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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只会“耳边突然响起了毛主席教导”

 2015-07-03 01:0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文革一开始,正常的教学秩序就被打乱了。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毛主席语录,开批判会和参加游行示威。统治者强行向学生灌输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理论”,其目的就是要把学生驯化成没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只有统治阶级意志的忠实奴仆,成为他们可靠的“接班人”,能够在关键时刻为他们挺身而出,成为他们的打手。

对学生来说,学知识、长见识、增智慧,培养健康心智和学会谋生本领,是最迫切和最重要的。这一涉及家家户户和每个学生的切身利益的大事,统治者是不屑一顾的,甚至将这一正常需求批判为“个人奋斗”和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

那时的学生,没有经过严格的阅读和写作训练,又没有养成在日常生活中细致观察环境和事物的习惯,看人和事都是粗线条的、笼统的。都受大气候的影响,喜欢以时髦的观点给人贴标签、下结论。再加上刚接触社会,缺少经验积累,没的自己的独立见解。

更为严重的是,恐怖气氛下,有点见识的人都担心祸从口出,都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真情实感都不敢流露。学生们学不到真知灼见,许多人就把教科书和广播、报纸上宣扬的革命、斗争、暴力的理论当成真理。而一旦相信和接受了这套“理论”,那就无异于病魔附体了:它让人迷信、癫狂、偏执、僵化、愚昧和暴戾。在以后的岁月里,如果不以顽强毅力同这个病魔搏斗,那就很难摆脱它的控制,而成为事实上的废人。

很难想像,在这样环境中生长的小孩能写出富有人情味又生动活泼的文章来。所以,那时候最烦的就是写作文,每遇写作文,都觉得大脑一片空白,无从下笔。

当时的作文有两大类,一类是大批判文章,一类是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文章。大批判文章,主要是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以及刘少奇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剥削有功论”、“唯生产力论”等所谓的修正主义的一套东西。这类文章,当时的小学生、初中生根本没有能力写,只能从大字报上摘录,或者从报纸上照抄。

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这类文章,其实就是写记叙文,当时叫写“好人好事”。可以写自己经历的事也可以写自己的见闻,但都必须突出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个中心。

正如前面所说,当时的学生,既没有生活积累也没有知识储备,思维又受到严厉掣肘和限制,哪里写得出像样的文章?写来写去就是那干巴巴的几句话。比如,一天,放学了,某某同学正往家走,看到一位老大娘提东西很吃力,就不顾自己还饿着肚子,跑过去帮这位老大娘提东西,老大娘连声称谢。这位同学就说,莫谢我,是毛主席叫我这样做的。他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榜样,我要向他学习。

老师对这样的“豆腐块”自然不高兴,就要我们尽可能地写详细一些。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学们虽然很努力,个个冥思苦想,可仍然写不出令老师满意的文章来。

1967年的夏天,我们公社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一位学生比我大不了多少,也就十二、三岁的样子,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大会上发言。因个子太小,与会的人又都想看看这位小“积极分子”是啥模样,主持人就索性把他抱到讲桌上。他就站在桌子上,介绍他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他不看讲稿,侃侃而谈,一口气讲了近半个小时,台下不时爆发出掌声。

其实,他讲的事,跟我们平时记叙的事差不多,都是帮老大娘提东西,给五保户送柴禾之类的事。只是,他加进了一些心理活动,讲出了做好事的动力来自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并且有“上纲上线”的自我批判,所以,听起来就觉得内容翔实,曲折生动。

比如,他在自留地干活时,看到一位老人拉板车,上坡,很吃力。是去帮助老人拉车,还是继续干自己家的活?思想开始了斗争,犹豫不决。就在他打算放弃帮助的想法时,耳边突然响起毛主席教导:“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位老人是老贫农,是阶级亲人,应当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帮助他。想到这里,就放下手中的活计,帮助老人拉车。虽然很累,心里却是甜的。同时,为刚才“一闪念”的私心感到羞愧,这说明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毛主席的话还没有成为自己的自觉行动,没有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学习,抓紧改造世界观。

无独有偶,区、县组织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上,“积极分子”们在讲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时,也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上述那位学生所描述的场景:在要不要帮助他人举棋不定时,耳边突然响起了毛主席教导,于是就高高兴兴地帮助了别人。

一次语文课上,老师给我们念了报纸上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专程送针》。讲的是一支部队野营拉练时,一名战士的衣服破了,就找当地的乡亲借了一根针缝补衣服。后来集合号响了,就匆匆忙忙离开了驻地。行军一天后,到了新的宿营地,发现针没有还给老乡。怎么办?是往返近百里还针还是就此作罢?正在犹豫时,耳边回响起了毛主席教导: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于是就决定专程送针,连长支持他的决定,并批了一天假。这名战士就返回原驻地,把这根针还给了老乡。

这样的事看多了、听多了,同学们也就“无师自通”了,总结出了一套写这类文章的规律:发现了需要帮助的对象,起初犹豫不决,继而打算放弃,突然想起了“伟人”教导,于是决定帮助,最后以批判“一闪念”私心结尾。同学们都以这种既定的程式写“好人好事”。

一天上午,学校组织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轮流上台介绍学习体会的同学,都按照这种新“八股”套路讲授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当台上的同学说道:是帮助老大爷还是不帮助呢?这时——还没有等台上的同学说出下文,台下的同学已经异口同声地替他说出来了:耳边突然响起了毛主席教导。于是,同学们哄然大笑。一上午,这样滑稽又令人捧腹的场面重复了多次。

一个社会,把有大脑、能思考的人整治得不敢想、不会想,让人们不敢说真话,说人话,只能说假话、大话、空话和胡话。只能学习接受并赞美一种思想,不能有任何质疑。只能按既定模式去思考、表达。除了蒙昧野蛮的非理性岁月,还有什么时代能演绎这种“神话”?

人们动辄得咎,噤若寒蝉,不得不自我封闭、画地为牢,造就了一代甚至几代思想僵化、思维贫乏的人。这对民族的戕害该有多深,还不值得深刻反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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