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革命吃掉的“红岩儿女”(图)


同情廖意林的周小舟(1912-1966左)是中共延安一代少有的知识分子干部,129学运领导人,湖南省委书记,文革初期自杀身亡。1959年6月陪同毛参观韶山故居,一个月后庐山会议因同情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被打成反党分子。

两位出身名门望族的优异青年,在20世纪不顾一切投身中共革命,都办过报刊,奉献良多。可是革命成功后都成为革命的对象,落得家破人亡。故事极为凄凉。

革命少爷九死一生
 
郭海长(1916~1992),出身豫北名门,父亲郭仲隗早年加入同盟会,被清廷判处“永远监禁”;辛亥后获释,任中英合办焦作煤矿公司董事长,国民党开封市党部主委、安阳、新乡两区专员;抗战时任国民参政员、驻会委员、豫鲁监察使。他对儿子参与中共活动给予有保留的支持,蒋介石在大会上不点名斥责“纵子为匪,不以为耻”。
 
左倾学生:918、129,复旦学运
 
郭海长从小受父亲影响,正直敢言,同情弱者。小学毕业后考上开封初中,独自一人从新乡乘火车赴学,在车上就打了一场抱不平。1931年夏,十五岁的郭海长初中毕业,带着父亲给他的200光洋上北平求学。“九一八”后即参加救亡活动,加入“反帝大同盟”,担任交通,经常贴传单、游行。1934年夏入辅仁附中,1935年转汇文中学,“一二九”运动积极分子,1936年加入“民先”,任“民先”汇文分队长、东城区区队长。
 
1937年10月,中共豫北特委书记王心波找他谈话,吸收他入党,由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主任朱瑞领导(北方局军委书记),主要任务即向父亲郭仲隗进行统战,为朱瑞搜集豫北军政情报。这一时期,郭海长兼任“民先”豫北总队长,在各县发展“民先”。因日寇进攻,他紧急撤离新乡,与朱瑞失去联系。1939年秋,他考入在豫西山区嵩县的河南大学历史系,由于思想左倾,1940年10月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郭晓亲至河南大学,吸收他重新入党。皖南事变起,国统区中共基层组织停止活动,他再次失去组织联系。1941年暑假,郭海长被河南大学“劝退”。他赴重庆,转学复旦大学史地系,该系是复旦大学十分“红”的一个系,每十天举行一次座谈会,名曰“十日谈”,郭以复旦当时惟一“一二九”参加者身分,常常是“十日谈”主持人与主要发言人,也是一些院系大规模集会上的一门大炮。为方便活动,他加入国民党,但既不办理入党手续也不参加任何活动,只是要一张“护身符”。
 
1945年春,中共南方局号召大后方知青奔赴红区,郭海长毫不犹豫变卖珍藏的于右任字画,替同学筹路费。暑假,他去西安看父亲,住在求精中学宿舍,成了南方局青年组秘密接头地点,专门给去红区的青年办手续。
 
省参议员,在开封办《中国时报》
 
日本投降后,他随父回豫,办了一份《中国时报》,发行量五千份,开封新闻界创纪录。因《中国时报》明显亲共,引起蒋介石震怒,电令河南省府主席刘茂恩:“查《中国时报》立场反动,言论荒谬,应发动群众运动予以制裁。”其实,此时的郭海长已失去组织联系。1946年4月,由中共冀鲁豫区委城工部派老同学李铁林来联系,不仅为陷于经济困境的《中国时报》拎来一箱钞票(刘邓特批),郭海长也再次重新入党。中共冀鲁豫党委城工部长王幼平指示:“郭海长在国民党政坛上爬得越高,就越能发挥较大作用”,他弄来一个省参议会员。如此这般,《中国时报》居然办到1948年6月22日开封易手。同年10月,开封再次易手,中共组建特别市府,郭海长任文教局副局长。
 
“解放”了,郭海长却成了“旧社会”的上层人物,为那些“新社会的当然主人”所不容,而“革命少爷”自己却浑然不知,还以为和老区同志一样,都是“新社会的主人”。新华社开封分社负责人至今开封市委,说老区来的许多同志对郭海长今天仍是“上层人”很有意见,说郭是解放前开封四大少爷之一,现在又当上共产党,共产党原来也是这么一批人。云云。
 
