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藏贵州的神秘“红崖天书”(图)

神秘的“红崖天书”(网络图片)

红崖古迹，原名“红岩碑”，位于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东约十五公里晒甲山半山。清道光《永宁州志》载：“晒甲山即红岩后一山也，崔巍百丈……俗传武侯南征晒甲于此”。又称“红岩山”。与关索岭对峙，紧靠滇黔公路。从公路到红岩前，约半公里。

红崖向西，如墙似屏，长五十余米，高二十余米，呈浅红色。偏北平整处，有形如古文字、非镌非刻、非阳非阴的铁红色神秘符号书于浅红岩面。字不成行，排列不整齐，错落参差，大小不一，共有十九字。大者一米见方，小者十几厘米。若篆若隶，古朴浑厚。虽经风雨剥蚀，但其色历久不退。

《安顺府志》：“殷高宗石刻，在永宁州（按当时州治，即今关岭自治县永宁镇）东五十五公里红岩山；《永宁州续志》，诸葛碑“在红岩晒甲山悬岩上。约二十余字。大者如斗，小者如升。非篆非隶，不可辨认。字若朱画，并非镌刻。”

红崖天书

据说，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永宁州官想得拓本，因字非镌刻，无法拓取，派工匠架脚手架，用桐油石灰填糊字画四周，成其阴文拓取。后被地方人士知晓，群起谴责，州官令人将桐油石灰铲平，致岩面铲脱一层，字形亦有改变，失去本来面目。现存字体，与《安顺府志》、《永宁州志》、《永宁州续志》等原载不同，数目亦有差异。民国《贵州通志》载字体三种，其中一种是最后的字体。

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邵元善《红岩诗》，是最早对红岩碑的记载。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潘祖荫首倡研究红崖碑。道光、咸丰年间，对红岩碑的研究盛兴。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日本学者德丸作藏和法国学者雷柏如与弗南海尔等人，均前来考证，但都未获结果。雷柏如说：“此碑含有绝对之神秘性，谁也无法窥破其中的奥秘。”

“红崖碑”虽然奥秘，尚未揭开它的真实面目，但年代久远，作为文物古迹是无疑的。考虑到既不是碑，也无斧凿钻刻痕迹，改称“红崖古迹”。

红崖山前，景色雄奇。放眼四顾，群山重叠，莽莽苍苍。关索岭自北而南，气势磅礴；灞陵河深藏谷底，曲折南流，波光闪耀。滇黔公路象一条蓝色锦带，在山腰盘旋飞舞，是一派气象万千的高原风光。

天书解密——诸葛亮写红崖说

红崖天书所处的地区名叫关岭，相传这个地方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的宿营地，至今这里还有着许多当年诸葛亮部队在此屯兵打仗的遗迹。

那么，晒甲山上的红崖天书会不会与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有关呢？晒甲山也被当地人称之为红岩山，现在我们所能找到的有关红岩山上藏有红崖天书的文字记载，最早是源自地方志《黔语》里的一首诗，诗的作者名叫邵元善，是一位在当地作过官的举人。

据历史记载，邵元善贵州盘县人，进京做官安顺市必经之路，在贵州生活多年必然也会听到诸葛亮的一些事迹，在看到红崖天书后必然也做过一些考证，这个地区名叫关岭当地就有关羽的儿子在此地大战魏兵的故事。安顺早年间被称为滇之喉，黔之腹，可想而知在诸葛亮时代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

晒甲山上的红崖天书都是一些奇特符号，它们大小不一，每个符号好像都是随意摆放，之间没有任何的规律可循。

诗的描述中提到，红崖天书是当年诸葛亮与当地少数民族结盟纪念的一种图谱，这种把红崖天书说成是与诸葛亮有关的说法，在明代以后很多地方志中都有过描述，因此有人又把红崖天书称做诸葛碑。

“当时比较盛传的就是在公元225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时候，跟孟获的后代在这儿把彝族的各个部落、支系召集起来，搞了一个彝汉结盟修好碑，共同讨伐外敌。”贵州省安顺市文物研究所所长李业成解释说。

天书解密——藏宝说

天书的文学，无论是尧舜殷周，还是秦汉宋明；无论古文驯释，还是秘符破解，大多数学者都在仑颉夫子所造的汉字中遨游，认定天书非汉文字莫属。其实这种自负的结果，除了固李自封，裹足不前外，无法开展破解天书的主体思维。

