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赫那拉·静芬(1868年2月3日——1913年2月22日),光绪十四年(1888年)被慈禧太后钦点与光绪帝成婚,次年立为皇后。但光绪帝只宠幸珍妃,和隆裕之间感情很不好。隆裕姿色并不出众,且性格柔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在南海瀛台涵元殿驾崩,依慈禧太后遗命由宣统帝即位,她被尊为隆裕皇太后。隆裕太后实行垂帘听政,和摄政王载沣 (宣统帝生父,光绪帝之胞弟) 共同主掌风雨飘摇的清王朝。
1911年,她与载沣听从了邮传大臣盛宣怀为饱私囊提出的“铁路收归国有”的主张,引起震惊中外的护路运动。随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被迫取消皇族内阁。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无奈颁布《清帝退位诏书》,结束清朝自1644年顺治帝入主中原以来共268年的统治,同时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君主政体。自颁布退位诏书之后,隆裕太后郁郁寡欢。民国二年(1913年)2月22日(国历正月十七日),她在西六宫之一的太极殿郁郁而终,得年45岁,其谥曰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中华民国北京中央政府以国丧规格处理丧事,与光绪帝合葬崇陵(河北易县清西陵)。
1913年2月22日凌晨,末代皇帝溥仪名义上的母亲隆裕太后病逝于长春宫。时任民国总统的袁世凯随即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三日,文武官员穿孝二十七日。参议院除下半旗外,于2月26日休会一天。2月28日为祭奠之期。
不唯如此,袁世凯还亲自臂戴黑纱,举哀致祭。当时的军政要员纷纷致电名义尚存的清室,对隆裕的病逝表示哀悼。副总统黎元洪更是在唁电中称赞隆裕“德至功高,女中尧舜”。
随后,在参议院议长吴景濂的倡议下,政府于3月19日在太和殿召开了国民哀悼大会。灵堂上方悬挂着“女中尧舜”的白色横幅,灵堂正中摆放隆裕像,所有外露的梁柱均用白布包裹。殿堂内摆满了挽联、花圈。穿着清式丧服和现代军服的仪仗队在灵堂前左右站立。
在过去史家眼中,隆裕往往被描绘成“昏庸而愚蠢的妒妇”。查阅《清史稿·后妃传》,对于隆裕太后只有短短167字的记载,简单叙述其身份:慈禧的侄女,光绪的皇后,溥仪的皇额娘,下了宣统退位诏书。
一个“昏庸而愚蠢的妒妇”,在清王朝丧失政权之后,为何还能获此哀荣?
退位诏书
一切要从一年前说起。
1912年2月12日,延绵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王朝,正是以隆裕皇后颁布的一纸退位诏书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起草退位诏书的,是光绪20年的恩科状元张謇,这位开创了百年实业传统的清末状元不仅具备经世致用的头脑,且极具文采。一纸诏书,委婉而生动地道出大清朝的“有疾而终”: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在此之前的两个月前,1911年12月29日,自1894年就建立了兴中会的孙中山,被17省代表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两天后的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两则前后衔接的历史事件,均与辛亥革命存在直接联系。
颁布退位诏书,让隆裕皇后成为大时代中的点睛之笔,也让她获得了死后的哀荣。如果说1911年的焦点人物是孙中山和袁世凯,那么,一纸诏书,让隆裕太后成为了1912年最受关注的人物。
那一场极为隆重的葬礼,与其说是隆裕的哀荣,倒不如说是袁世凯的需要,袁世凯需要向世人和还具备势力的前清旧臣展示,他的地位来自大清的赐予,对于大清,他不忘旧情。隆裕“被需要”了。终其一生,隆裕都是一个被安排的符号式的人物。除了退诏这一历史事件,包围着隆裕的,多是一些野史的传说。“妒妇”源于她与珍妃的后宫争斗传闻,“昏庸而愚蠢”则是因为大清在她手上亡了。
