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国学大师——钱穆(图)

钱穆（网络图片）

梁漱溟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钱穆则被称为“最后的国学大师”。但是相对于前者的声誉日隆，钱穆的名字并非世人皆知，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恐怕仅停留在毛泽东对他的点名批评上。

怎么会找到我头上

在毛泽东那篇著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胡适、傅斯年和钱穆，说他们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被点名时，钱穆正在去香港的途中。对于这次点名，他反应激烈。胡适、傅斯年和国民党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跑到美国做寓公，一个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钱穆的情况与他们不同，他既没有留学背景，也没有上过大学，抗战胜利后，他的“足迹不到京（南京）、沪、平（北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会找到我头上”。

如果当初钱穆选择留在内地，战犯名单上就不会有他的名字，也不会被毛泽东点名批评。

钱穆离开之前，曾到岭南大学拜访陈寅恪，邀请他到香港任教，遭到拒绝。之后他又去乡间邀请熊十力，对方也无意离开。钱穆给远在重庆的梁漱溟写信，没有得到回复，他又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杨树达也无意离开。

一生为故国招魂

钱穆做出了与主流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选择。

钱穆自学成才，36岁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基本上解决了学术界长期聚讼的公案。”他在乡间当了18年小学、中学老师，然后走向大学讲台。推荐他的人是顾颉刚。

作为中国学术界鼎鼎大名的人物，顾颉刚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过他的作品后，对其史学功底大加赞赏：“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钱穆36岁的时候离开家乡，受聘于北大文史学院，开授中国通史课。当时的北大名师云集，钱穆的讲堂设在北大梯形礼堂，前来旁听的各系学生众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钱穆自言，每堂讲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

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由于他与当时的文史学院院长胡适都擅长以演讲的方式授课，因此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钱穆所处的年代，西学东来，势不可挡，儒家被认为是“弱国愚民”的根源，国学渐渐失宠。中国人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

在大变局的时代中，钱穆也有过疑惑。上学时，一位体育老师得知钱穆读过《三国演义》，对他说：“这种书以后不要再读。这种书一开始就写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是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

这番话对钱穆影响深远，自此，“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困扰了他一生，也引发了他毕生的治学宗旨：面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劲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究竟该何去何从？

面对汹涌而至的新思想，钱穆坚持不为时代潮流裹挟而去，他选择在古籍世界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他始终相信，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他写了《国史大纲》，他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

1939年6月，钱穆在云南蒙自完成了《国史大纲》的写作，这部书不但是近代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一部通史着作，而且出版之时正值国难当头。书中所讲述的从国史的学习辨识中寻求抗战救亡之道，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这种坚定自信的文化史观，使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广大的热血青年深受激励与鼓舞。

钱穆晚年弟子辛意云回忆说，当战打起来的时候，他说中国一定赢，他说一般人只懂得物质的计量，战力多少，军力多少，他说可是忘记了，战争是一个总体性的行动。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文化力、道德力、民族力，他们忽略了这个部分，中国一定赢，所以他写完了国史大纲，一下子洛阳纸贵。

“也鼓励了好多的青年高级知识分子从军，同时让中国人开始对自身有了自信，所以我觉得他是了不起的，他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大动荡，而且对自身完全没有自信的时候，他提供了我们重新思考，从新认识自己的一个可能，而且在关键时刻提出最正确的看法。”

在《国史大纲》的开篇，钱穆对读者提出了四项对待国史的殷切期待，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本国历史要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而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让钱穆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中最具中国情怀的一位，他的学生余英时说，钱穆的一生，是“为故国招魂”的一生。

崇洋蔑己的隐忧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理想，对于钱穆来说只是一种奢望。1948年底，钱穆的长子钱拙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江南大学开除，钱穆并不赞同各地学生赴北平请愿，但是同样反对政府和校方以高压手段对待参加学潮的年轻学生，而此时，在苏州家乡念书的老三钱逊也跟父亲有了一层隔膜。

1942年，在成都蒋介石曾问过钱穆，为什么不从政，钱穆说，读书人不一定都要从政，蒋介石又问到，关不关心政治，钱穆说，读书人一定关心政治，但我不愿从政，各司其职就好，蒋介石就此不再提及。

“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是钱穆的理想和志业所在。

他曾经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讲题，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例，阐述弘“道”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得出结论：“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种宗教精神。”

钱穆认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

避居香港后，钱穆赤手空拳创办了新亚书院，它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在租来的仅有的4间教室里，钱穆想努力保存中国文化的气韵。新亚书院草创时期，前来授课的教师中有不少都是国内大学的一流教授，然而他们的薪水却少得可怜。教师们议定，身兼校长与文史系主任两职的钱穆应该拿最高工资，月薪200元，依次而下，教授们各得港币百元、八十元不等，而这样的标准仅仅与当时香港公立的二等教师收入相当。

新亚书院的生源几乎全部是来自内地流亡的青年学生，钱穆在自己的《师友杂忆》中这样写到，彼辈皆不能缴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间之楼梯上者，遇余晚间八九时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须多次叫他袱被而过，总计全校师生不到百人，而学费收入仅仅得百分之二十而已。

日后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则记述了另外一个故事。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钱穆先生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一间空教师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

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师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新亚”之名由钱穆所起，他希望借此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新的大学组建之初，钱穆坚持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并以中文大学来命名。他说现在香港是英国人的殖民地，这么靠近中国，中国又分裂成大陆和台湾，作为中国人，我们怎么能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这一点一定要顾到。1949年的钱穆孤身一人流落香港，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却留在了大陆，最小的女儿钱辉那时还不满9岁。

新亚书院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办学的16年，是钱穆“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之后，钱穆得到了蒋氏父子的礼遇，蒋介石为他建造了素书楼，蒋经国则聘请他为“总统府”资政，在钱穆之前，没有学者出任过此职。

晚年的钱穆依然坚持在素书楼传道授业。有一次，他在家中为学生讲课时突然说：“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

但是在“现代”的冲击下，“传统”早已无招架之力，钱穆所赞美的那个“礼”的世界早已崩溃。这让钱穆的学术生涯走得格外寂寞，他期待国人对历史拿出温情的诉求，却无法获得商业市场的认同。

钱穆生前曾对妻子说：“自古以来的学人很少有及身而见开花结果的。在今天讲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学家的发明，不论别人懂与不懂，即可获得举世崇拜，因为科学有一个公认的外在价值，而讲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来支持自己向前，静待时间的考验，故其结果往往要在身后。”

钱穆始终认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偏重自然科学，崇洋蔑己，更是中国文化的隐忧。钱穆90岁生日那天，他的学生们在素书楼为老师祝寿，老人点燃一根烟后，晃了一晃手中的火柴，火柴渐渐熄灭。他说人生真的就像这根火柴一样，摇一摇，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熄了，活到我这个时候有了体会，其实人生真的是很辛苦的，你要努力活过这一天，所以你们要珍惜你们的现在。

1967年，钱穆先生在蒋介石邀请下，离开香港赴台湾定居，却在晚年因政治因素，被迫迁离居住了20余年的“素书楼”，3月后病殁于台北。马英九代表台北市政府再此向钱穆遗孀胡美琦致歉，他说素书楼风波让我耿耿于怀，这是对文化的暴力，希望台湾再也不发生这样的事情。（综合《凤凰网》、《都市·翻阅日历》杂志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