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岳麓山下，湘江两岸的湖南省，可算得是人杰地灵。从满清末年起湖南就是新思想新文化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仁人志士和才情横溢的爱国知识分子更是层出不穷。不幸的是，到了1957年，湖南省被诬陷为右派而坠入人间地狱的人也特别多，他们中间就有一位名叫文思的无名诗人。由于文思和他在狱中冒死偷偷写下的诗歌，今天的人们才得以知道无数善良无辜的国人，在遍布湖南大地的那些恐怖的劳改黑牢里，是怎样渡过了他们人生中最后的一段宝贵时光的。
文思在反右开始时是湖南桃源一中的教师。他1910年出身于富绅家庭，学识渊博，曾是个风流才子。他雄心勃勃，计划编一本文史研究的工具书《资治通鉴大事年表》，已经广泛收集资料，写出了十五卷，可惜尚未完稿就陷入冤狱。多年后出狱，他在街头邂逅旧日情人，百感交集，写了一首凄婉可诵的旧体诗相赠：
“萧四姐儿鬓已斑，挑灯话旧俩黯然。小桥流水凭栏处，剩有枯槐月一弯。”
平地一场浩劫，使一对有情人硬生生地被拆散。几十年以后偶然重逢，早已物是人非，只有“相对话凄凉”了。黑牢里多年的酷刑拷打和精神上的侮辱摧残，劳改场内远超出人体承受能力极限的苦役，使得文思这样一个文弱书生过早地衰老了，健康也几乎全毁掉了，但令人敬佩的是他的精神不垮，傲骨依旧，一直深深地蔑视着那个绞肉机般的野蛮制度。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里，任何人仅仅有这样的想法就足以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但他敢于在劳改营里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不仅偷偷把自己悲痛心境和难友们的不幸遭遇写成了诗歌，而且还想方设法把这些创作留了下来。身为后来者的我们，在怀念他这样饱受磨难的诗人的同时，还应当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那些勇敢的知识分子。没有他们在铁桶般的文网中见缝插针，出版了一套《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丛书，这些闪烁着人性光芒的血泪之作，我们恐怕是永远无缘得见的了。
那些值得文思甘冒杀头的风险写下许多挽诗的难友，都是些怎样的人呢？三十年后，另一位难友，同为劫后余生而愈加坚强的湖南诗人饮可，是这样回忆的：
“……就算是再经历一次炼狱吧，我还是要忍痛再记下他们。如果他们真有灵魂的话，知道三十多年之后，还有人记起他们，写下他们，让他们的冤屈呼号借我的书留给后代，也会欣慰于九泉之下吧。他们并不是英雄，也不算伟人，名不见经传。他们大多是些极普通的知识分子，或者连知识分子也够不上，只是些猥琐的庸人，俗人，但都是凡人，活人。他们死的时候多半很年轻，小的只十几岁，二三十岁的居多，生命十分短暂。他们的死也极其平凡，用古话说也就是‘瘐死狱中’吧。因此也根本谈不上什么追悼仪式，更没有举行什么葬礼，甚至有的连尸骨也没有人去掩埋，有的通知了家属，亲人也不去收尸……”
下面是文思为这些难友写的《伤逝篇》中的十首挽诗，可惜他自己出狱后不久也不在人间了。
第一首写的是爱好书法的杨立中，他的旧日同窗好友。两人同在狱中，文思过生日时杨立中送了半盒卷烟，文思深为感动。不久杨立中病死狱中，亲人不肯来收尸，结果只能草草葬于乱岗上。
“相逢此地倍觉亲，半盒卷烟祝寿辰！铁画银钩成底事，乱葬岗上草青青。”
第二首写的是刚刚二十来岁，气宇不凡，善于拉二胡的青年人胡天健。胡天健新婚才只有半年就入狱。刚刚进来时他常常独自拉《良宵》、《病中吟》等名曲。还不到一年他就因劳累过度而骨瘦如柴，终于病死狱中。
“胡家小弟最年轻，偏作春闺梦里人。潦倒他乡剩骨立，怕听一曲病中吟。”
第三首写的是一位文思自己的学生，名叫刘宽的右派。他生性高傲，讲究骨气，后来饿死狱中，尸首被抛在荒郊，竟被野狗拖去，连个掩埋的人也没有。文思的挽诗写道：
“白眼俾倪究可憎，却云傲骨有师承。哀哉狗腹做棺板，世上竟无瘗旅人。”
