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低效问题更形严重。
【看中国2015年02月07日讯】农民焚烧秸杆，据说是造成中国部分地区某些时段严重雾霾的罪魁祸首。2月1日，湖北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的决定》，规定自今年5月1日起，全省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
农民为什么要露天焚烧秸杆，而且政府屡禁不止？以前秸杆用途有二，一是被农民用来烧火做饭，二是被沤成农家肥提高农田肥力。现在农村用上了天然气、煤气或蜂窝煤，秸杆失去了烧火做饭的价值。但农民也懒得制作和施用农家肥，他们嫌麻烦、费时费力，剩下的就是就地一烧了之，或者弃之于沟渠，同样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乍看起来，中国农民变“懒”了。变“懒”的另一个证据也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农民懒得抗旱。现在几乎年年都有地方出现旱情，国务院总理总是跑到各地呼吁抗旱保产，但根据媒体报道，农民其实根本不买账。在抗旱问题上，中国农民与政府的心态完全不同。
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到今天，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化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以资本为纽带，重建了农业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而在更广大的中国农村，大量优质劳动力进城打工去了，投入农业的几乎都是“老弱病残”，人们不再进行所谓“精耕细作”，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靠天收。人们大量使用化肥、除草剂，操作简便，用以替代过去的施农家肥和锄草。
我们不妨将这种“去精耕细作化”的农业称为“懒汉农业”，其最大特点就是靠天收，还带来农村环境污染、土质恶化等一系列问题。虽然国家统计的全国粮食产量以及其他重要农产品都保持“稳步增长”，但是中国农业数据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没有成本核算，农业效率和农民生产效率如何，没人搞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农业效率很可能是处于持续下降中。
“懒汉农业”的成因，不是中国农民变懒了，显然是出于农民的常识性经济理性。两三亿农民工进城，他们绝对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人群，有些人留在农村，不是因为他们懒惰，也不是因为他们属于“老弱病残”而劳动能力下降。很多农民都在算种田的账：种一亩粮食或棉花，好年成收入五六千元，坏年成收入一两千元，扣除农药、化肥、雇工或雇用机械的成本，已经所剩无所，农民一年忙到头，算是白忙活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全国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是8896元，鉴于我国家庭户均3.02人，假设其中2人为劳动力，则每个农村劳动力年收入为13344元，月收入是1112元。但以目前的湖北农村为例，什么知识与技能都不需要的小工活，每人每天工钱是150元甚至更高，就算每月只工作20天，月收入至少3000元，干满30天月收入可达4500元以上。以这种市场价格的劳动力去种田，真的是亏大了。
如果将土地、农业生产资料与农业劳动力一起纳入农业成本核算，中国农业的低效问题将更形严重。假如将农业产出计为土地成本对价，农民的劳动价值就有可能等于零；反过来，如果将农业产出全部计为农民的劳动报酬，则不仅存在大范围大幅度的农业“欠薪”问题，而且土地资产的收益将是负数。
“懒汉农业”和农业低效的根源，是农村和农业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落后，与今日中国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现实严重脱节。大陆农村土地归村组集体所有，改革开放前是一种吃大锅饭的体制，农民劳动积极性不高。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生产关系转向家庭联产承包制，一下子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原因是大家不再吃大锅饭了，每个家庭多劳可以多得。
但家庭承包制仍然是一种将土地与农村户籍、农民身份与农村劳动力捆绑在一起的制度，一方面农民有劳而得食的最低限度保障，另一方面农民摆脱不了土地和身份。随着壮劳力进城打工，农村土地实际上与农村人口中的“老弱病残”捆绑在一起，这部分人口不仅无力“精耕细作”，而且由于农业产出低，农户不屑于在土地上投入过多。在经济理性考量下，潜力无限的农村土地资产实际上陷入“投闲置散”的困境。这反过来又恶化了中国农业的低效困境。
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从改革中国大陆落后的农业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入手。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改革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使之进入市场流通。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各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实现最佳或合理配置。现在中国大陆仍有七八亿农村居民，将他们与集体土地捆绑在一起，实际上是一种极其落后的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它顽固地维护的实际上是小农经济。
2月1日，大陆所谓“中央一号文件”公布，承诺将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允许集体土地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进入市场流通。这一改革已经触及农业基本制度的要害，但是否足够以及实际效果将来如何，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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