清代学者赵之谦，根据关岭地区自古的居民多是少数民族的特点，提出了天书文字是苗民古语新颖看法。当然，这里苗民工字，泛指贵州境内的少数民族。

民国初年的教育总长任可澄发挥了苗民古书的观点，认为天书非篆非隶非八分，不仅非后汉文学，并非汉族文字。《贵州通史.金石志》亦云：字势颇类蘩文。兹地自汉以来，久为卢鹿族（即今彝族）居地，或竟出至于此族。

《贵州通史.金石志》不仅认为是苗民古书，而且更具体指出万彝族古文，难怪民国初年的著名学者姚茫艾对此寄托了无限希望。
诗云：何时济火碑重出，汉刻非遥或可搜？

诗中济火者，乃助蜀汉诸葛南征的彝族首领，当今贵州境内彝族的始祖。数年前，贵州大方县出土了《济火纪功碑》，碑中书刻乃原始变异的古彝文。这块古彝文纪功碑的出土，为破解千古之谜的红崖天书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可惜今天史学界对此碑产生的年代仍然争论不休。证物尚且阙疑，又怎能以此为准破解天书呢？希望在杳茫中，只好留待有缘了！

尽管如此，近年仍有彝文学者，力排众议，提出了红崖天书乃原始彝文说，并破解天书内容如下：陋、侯驻兵地，出兵打古糯（即贵阳），兵多如松、且猛勇，掳获了很多妇女和羊群。联合德余部族，攻打南边的濮人城池，占领濮人的地方。住在各地的彝人汉人，互相尊重，权利一样平等，共在崖下打牛做斋，很多男女青年，在崖下静听讲述战争的胜利，招待前来庆祝的客人。

原始彝文非专业者莫识，因此少有知音，更难得到专家认同，结局当然是束之交阁，不过译释文字中却透出了远古蛮荒之地的原始气息，部落之间的战争不是罪过，而是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环境中所产生的一种群体生活方式，虽然难免有暴戾行为，它却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因此首领没有居功的霸气，到体现了边疆居民和平共处的热烈庆祝场面。

这种苗民古文说，在关岭地区还流传着一个古老传说：爿羊柯部落的首领吉火，献宝中原归来，带着纣王的赏赐行至红崖山，突然发现远处的家乡已被外族入侵，山寨陷入一遍火海中。于是将国王赏赐的金银埋藏，在红崖上留下藏宝秘密后，下山投入战斗。

因此，本地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红崖对白崖，

金银十八抬，

谁要识得破，

雷打崖去抬秤来！

民谣中红崖，指红崖山，白崖指境内花江峡谷的白马崖，并传说在坝陵河谷中有处叫雷打崖的洞中，有一杆很大的秤，谁要能识踊天书，即可获得十八担金银的奖励。这里的十八抬并非具体的度量，而是表示很多、很多。

有学者将天书破解为四个组成部份：

标题一字：君；

签署二字：西王

正文十六字：忌客入门，须缄其言，启箱白水，掏宝甲山

并将黄果树，犀牛潭两个地名，按同音，谐音进行顺序调整安排穿插，则可解译为西王留锞处。

此则破解十分有趣，以平西王为藏宝之人，将天下重宝秘藏白水瀑布深潭与晒甲山中，并在红崖上留下了藏宝的秘文。

众所周知，明将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开启乞帅，引满族入关，造就了大清近三百年的黄庚大运。同时打败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李张二人率领义军在中原驰骋万里，数戳名藩，扫荡空陵，直捣京师，拥有的天下重宝几乎尽数落入平西王吴三桂手中。行军中携带重宝不仅不便，还不安全。吴三桂拥兵入黔，追剿南明王朝入滇之前，将天下重宝埋藏犀牛潭里，红崖山中，并在红崖碑上留下秘不可识。

天书，以便事后取回重宝。以此立论，破解天书，不仅趣，还有意料之处的探宝奖赏，当然可以使人乐此不疲。据传有位北方来的探宝者，对此深信不疑，对藏宝地点都有了眉目，曾扬言将掘宝所得的一半，捐赠希望工程。在这里，应该祝愿那位执着的探险家心想事成如愿以偿。

不过尚须提醒；据传三藩之乱平定之后，吴三桂的红颜知已陈圆圆率领全家隐居贵州岑巩县的龙鳌河畔，是否有伺机取宝之嫌呢？探宝者如若寻宝落空，不应气馁，事出有因啊！

那么由于天书的记载早于吴三桂的时间，说明这一种说法也是可疑的。

天书解密——殷高宗伐鬼方记功之石说

红崖天书发现至今已有数百年，这些似画如字的古怪符号，困惑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外史家，学者隐贤。虽有对天书的破解。可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天书还是让人难识的秘文。尽管如此，若能将破解之意置之脑后，以一颗平常心去侃谈天书，倒可以天阔地宽，自得其乐。