第四首写的是一位历史教员万松筠，他比刘宽幸运一点，在1960年死在狱中后，尸体被埋在了德山改进机械厂外的乱葬岗上。他的妻子过了三天才得到了死讯，立刻一身白布孝服赶来，哭倒墓侧。看到的人都很感动，认为一个右派死了，竟还有这样深情的妻子，哭得如此伤心，也算值得了。文思写道：
“同行钜子推松筠，午夜奢谈纸上兵；埋骨异乡应冷落，独君赢得泪涔涔。”
第五首写的是一位叫黄德祚的右派，他对被划为右派一直愤愤不已，不肯服罪。黄后来在劳改工地上病重昏迷过去。同行的犯人把他用一种当地人称为“鸡公车”的独轮车送回工棚。他略一清醒就喃喃地说：“我的心里从来没有一个反字，我死之后可以把我的心挖出来给大家看看。”
后来他终于含恨死在工棚里了。有人说他是个书呆子，有人说他是个阿Ｑ。文思的挽诗写道：
“鸡公车上泪双流，颠三倒四语不休；剖腹也应无反字，人间真个有阿Ｑ。”
第六首写的是一位叫做杨承宪的真正的工农兵群众。他不但参加过朝鲜战争，还参加过有名的上甘岭战役。不知为何也成了右派分子。他是个改造的积极分子，干苦力活很卖力，还一直说：“劳动改造不算艰苦，志愿军在上甘岭那才真艰苦！”他不久就累死了。他可算是至死不悟，让人悲痛。文思写道：
“运土推车抢在先，横戈跃马想当年；临终不念儿和女，尚自喃喃说上甘！”
第七首写的是一位被同犯戏称做“混进右派队伍”的大老粗。当时有一种说法，右派都是知识分子，可此位姓龚的犯人却基本是文盲，连买卖两字也分不清，一次居然说：“我们天天听到讲苏联老大哥，老大哥不是男人还是女的吗？”众犯人哄堂大笑。这样一个憨厚平庸、人们常说有福气的人，后来也无声无息地在工棚里死去了。文思的挽诗写道：
“苏联原是男儿身，买卖纠缠两不清；谁料庸庸厚福者，党人碑上也刻名。”
第八首写的是一位叫卜年禧的人，矮矮胖胖，原是湖南益阳市工商联主席，一位资本家。他和人一谈话就哭哭啼啼，说自己罪孽深重，一定要积极改造。他后来也死在狱中，虽然摘帽通知书不久也到了。人死了，一纸通知又有何用？文思的挽诗写道：
“矮矮墩墩八字胡，人前人后爱唏嘘；果然急泪能除恶，恰好属纩获赦书。”
第九首写的是一位李姓知识分子，学识渊博，因为在领导不断的诱劝之下，天真地向党提了几句建议而落入网中。他在劳改时体力不支累死于运石灰途中的张公渡口。他临终前反复托付同犯转告妻子，要儿子们务必都在家种田，今后千万也不要再上学读书了。闻者皆落泪不止。
“诽谤朝廷罪合诛，溘然病逝有余辜；张公渡口托遗嘱，儿女力耕莫读书。”
狱中最可恶的是干部经常纵容犯人打犯人。第十首写的是一个叫赵大漠的犯人因为饥饿难挨，在食堂偷吃了一碗稀饭，被一群力求表现自己改造好的犯人，拉到暂充监狱的一所寺庙的大雄宝殿上批斗，毒打，他结果在一群劳教干部围观之下被众犯人乱棍打死。因为是犯人打犯人，打死了如同踩死一只蚂蚁，根本无人追究。文诗写道：
“侏儒饱死子悲饥，不窃蟠桃窃粥糜。争料新朝存典杖，大雄殿上肉横飞。”
多年以后，活泼的青年们早已都垂垂老矣，人生最好的时光也已经都在黑牢中消磨殆尽，饮可自己终于也出狱了。他写了一首赠文思的诗：
“穷途访旧友，冒雨过水溪。已成丧家犬，复作落汤鸡。无门歌长铗，有朋说无衣。先生尚高卧，笑问夜何其？”
比起那些当年在飞机上当着伟大领袖的面胁肩高歌，“窗外一个太阳，窗里一个太阳”的革命诗人，比起那些故作“朦胧”，其实不学无术，只会写些“穿裤子的云”之类昏话梦话的“某派诗坛明星”；比起那些只会媚俗欺世，故意无视现实，胡编乱用各种“意识流”唬人，至今把持各种诗歌刊物当作自己私产的所谓大牌诗人们，这才是真正当之无愧的中国诗歌，这才是真正的诗人，后人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也许，这些挽诗的文字还有些粗糙，诗歌的平仄粘对也不算十分整齐，但我以为不管再过多少年，读者们仍然会深深被它们所打动，因为这些诗歌和杜工部的《三吏》，《三别》一样，都深深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唱出了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的心声。
文思并没有给自己留下一首挽诗，但他没有白活，他用这些闪烁着巨大人性光辉的挽诗，为自己在中国诗歌的殿堂中立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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