夫妇与父亲:一门三右派
 
肃反时,郭海长就已经“说不清”了,过去所有的优越性全成了可疑点,各种复杂关系越说越复杂,政治历史交代一遍又一遍,还是“不老实”“企图隐瞒”……烙来烙去,他当然积有不少怨气。反右一起,郭仲隗(蒋介石两次送来飞台机票)、郭海长、郭妻韩公超(河南大学教育系毕业生、中学校长)。被河南统战部划为“极右”,《河南日报》整版整版猛烈批判。老父虽一生不畏权势不怕坐牢杀头,但三个大人成了“反革命”,四个幼孙如何长大?很快,老父中风,含冤而逝。
 
郭被遣送农村劳改,大饥饿时靠刨挖地里红薯充饥。他最痛苦的是:自己如此为革命献身,现在却要以“反革命”的身分而献身。他之所以没有自杀,完全是顾及四个孩子不能都丢给妻子一人。
 
文革时。郭海长起初在省政治学校,后突然调至省参事室当研究员。十年动乱,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写外调材料,写过四百多份证明,有部长、将军,多数是他的同学同事、朋友战友,包括宿怨。但保存下来的四百多份材料,经得起时间与道德的检验,可以对历史负责。
 
文革后,终于恢复党籍,得任“民革”省委秘书长、副主委、主委、中央委员,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平反不少冤假错案。但他一生最美好的岁月、最充沛的精力,都抛在被自己人啃咬的痛苦中。
 
红湘女投江而死
 
廖意林(女,1915~1968),出身湖南宁乡望族,一家八口,田产百亩。父亲留日,同盟会早期会员。辛亥后做过广东汕头、博罗两县知事、湖南省参议员,参加反袁斗争,后退乡著述。母亲为宁乡妇女职校校长,大革命时由谢觉哉介绍加入中共,宁乡第一任妇女部长。1929年春,廖意林考入长沙含光初中。初中毕业后,考入免收学费膳费的女子高中师范部。1935年师范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师。“一二九”后,与秘密读书会的成员建立“民先”,创办三日刊《湘流》。抗战爆发后,廖意林走进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要求赴延安,她与许多伙伴一起赴延。先入安吴堡青训班,再入陕公、马列学院,1938年夏入党。
 
红岩岁月,和丈夫办地下刊物
 
1939年9月,重庆中共南方局从延安调来二十多名青年,其中就有廖意林、苏辛涛。廖意林当即被分配到距离重庆百里以外的合川古圣寺,辅助陶行知办育才学校,任该校地下党支书。抗战胜利后该校迁至重庆红岩村,学生主要来自战时保育院收容的难童,这些学生不少后来上了华蓥山打游击。廖意林极受全校师生喜爱,昵称“意姐”。1943年,苏辛涛也来育才任教。1946~1947年,南方局、四川省委相继离渝,他们一时失去组织关系,两人坚持秘密斗争,感情日近,但怕生孩子妨碍工作,一直没敢结婚。此时,江姐下华蓥山找廖意林联系,江姐(竹筠)听了她的汇报后,惊曰:“你哪里仅仅是一个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好些党委的联系对象也不比你多。”
 
新市委决定她离开育才,完全转入地下。因单身女性容易引起注意,1947年7月1日,她与苏辛涛结婚,住到苏辛涛任主笔的《新民报》宿舍。此时,钱瑛大姐在上海发出指示,建立新的重庆地下市委,并嘱托新市委与苏辛涛、廖意林夫妇联系。重庆地下市委决定刊行秘密刊物《反攻》,由廖任社长,刊物秘密发行到川东、川北、川南、贵州。九月,索要《反攻》者越来越多,地下市委决定把原先油印的《挺进报》与《反攻》改为市委机关报。
 
1948年3月初,钱瑛调苏廖夫妇赴沪,正准备东下,廖意林因劳累早产。此时,重庆地下市委四名常委除一人外先后被捕,书记刘国定反水,供出苏廖夫妇。四月,他们离渝赴湘。1949年2月初,辗转到达西柏坡。但他们的结婚作为“原则问题”受到批评,说是没经过组织批准,违反组织纪律,他们为此写了检讨。
 