关岭县固境内的关索岭得名，位于红水河上游的盘江流域，这是一块神奇而古老的土地。

关索岭是乌蒙山的支脉，得名于蜀汉丞相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关索者，则为汉寿亭侯关羽之子，关兴之误。关兴南征时被土著人称为关帅，古语云"帅"与"率"通，后讹"率"为"索"。此说当否，请见清.田雯着的《黔书.关索岭》。

关索岭地势险峻，逶迤为主，是古代兵家必争地，康熙大帝称其为“滇黔锁钥”，并题匾挂在古驿道帝的御书楼上。

这个地区在远古时期已有灿烂文明，三代已前曾与中原皇室通婚，成为炎帝的传嗣后妃。据《山海经.海内西经》载："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生炎居，炎居生节立立。这里的“赤水”即为红水河流域的赤水部落。据《山海经.海内西经》载：“赤水出于东南隅，以行东北，西南流入大海”。此乃当今的珠江上游。又据《山海经.大荒南经》载：“南海之中有三已天之山，赤水穷马。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同所葬也”。文中赤水的位置，非红水河莫属。

由此可知，学经有过灿烂文明的赤水流域，确实是一快古老而神奇的土地。红崖天书在此出现应该具有深度远古的历史底蕴。

关岭地区在尧舜时代为梁州黑水之滨，商周时期应为鬼方之属，春秋则为爿羊柯古国，夜郎故都，秦汉以降，羁糜中原，宾叛不一，明朝贵州建省后，称为永宁。

“诸葛公碑”这种说法的唯一根据，仅仅建立在蜀汉南征的大历史框架下，很难使人折服。同时，清朝道咸以降，考据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对古迹文物的考订已从简单的书证向考古实物方面发展，迎来了中国考据学方面的一次高潮。

那种在史学界蔚然成风的考据学，被运用到红崖天书破译上来，使得伏案故纸堆中的考订增添了结合实践的活力。尤其是当代的文人，多喜运用诗歌来展现自己在考据学方面的功力，由此使得严谨刻板的史学，又多有了几分轻松潇酒的兰术韵味，儒士风度。

在此期间，湘籍学者邹汉勋先生首提异议，认为红崖天书的内容“当为殷高宗伐鬼方还经其地纪功之石”，士人以其在诸葛营旁，称之为“诸葛碑”，非也！同时，邹先生将天书之文训释为二十五字，并破译其意为：殷高宗攻克鬼方，除暴安良，东还经卤，这里的郡长都归顺了。殷高宗又分兵东进义播，南去自由（指缅旬）。

再者又从金石学角度指出，红崖天书结体之古茂，文义之雅奥，非尚质之世，断不能为。观其磅礴之气，盎已上侪禹碑，下陋秦石。此论赢得了金石学家潘祖荫，汉学家祁隽藻的赞许。

所以，红崖天书又有“殷高宗伐鬼方记功之石”之说。但是殷高宗时期距离现在已经很长时间，发现红崖天书不过是明朝时期，那么在明朝之前为什么没有人发现呢？显然这种说法还是有待于进一步考证的。

天书解密——讨燕檄诏说

学者林国恩经过九年考证，认为红崖天书是建文帝的“讨燕檄诏”。建文帝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孙子。1398年，朱元璋去世后，建文帝根据遗诏登上了皇位。这招致了早就怀有野心的燕王朱棣的不满。第二年，朱棣以“清君侧”和“靖难”为名义，起兵反叛。本来中央军队数量占优，但由于建文帝手下大将李景清指挥不力和宦官的内应，叛军攻破了应天城(今南京)。就在这时候，皇宫起火，建文帝也不见了踪影。《明史恭闵帝》记载：“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林国恩称自己与同济大学地质学教授景学立一起为了确认摹本采用了地质分析的方法，根据岩层下面的痕迹与二十多种摹本相比较。后来又找到了《明史纪事本末》中有关建文帝纪闻的原始史料：指出建文帝出走在前，宫中火起在后，实施了“金蝉脱壳计”。燕王入城后将计就计传言建文帝被火烧死，为自己登基做铺垫。

