的形式，将阴阳派入四时节气，又用五行与四时相配合，并以天道论人道。

根据“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观念，董仲舒认为“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以阴阳为天道变化创生的根据，阳为生，阴为杀，是万物生杀予夺的自然力。所以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相反相成的阴阳二气的流转，为万物生生的本源，但却是出入无形的对立统一的抽象存在，所谓“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阴与阳，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左或右”。自然界的天道变化以四时推移为人所知，阴阳盛衰的消息是由四时的交替透露出来的，因为“天道大数，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阴阳是也，春出阳而入阴，秋出阴而入阳，夏右阳而左阴，冬右阴而左阳”。换言之，阴阳的出入变化与四时节气不可分。

四时体现天道。孔子《论语•阳货》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为了与天道的四时运行相配，董仲舒将阴阳二分为四，即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分属四时之气；又将四时与五行中的木、火、金、水相类配。“是故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他认为天道运行随四时终而复始，“天之所起其气积，天之所废其气随。故至春少阳东出就木，与之俱生；至夏太阳南出就火，与之俱煖。此非各就其类而与之相起与？……至于秋时，少阴兴而不得以秋从金，从金而伤火功，虽不得以从金，亦以秋出于东方，……至于冬而止空虚，太阳（当为太阴）乃得北就其类，而与水起寒”。如此分类相配，不仅可以表明阴阳的消息和五行的功用，而且直接将金木水火与四时连接了起来。

为了使五行中的“土”有着落，又在四时中分出一个“季夏”来，并把五行也归之于天道。董仲舒说：“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在他看来，不仅阴阳为天地之气的化分，四时、五行也都是气，由此形成了阴阳五行与四时四方相配的宇宙流构造，天道即表现在此构造中。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则治。

与早期五行说的排列次序不同，这里所讲的与四时相配的五行的顺序为：木→火→土→金→水。这是五行相生的顺序，如春木生夏火，秋金生冬水，故称“比相生”。至于五行相胜的秩序则为：木胜土、土胜水、火胜金、金胜木；与相生比较，均间隔一行，故称“间相胜”。如果说五行“相生”主要是就自然界的四时季节变化而言；那么，五行的“相胜”则是假天道以言人道，系针对历史上王朝政权的兴废立说。董仲舒仿照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提出旨在大一统的“三统”说，认为中国夏、商、周三代的递嬗是循着“三统”的顺序循环的。他说：“三统之变，近夷遐方无有，生煞者独中国。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统天下。”三统立说的根据是夏、商、周的“三代改正”，又称“三正”，有建子（以十一月为正月）、建丑（以十二月为正月）和建寅（以十三月为正月）的不同。周代是子正，色尚赤，称赤统；商代为丑正，色尚白，称白统；夏代是寅正，色尚黑，称黑统。又以子、丑、寅为天、地、人，故“三统”又称天统、地统和人统。凡得某统为王者，必按其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这种五行说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影响极大，并深入民间，以致如顾颉刚所说：“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审美理念(二)

董仲舒以为“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除了综合以往阴阳五行说的思维成果外，他还以儒学为本，视人伦纲常和仁义忠孝为天经地义，提出一些与前人不同而自成一家之说的看法，如阳尊阴卑，阳善阴恶，五行以土为最贵等。这些将人之价值观和品行赋予天地的看法，出自其天人合一的思想，形成了他对“天地之美”的认识。

阴阳被认为是体现天道变化的天地之气，《周易•说卦》的“立天之道，曰阴与阳”，把阴阳作为代表天道的两种基本属性，阴阳的地位是对等的，无崇阳贬阴之意，亦无善恶之别。但董仲舒却以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出于弘扬儒家任德不任刑的王道政治及其纲常伦理的需要，他着意强调阳尊阴卑，阳善阴恶，认为“物随阳而出入，数随阳而终始，三王之正随阳而更起。以此见之，贵阳而贱阴也”。又说：“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故曰：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把本属于人的扬善抑恶观念归之于天，以为天也有意志，能近阳而远阴，有好生之德，故曰：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

以仁为美，并说成是天意如此，目的要受命于天的人主任德而远刑，所谓“天志仁，其道也义。为人主者，予夺生杀，各当其义，若四时；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恶戾，任德远刑，若阴阳。此之谓能配天”。也就是说，人主的行为要以天为法，否则就会因过失产生灾异。“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人主若知天、法天而行仁政，就自然具天之美德，所谓“推恩者远之而大，为仁者自然而美”。董仲舒还说：“天以四时之选十二节相和而成岁，王以四位之选与十二君相砥砺而致极，道必极于其所至，然后能得天地之美也。”如果说天之美本于天意之仁，天意之仁的生生之德又有赖于阳气萌动，阳为天之德，表示仁爱；那么，与之相对的阴也就成了恶杀暴戾之气了。按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推论，阴与阳分别代表两类属性相对的事物，如“阳”代表天、干、刚、健、男、予、仁、爱、清等；“阴”代指地、坤、柔、顺、女、夺、戾、恶、浊等。董仲舒的以善恶别阴阳，不只是为了将仁之美归于天，使自然的天成为有道德意识的天，更是要把阳尊阴卑的等级原则作为天经，应用在人伦关系上。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由阳尊阴卑可类推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的结论。他还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其后，《礼纬•含文嘉》将这种说法进一步明确化，认为“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就是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三纲”说的由来。