五七之难:夫妇双双划右派
 
1952年,廖意林被任命《新湖南报》副总编,分管农村和群众生活。1953年秋,统购统销征粮过头,农民口粮不够吃,意见很大。她如实向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汇报,得到赞赏与鼓励。1954年秋,调任省委宣传部宣传处长。1957年,刚刚下达提升廖意林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任命,突然取消。因为《新湖南报》副总编的苏辛涛划了“极右”,且为“党内右派集团头子”,监督劳动,每月只发生活费19元,连交伙食费都不够。
 
丈夫再三要她办离婚,以减少对她及子女的拖累,她断然拒绝。省委书记周小舟也劝她不要离婚,等苏摘帽后,周小舟表示愿意介绍他重新入党。这样,能够再为人民工作,孩子也不会打入另册。但日子毕竟难过,她悲痛自吟:“小楼坐听潮头歌,心事如荼如火”。1959年反右倾,连最后欣赏她的周小舟自己也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分子”。
 
周惠得势放逐劳改难熬文革
 
1959年庐山会议后,周小舟倒台,湖南省委三把手周惠积极反右倾,张狂地说:“我和周小舟斗了好几年。他学得乌龟法,在常委会上慢慢地伸出头来,我就敲他一下,他马上缩回去;再慢慢伸出头来,我又敲他一下。现在好了,从高处跌下来,连乌龟壳都打碎了。哈哈!”1980年代初,周惠任内蒙第一书记。
 
1959年戴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放逐湘阴屈原农场劳改。此时,她就想一死了之,理由是“对我们来说,生命难道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同义语?!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权利已经被剥夺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只是顾及必须接济丈夫与孩子尚幼,已经脱鞋下河的她,才上岸穿鞋。1963年后,塞入省新华书店当勤杂工。
 
文革之初,红卫兵中一些人看到新湖南报社将编辑部近一半人打成右派,再看看划右的根据——争论办报方针,认为可能是省里“走资派”制造的一起冤案,表示支持翻案。苏辛涛等人认为这是一次机会。可1967年冬,报社的造反派却开始追捕苏辛涛,想要借批斗“右派集团头子”大造声势,压倒另一派。为逃避追捕,也为了同案同志的嘱托,苏辛涛赴京申诉。苏离开长沙前,妻子廖意林为夫送行,鼓励他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去争取胜利。
 
1967年底,湘云突变,支持翻案的红卫兵失势,定为“反革命大杂烩”,要求翻案的老右们遭批斗。苏辛涛在回湘半途的武汉就被抓捕,定为“右派翻案急先锋”,打得死去活来。
 
造反派残酷批斗,投浏阳河自尽
 
1968年4月14日,长沙夜雨潇潇,廖意林留条子女:“海林、海南:我出去了,再也不会回来。希望你们听毛主席的话,痛恨你们罪恶的爸爸和妈妈。”失踪约半月,有接近湘江的浏阳河边发现一具女尸,衣着与廖意林出走时相同,附近还找到她带走的雨伞,但因面目肿胀模糊难辨,造反派为推卸逼死人的责任,“认定”不是她,不予收尸。随后,河水上涨,尸体漂走。丈夫苏辛涛五个月后才偶然得知爱妻已死。判断她是在浏阳河注入湘江之处投水自尽。
 
她之所以走了绝路,是她认为“阶级异己分子”是进了棺材还得戴着的铁帽,没有翻身的机会了。促使她下定决心的是四月十六日,新华书店造反派准备开她的批斗大会,除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将另加“叛徒”“支持爱人翻案”。此前,她看到苏辛涛被打得头破血流、挂牌游街,还有三个死有余辜的罪名:“特务”“叛徒”“国民党残渣余孽”。夫妇俩成为人民如此“凶恶敌人”,不仅永远丧失为党为人民的工作机会,而且也无权再做子女的父母。
 
其女苏海林,1974年26岁了,没有工作,更不能升学。省干校负责人每年给姐弟插队所在公社党委发函,希望给以照顾,但一政审,事情就完完。
 
文革后,冤案彻底平反。1938年千山万水去“朝圣”的湘女廖意林,欢欣鼓舞迎解放的红岩儿女,听不到了。丈夫苏辛涛亦2002年2月辞世。他们的战友叹曰:“建设民主富强幸福的现代化国家的理想,至今还远远未实现”。
 
(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本文取自其研究延安一代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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