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共的发展历程(5)--炮灰文化

(接前文)

与站队文化相对应的是炮灰文化。站队不是主动行为,而是被动行为。在交锋激烈的时候,不论一个人是否想站队,都必须站队。而一旦站队,就意味着必须面对正确或者错误的选择。而且,由于对于党的领导地位的争夺是持续的,因此人们必须持续站队。比如,在站队的时候,一个人面对正确和错误的几率各是50%,看上去自己还有机会。但是,当持续站队发生时,比如经历4次站队,正确的几率就变成4个0.5相乘,也就是0.0625或者说6.25%的正确几率,连九死一生的概率都不到。更重要的是,在站队的时候,人们经常倾向于压大概率的事件,也就是站强者一边;但实情是,当强者和弱者斗争的时候,往往是弱者胜出。所以,大多数人都错误站队,而只有很少人能够正确站队,这样更大幅降低人们的正确几率。比如,正确站队的几率如果变成0.3,那4次站队后的生存几率变成0.0081,也就是连1%的正确几率都不到。

1919年时,有几个人听说过共产主义这个词?谁会想到30年后,共产主义能够占领中国?谁能想到当时北大一个不起眼的图书管理员,在30年后成为人民的“大救星”。没有预见到大救星”出现、并且站错队的中国绝大多数有一定知识的人民,结果大部分都被杀掉。他们被杀掉的方式多样,大多数人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为什么死的。比如,早期成建制投靠红军的国民党军官,大多数在“肃反”的时候,直接被红军直接杀掉,然后红军的领导者重新将士兵编到自己的队伍中,成为自己的部队。有的则被借刀杀人而死掉、或者为了掩护中共核心部队而打仗当炮灰。不论炮灰以什么方式死掉,结果都是在满怀理想和热情的情况下,突然之间稀里糊涂做了牺牲品。当然,炮灰并不是仅仅指失败一方的人,很多时候胜利者会在斗争过程中抛出自己人做牺牲品,让这些人成为派系之间妥协的炮灰。所以,一个人必须有思想才能正确站队,而站队文化又禁止个人有思想,形成思想与现实的矛盾;另外,错误站队的结果是当炮灰,但是正确站队也有可能当炮灰,形成目的和结果的矛盾。这种在持续站队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可能当炮灰的情况,我称之为炮灰文化。而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成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扩张的基本动力。

关键问题在于失去自由,也就意味着死亡。不论站队文化还是炮灰文化,都是迫使人们放弃自己的自由,进入死亡之路。人们总喜欢将一些概念词汇神化,显得高不可攀,尤其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概念。其实,这些概念都很简单。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自由就是个人的选择权。比如,对于一个事情,我喜欢的时候可以接近,不喜欢的时候可以离开,这种选择权就属于“自由”的范畴。而加入共产党则不是这样:当人们加入党的时候,是自由的行为;但是加入之后,就不能离开,任由党处置,也就是人们必须随时在威逼的情况下生存。如果一个人想离开,就会被说成叛党,逃跑的时候被抓住了,会被处决。有的人即使逃跑成功,可能也因为了解一些党的秘密,因此随时需要躲藏,防止被党暗杀掉。这种只能进、不能出的情况,就像吸毒或者死亡。大多数人在开始吸毒的时候,总是被旁边的人说,吸毒有多么多么好;但是,当吸毒上瘾后,才知道毒瘾的可怕。其可怕在于,吸毒上瘾后,想再离开毒品很难。尤其是吸食海洛因,很少有人戒毒成功。死亡更是100%没有选择,人们可以选择死亡,但是死亡之后,没有人能选择再活回来。所以,自由的根本敌人是死亡,死亡让人们完全失去选择权。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归根结底,认识真理的意义在意,一是避开死亡陷阱,二是让人有了战胜死亡的依靠。在《圣经》里,蛇引诱人犯罪,将人引到死亡的道路上:“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惟有园当中那棵(善恶)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人吃善恶果的结果是,必然要死亡。这时候,人再后悔也没用了,因为善恶果已经吃了,时间无法倒退,人从此成为死亡的奴隶。每个人都得死,而且时常处于恐惧之中。人们加入共产党,大多数没有退出的自由,在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的威逼之下走向死亡。

威逼之前是利诱,让人们入套。如果人们不吸毒,毒瘾就不会对人们形成威逼的效果;而想让人们吸毒,就必须让人们觉得吸毒好,同时隐藏吸毒的危害。同样道理,共产主义作为高级传销,也必须将自己装扮的非常好。从实际情况上,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只能做、不能说。因为,如果人们都知道了真实情况,知道共产主义内部必须站队,而且绝大多数人都当炮灰,很少会有人参加共产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主义一方面必须通过美好的理想来诱导人,另一方面还得消灭说真话的人,以防止真实情况被人们知道。在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衣》中,当孩子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焦点是皇帝,讨论皇帝是否穿着衣服。如果共产主义碰到这种新衣的情况,很容易被真话揭穿。这时候,共产主义怎么办?那就是转移注意力:一方面,共产主义会强调美好的理想,让人们觉得,现在的问题是为未来无限美好理想进行的暂时牺牲;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说出共产主义没穿衣服的时候,共产党不是讨论共产主义是否穿着新衣,而是反过头来质疑说真话的人,强调说真话人试图诋毁共产主义的险恶动机。然后,共产党和知识分子挑起论战,讨论说真话人的问题,也就会忘了共产主义到底有没有新衣。在黄克诚的回忆录中,说到当时他的见闻:“何笃才原是一军团干部,对一军团和毛有深刻认识。由于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之争中支持朱德,从此就不受重用,调到红三军团三师任宣传科长。他曾对我说过,毛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论政治主张,毛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在反对毛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还举例说,像李韵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权力。结果,干坏了事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何笃才就像是看到“皇帝新装”的小孩子,看到毛的问题、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他的结果是,毛在肃反的时候,最初放过他,可能要表现自己大度,然后再找机会将他杀掉。