用天地阴阳的上下尊卑，来论定中国传统社会三种最基本的伦常关系，以确立尊长敬上的纲常意识，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王权专制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其流弊也是非常大的。比如，既已认定“君为阳，臣为阴”，那么按照“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的说法，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于是就形成了中国式的原罪说：凡臣民只能自认卑贱有罪，君王则天生高明。如韩愈《拘幽操》所歌咏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颂美明君圣王，成为汉以后许多文臣作家的诗文主题，不能说与董仲舒宣导的“三纲”说和阳尊阴卑之论没有关系。

在五行中突出“土”的地位，以土德说忠孝，并颂扬土德之美，也是董仲舒新创的一家之言。他认为：“地出云为雨，起气为风。风雨者，地之所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若从天气者，故曰天风天雨也，莫曰地风地雨也。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非至有义，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这是继天经的三纲之说而延伸出来的地义之论。臣事君以忠，是处理君臣关系的准则，像地一样，有功名归上方，有过失在下承担，则是忠的行为体现。这种地义在五行里是由土来表现的，按五行相生的天次之序：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若酸咸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气也，犹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

以土为最贵，在于由它所表现的忠孝在五行中最纯厚，也最突出。五行有五，四时却只有四，春木、夏火、金秋、冬水，独土无名，可它作为天之大臣，四季都在发挥作用，忠于职守而默默无闻，其德最美董仲舒又认为五行相生的关系是父子关系，“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土之事火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在家为孝子，出门事君必为忠臣，忠孝都是以下事上，所需品格是一样的。故“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五声莫贵于宫，五味莫美于甘，五色莫盛于黄，此谓孝者地之义也”。土德的贵和美，在于它忍辱负重，无私奉献，只尽臣子的义务而不享功名，是地义的充分展示。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审美理念(三)

天地之美还在于和气，以阴阳谐和的天人合一为极致，作为儒家所追求的一种王道理想或修养境界，亦可称为以人合天。

天人合一首先讲天王合一，用人道比附天道是董仲舒“明天人之故”的方法。如在《尚书•洪范》所说的“九畴”里，第一畴的“五行”与第二畴讲人之品行的“五事”本无必然联系；可在董仲舒看来，人之“敬用五事”的貌、言、视、听、思，都与天地的五行之气相关联。他以为若王者貌不肃敬，则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风；言不从，则金不从革而秋多霹雳；视不明，则火不炎上而秋多电；听不聪，则水不润下而春夏多暴雨；心不能容，则稼穑不成而秋多雷，所以说“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于天也，而王者所修而治民也”。这是非常牵强的附会。他还在《天人三策》中说：“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五者修饰，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由五行言五事，又言五常，犹如以阴阳言仁义，都是为了以人道合天道，为王者的长治久安考虑。董仲舒说：“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阳阴、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天志仁，其道也义。”观天之志是为了顺天道而行，当董仲舒把自然的天说成是有意志的道德的天或神灵的天时，遂发展出“天人相副”和“天人相类”的思想。他将阴阳调和、四时寒暑和五行生胜都视为气的表现，以为宇宙万物莫精于气，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故“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如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耳目象日月，呼吸如风气，于是“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从形体、生理到性情、伦理，都说成是人副天数，天人相类。所谓“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所以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由此可产生出言灾异祥瑞的“天人感应”理论，也形成了以阴阳谐和为美的循天养气之说。

董仲舒以为“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也。所以异于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其澹澹也。……是天地之间，若虚而实，人常渐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乱之气，与之流通相殽也。故人气调和，而天地之化美”。意谓人禀天地中和之气而生，是阴阳二气调和的产物，最能体现天地之化美。所以，人只要循天的中和之道以养气，就能得天地之美，因为：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诚择其和者，以为大得天地之奉也天地之道，虽有不和者，必归之于和，而所为有功；虽有不中者，必止于中，而所为不失。……顺天之道，节者天之制也，阳者天之宽也，阴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是故物生，皆贵气而迎养之。

所谓“美于和”，指天地生物时阴阳二气的交融谐和，体现了构成万物生命的气的最佳状态。所以说“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但是，“中之所为，而必就于和，故曰和其要也”。天地之美主要是由“和”来表现的，就天道的自然变化而言，“四时不同气，气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视代美而代养之，同时之美者杂食之，是皆其所宜也”。天无所言，而以物示意。“春秋杂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则当得天地之美，四时和矣凡择味之大体，各因时之所美，而违天不远矣”。修养生之道者，须以人合天，循天道以求心平气和。“故君子道至，气则华而上。凡气从心。心，气之君也，何为而气不随也。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内心其本也。故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这即是贵气迎养的道理所在。

如上所述，天地之美指有生生之德的天之仁，体现忠孝品德的地之义，以及天人合一的气之“和”。这实际上是由人类推于天，带有君子比德的性质，其“美”的理念相当于善，是儒家传统的美善为一思想的体现，卑之无甚高论。但董仲舒把人伦关系都配入到阴阳五行中去进行类推，以证明人伦纲常原本于天地阴阳，是天经和地义，尽善而尽美。借助天地说法，使儒家的道德伦理和美善理念，成为具有准宗教性质的儒教教义，要人像敬畏天命一样信奉和遵守，并以为这才是天地间最高的不变的美德，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