天书中的年号‘丙戌’，即建文四年，正是燕王叛乱的后一年。建文出逃时有众多亲信随行，但在流亡的过程中分散。安顺处于交通枢纽,是进出云贵必经之路。在此留下天书，其目的在于告知众人自己的行踪。

建文帝在皇叔朱棣篡位之后，便在亲信随从的保护下，隐匿到了贵州的山谷之间。在躲避了数月后，建文帝很想号召臣民支持他东山再起，推翻朱棣，但苦于自己的身单力孤，加上朱棣的爪牙众多，难于应付，便想出了这么一个讨伐朱棣的檄文，让随从以金文的变体加上篆体、隶书、象形文字、草书以及图画的形义综合成一种“杂体”，然后用皇帝诏书的形式写于红崖之上。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永宁州团首罗光堂为了晋级想要拓印一大批红崖天书，好送给顶头上司，便命令工匠用桐油拌石灰涂凸字面，使字变成阳文进行拓印，之后又命令工匠用锤钻将桐油石灰铲平，让人参照还残留的某些笔划，随意乱刻上一些似文似图的字。红崖天书的本来面目给彻底破坏了。此后，许许多多的官员和文人便依照着自己的想法和猜测，模拟出了各种各样的红崖天书。

建文帝客死镇宁？

公园1402年，即建文四年，建文皇帝的叔叔燕王朱棣兴兵发动了一场政变，最终夺取了皇权，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朱棣登上了皇帝宝座后，史称永乐皇帝。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朱棣大破金川门后，经过几天时间的查找，终于在皇宫中找到了建文皇帝烧焦的尸体。

但史学界对建文帝是否真的死于这场大火，一直争论不已，成为明史第一谜案。据一些史料上记载，“金川门破”后，建文帝与随行人员化装成和尚，通过密道逃出了 皇宫。对于逃出皇宫的建文帝的命运，有关史料记载和民间流传了好几个版本，有的说他到了云南贵州一带，有的说他去了南洋、北京西山、江苏吴县等等。

家住安顺市西秀区幺铺镇羊场村的谢伟臣称，600多年前，他们的祖辈曾有恩于建文帝，为逃难到安顺的建文帝提供过庇护，后建文帝死于镇宁革利一带的苗区。

谢伟臣今年72岁，屯堡人，系一位退休教师。据他讲，他们的祖先就是被朱元璋封为永平侯的谢成，所以先辈距皇族的距离很近。“征南”时，谢成的儿子谢秀二被任命为左将入黔，谢秀二成为他们入黔的一世祖。

谢伟臣说，从小他就听祖辈和父辈多次提起过明建文帝被迫逊国的事，这些都是祖辈一代一代口传心授下来的：

当朱棣的大军攻破金川门后，在谷王的帮助下，建文帝成功逃出了皇宫，之后，他到了湖南常德，再到贵阳，之后到了安顺寻找旧部，并在安顺城郊的飞鸿山寺庙(已被拆除)削发出了家，当时包括谢秀二在内的一些将领给予了建文帝帮助，提供物资，充当“保护神”。

谢秀二在一次打击反叛的战斗中战死后，时局便发生了变化，建文帝只好到了云南武进县狮子山寺庙内躲藏，不久被人发现后，他只好又返回了安顺，流落到镇宁革利苗区一带，后来死在了革利苗区，被葬在革利苗区附近的三股水大坡上。

无独有偶。就在安顺的谢氏家族抛出“建文帝死于镇宁革利苗区”的说法后，革利苗区的一苗族男子向记者出示了一枚大印。这枚大印上的9个篆体字为：大明国王都行省之印。

据苗族男子称，这枚大印是他们祖上流传下来的，因为没有文化，家人都不知这是什么，几年前，见这个“宝贝”有些发霉，他便用硫酸将其洗净，立即露出了黄灿灿的颜色。记者看见，这枚大印浑身金黄色，从正面看这头兽为凤头，反面看又是麒麟头，兽的身体有点像狮身。据测量，这枚印长为9厘米，宽为7厘米，高也是7厘米，重1.2市斤。

悉知革利苗区发现这枚大印后，谢伟臣等人对建文帝流落安顺、死于镇宁革利苗区的说法更加坚信。谢怀疑，这枚大印可能就是当年建文帝逃亡时从皇宫中带出来的。这无疑是给“红崖天书”提供了佐证。

目前关于“红崖天书”没有详细的古文字资料，年代又比较久远，所以现在的研究只能处于猜测阶段。可以说，哪一种说法都能说，但哪一种说法也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