而那一场葬礼,对隆裕来说,毋宁说更多的是辛酸。隆裕死时,身边只有宣统帝溥仪、总统袁世凯、内务府大臣世续和两三个宫女。
隆裕死前曾对大臣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睹宫宇之荒凉,不知魂归何所。”又对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死,茫然不知。吾别汝之期至矣,沟渎道途,听汝自为而已。”
对于袁世凯,隆裕无话可说。
清末新政
背着结束了大清王朝的包袱,隆裕太后在抑郁中度过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年。
其实,大清有疾,并非自隆裕太后始。甚至在她走进皇宫大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跟她没有关联。
清朝覆亡,在鸦片战争之时已经埋下了致命的病根。
之后的清政府,一直在求变求强。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尤其是反清革命运动勃兴以后,更是如此。
1901年1月29日,当时清廷的实际执掌者、隆裕的亲姑姑慈禧太后还在西安,就下变法诏说:“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在这个上谕中,西太后还表示要“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一意振兴”,谋求富强。此后十年的变革,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清末新政”。
在清末十年中,直隶总督袁世凯是推行“新政”最得力的人物。许多“新政”措施,往往先从直隶试办,然后再制订章程推广各省。如编练新军,创办巡警,开办学堂等,都是这样。
袁世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极力扩张自己的势力,成为晚清政坛上最具实力的政治明星。
之后改革的一步步深入,都是从袁世凯1901年最先提出新政意见十条——要点是充实武备力量,改进财政制度,开通民智,派留学生等等——开始的。
清政府希望通过一步步的改革,使统治地位得以延续。但是,开始得有些晚了。此时,进步的革命力量已经开始成长。在革命力量的影响下,清廷内部也开始出现立宪的声音。立宪派最著名的领袖,便是代隆裕起草退位诏书的张謇。
1904年,立宪派展开实际活动。张謇在这年五月亲自出面劝促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要他们上折奏请立宪,并替他们草拟折稿。但一向以稳重著称的张之洞,要他探询当时最有权势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意向。于是张謇写信给袁世凯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劝他效法日本伊藤、板垣等人,促成立宪,以救危局。当时袁世凯回信答:“尚须缓以时”。
在立宪思潮的影响下,大清的执掌者们终于开始考虑这一问题。1905年12月,清政府派遣以载泽为首的五位大臣出洋,到日本、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去考察他们的政府,并详细调查中国实行立宪政体的可能性。1906年7月,该使团回国,每位成员都推荐立宪政体。
1906年9月1日,光绪帝在慈禧太后的指使下,命令京师和地方官员开始宪政的准备工作。问题就这样决定下来,准备工作就开始了。
然而,在立宪改革稳步推进的1908年末,已经软禁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他们的先后去世,带走了围绕着他们之间的所有恩怨传闻,也让大清朝的改革进入更加汹涌的激流险滩。
隆裕成为新的皇太后,开始逐渐走向历史前台。
同她一起走上历史舞台的,还有一帮年轻人。
掌位的年轻人
老佛爷走了,改革还在继续。三岁登基的溥仪依然是个虚设的皇帝,真正执掌政权的,都是老佛爷生前指定的人。
载沣,宣统的生父,隆裕的小叔子。这位26岁的摄政王的婚姻和哥哥光绪娶隆裕一样,也是慈禧指定的。和哥哥一样,载沣对老佛爷的指婚同样是不满意的,但是他的身段比起哥哥来,则要柔软得多。其主政期间,暗杀风潮忽然间在革命党中盛行起来,1910年,这位摄政王成了和他同岁的革命党人汪兆铭的目标。摄政王躲过了暗杀,汪兆铭被捕。按照大清律例,这是满门抄斩的大罪。摄政王不顾大理院对其发出“公然践踏法律”的抗议,选择了法外开恩。载沣的考虑是:“党祸日夕相寻,恐益重其怒,乃作释怨之举,博宽大之名。”
