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对临摹兰亭序及兰亭诗的痴迷(组图)

在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君王中，很少有像乾隆皇帝那样对书法艺术达到一种几近痴迷的程度。他从做皇子时候便开始系统学习书法，继承皇位之后，处理政务之余，仍勤于笔墨，六十年来从未间断。这期间他不仅广收历代名家作品，编辑整理，刊刻成帖；更能细加赏鉴考订，反复摹写，为我们留下了数量庞大的书法墨迹，成为今天研究其书法艺术特点的主要材料。

乾隆御临《兰亭序》

和所有学习书法的人一样，乾隆学书也是通过临摹历代名家名迹完成的，其中王羲之的《兰亭序》是他重要的临学样本之一。从乾隆存世书法作品来看，其将近一半的临写内容是王羲之的各类书作，而《兰亭序》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乾隆皇帝之所以重视对王羲之《兰亭序》的临摹学习，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他承袭了赵孟頫以来书家们的主流观点，即认为《兰亭序》是王羲之行书的代表作；其次，他遵循元代以来历代书家把临摹《兰亭序》作为学书主要门径的观念；最后，他对历史上流传的《兰亭序》（包括《兰亭诗》）各种摹本、拓本及名家临本的收藏，促使其对《兰亭》的反复赏鉴和研究，进而激发其不断临写《兰亭》的热情。

赵孟頫临《兰亭序》

故宫博物院现藏的乾隆所临写的与《兰亭》内容相关的书法作品总共有二十余件，其中大部分著录于《石渠宝笈》之中。这些作品，按照其临摹的版本，可分为对传世墨迹本的临写和对传世拓本的临写两类；按照其书写的内容，又可分为《兰亭序》、《兰亭诗》、前代书家关于《兰亭》的题跋，以及乾隆本人自作与《兰亭》相关的诗文等四类。从书写的时间看，这些作品既有早到乾隆九年时候临写的，也有晚至乾隆四十六年创作的，从三十多岁到七十岁，时间跨度近四十年，涵盖了其书法早中晚的风格面貌，比较全面的反映了他对《兰亭》书法的认识过程。

对比《石渠》中著录的历代《兰亭》墨迹，我们可以发现乾隆对《兰亭》相关内容的临写，与他的收藏密不可分。例如，其所临《玉枕兰亭》卷，《定武兰亭》册，柳公权《兰亭诗》卷，米芾《兰亭题跋》及题诗册、赵孟頫《兰亭跋》卷等，原拓本和墨迹皆为内府所藏。此外，乾隆还大量临摹历代名家所临《兰亭序》，如《俞和摹定武禊帖》册、《董其昌仿柳公权书兰亭诗》卷、《董其昌书褚遂良摹兰亭序》册等，这些历代名家的临本当时也都庋藏于清宫内。其中，董其昌有关《兰亭》传本的鉴藏及临写对乾隆影响最大，典型的表现就是他对传为唐代柳公权所书《兰亭诗》卷的收藏与临写。

旧传柳公权所书《兰亭诗》卷，录兰亭集会时王羲之与朋友、子侄所赋四言和五言诗，共三十七首，很早便入藏清内府，并著录于《石渠》初编之中，但并未引起乾隆的注意。后来乾隆看到董其昌所临柳公权《兰亭诗》卷及董氏《戏鸿堂法帖》中的《兰亭诗》拓本，才引起他对这件作品的重视，在《石渠》续编中成为“兰亭八柱”之一。我们今天所说的“兰亭八柱”的内容，除了传为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摹临的三卷《兰亭序》外，其余五卷都与《兰亭诗》有关，这其中既有柳公权和董其昌所书《兰亭诗》，还包括清内府鈎填《戏鸿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于敏中补《戏鸿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阙笔，以及乾隆皇帝所临董其昌书柳公权书《兰亭诗》三卷。此外，在乾隆众多临写《兰亭》的书法中，有近一半也是《兰亭诗》的文字。由此可见，乾隆对《兰亭诗》的重视。乾隆对《兰亭诗》态度的转变，董其昌临本的出现起了关键作用，今所知乾隆在得到董其昌所临柳书《兰亭诗》卷后，曾数次完整临写，并选其自认为最满意的收入“兰亭八柱”之中。

乾隆不仅重视董书《兰亭诗》，也重视他收藏过或临写过的其他各种版本的《兰亭序》。因为乾隆在对《兰亭》的收藏、赏鉴和临学的过程中，无不遵循董其昌的艺术判断及临书理念。董其昌对待临摹古人书迹的态度，强调摆脱前人形神相似观念的束缚，参合诸家笔意，展现本性面貌，才能达到书家神韵的境界。乾隆在临摹《兰亭》时也继承了董氏的这一理念，他很早便悟出追求形似的临摹只能学得书法的皮毛，却会离董氏所说神韵的境界越来越远，因此乾隆临摹《兰亭》的作品时，几乎都是以自家面目写就。乾隆将“要在自然”作为题自己临写小楷《玉枕兰亭》卷的引首，正是对这一临书境界追求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