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从毛的嫡系被捕杀开始显著表现出来。三湾改编后,毛积极吸收地方力量,尤其是土匪武装。其中,袁文才和王佐作为地方土匪武装,主动接受毛的领导,被毛编为“第1师第2团(后变成红4军第11师第32团)”,毛因此占据了井冈山。而龙超清是袁文才的入党介绍人,也为袁文才与毛进行牵线搭桥。何长工曾经按照毛的安排,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将王佐这个井冈山的山大王拉入共党组织。开始毛进入袁文才的地盘茅坪,后来再进入王佐的地盘茨坪,让毛在井冈山能够立足、生存下来。这两个人既是毛的救命恩人,也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完全听从毛的指挥,因此成为毛最为心腹的军事嫡系。在中共六大的决议从莫斯科传到井冈山后,毛在宣读文件的过程中,以天气太冷为理由休会。会后,毛和其他党员开会,专门讨论《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有关于如何对待土匪武装的最新政策。《决议案》中说:“对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革命暴动之前宜加以利用。暴动成功后,应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对他们的首领应当做反革命看待,即使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应当杀戮其领袖,争取其群众。让那些首领深入到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当中,是异常危险的……”在当时井冈山地区,“土籍(原住民)”和“客籍(后来搬迁过去的居民)”形成尖锐的矛盾冲突;而中央的态度又将王怀和龙超清等“革命派”与袁文才和王佐等土匪出身的人进行分界。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让调解无效的毛头疼不已。在党员的秘密会议上,毛念了这段话,让党员们发言。王怀和龙超清从《决议案》看到机会,首先发言要求按照政策内容消灭袁文才和王佐。而陈毅和朱德则明确反对,让毛长舒了一口气,把这个事情搁置。后来,朱昌偕、王怀和龙超清认为袁文才和王佐要叛变,在中央特派员彭清泉的主持下,设下圈套,将宛希先(第1团第1营党代表)、袁文才和王佐及其队伍的主要骨干消灭,袁、王两股部队消失。毛听到消息后震怒,自己精心培养的嫡系2团整体被消灭,宛希先也被杀掉。由于袁文才和王佐都是井冈山的大户,因此导致毛的井冈山根据地丧失。

失去根据地,让毛的立场急剧改变。从根本上,毛本人无所谓左倾或者右倾,只要对毛的个人利益有好处,就是正确路线。本来,毛为了保住袁文才和王佐这样土匪出身的嫡系,不惜顶住中央命令的压力,也就是曾经被中央批判的右倾;而嫡系被消灭之后,毛又变成左倾。因为,当自己的嫡系被消灭、并失去根据地之后,毛几乎成了光杆司令。尤其在1931年,曾士峨(三湾改编时1团特务连连长、营级)以红四军11师师长的身份组织敢死队,而且亲自带队冲锋而阵亡。因为曾士峨的死,毛对林彪大发雷霆。对于毛来说,曾士峨之死不仅仅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心腹的思维,更是毛失去所有能打仗的直接嫡系。至此,毛在三湾改编后,可以依赖的军事嫡系基本消亡,实际上失去了对军队的直接控制权。毛的下级嫡系,比如张宗逊(黄埔五期)为连级军官、杨得志为当时11师师部炮兵连连长(由特务连改名),陈士榘和陈伯钧(黄埔六期)当时为排长,黄永胜(毛给改名)当时任班长,后来在1955年授衔为上将。在这些毛的嫡系军官中,没有一个元帅或者大将,反映出毛在军队中的弱势。在既没有军队、又没有根据地、还没有中央领导权的情况下,毛就像是共产党内的流民。所以,毛只有利用自己的长项,也就是通过政治手段重新站稳脚跟。这时候,中共中央的左倾屠杀命令,以及毛在军队里的地位,成为毛的主要支持。毛开始大规模铲除异己,以达到重新站稳脚跟的目的。在毛有军队、有根据地的时候,做事还相当稳重,遇到重大事件还与朱德等军队领导、李文林等地方领导商量沟通。但是,当毛的这些资本丧失、成为流民的时候,毛就开始拼死一战,也就是通过打AB团重新建立势力。最初,毛还指派自己的部下李韶九等人执行命令,随着斗争的升级,毛开始赤膊上阵。毛的这个先指使手下、然后赤膊上阵的行为模式,在49年后反复使用,包括打倒了高岗、彭德怀和刘少奇,而且还想扳倒周恩来。(待续)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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