果然,这个决定为清朝在中外赢得了掌声一片。但身段柔软的摄政王在碰到真正威胁大清的因素时,也会绝不手软地使用霹雳手段。1909年,正是他意识到势力坐大的袁世凯开始尾大不掉时,曾杀心暗起,因为奕劻的劝阻,才以袁患有足疾的理由将其送回老家河南。袁世凯的下课,一时间成为国际上最受关注的事件。
这位摄政王组织的皇室内阁,被后世史家认为是任人唯亲和载沣的无能,其实,那时的摄政王,已经感觉到除了皇室之外,再没有可信任的人了。
末世运偏消。
末世中的另外一个重要角色是不太年轻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这个深得慈禧信任的“四朝元老”在慈禧主政时就一直为袁世凯的改革举措开驾护航。
吊诡的是,奕劻的贪婪中外闻名,公开接受内外官员的贿赂。行贿者只要用红纸信封装上银票,当面呈交,并说:“请王爷备赏。”奕劻阅后则说:“您还要费心。”说毕塞进坐垫下,一场交易就算完成。而他却自诩“澹如斋主人”,意思是说他为人澹泊如水。有学者分析,处在“高处不胜寒”地位的奕劻,正是用贪财的形象,向其上峰展现胸无大志。
一场有志于建立高效廉洁政府的改革,却不得不倚重内外知名的贪官。大清朝的气数,尽了。
隆裕尽管成了太后,历史还没有需要她出场。
她的不幸在于,执掌这个政权的所有关键人物,都与她有关。从被慈禧选中入宫那一刻起,她与这个王朝便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过去多认为慈禧选择隆裕是因为她是自己的亲侄女,多少有些误解。慈禧之所以在众多侄女中选中了隆裕,跟少年隆裕的处事果断有主见有关。老佛爷早就对隆裕的父亲桂祥留下话:喜子(隆裕的小名)不要嫁给别人。
姐姐妹妹都出嫁了,隆裕还在闺中等待着光绪皇帝。被慈禧选中之后,少年隆裕建议桂祥让体弱多病的弟弟练武强身,被父亲采纳。这个弟弟,后来成了光绪的御前带刀侍卫。在之后的岁月中,隆裕的果断时不时会表现出来,并不像过去传说的那样“怯懦”。
不过,在羸弱的王朝末期,这个不“怯懦”又能有多大的力量?
袁世凯
在隆裕的最后岁月中,与她关系最微妙的,莫过于袁世凯。
这位因为日后称帝而身败名裂的改革者,在1909年下课之后一直密切注视着国内政治形势。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即10月11日,适逢袁世凯的五十二岁寿辰。由于时局动荡,不少人估计他可能会再起,所以前来祝寿的心腹亲信比往年更多: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等人“咸集洹上”。
正当养寿园内大摆酒宴、演戏祝寿时,武昌起义的消息突然传来,“客座相顾失色”。袁世凯立刻下令停止祝寿活动,“剧宴皆止”。 同时,他马上意识到,期待已久的出山时机已经到来。他说“此乱非洪杨可比”。言谈之间颇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慨。
袁世凯决心东山再起,可是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名义出来最稳妥、最有利呢?这是他反复考虑的问题。
对掌握政府大权的载沣,袁世凯仍然愤愤不已,自然不肯去支持他。据徐世昌后来回忆,袁世凯当时也有自成局面的想法,昔日部下倪嗣冲等人极力向他劝进:天下大乱,民无所归,捷足者先得。但袁世凯拒绝了,徐世昌分析,袁世凯的顾虑有五:“一,世受清室恩遇,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肯定要为后世所诟病。二、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俊(两江总督)、赵尔巽(东三省总督)、李经羲(云贵总督)、升允(陕西抚巡)均具相当势力。三、北洋旧部握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等思想。四、北洋军力未达长江以南,即令称帝,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须用兵。五、南方民气发达程度,尚看不透。人心向背尚未可知。”所以其倾向“表面维持清室”。
袁世凯的内心,现在已经无法得知,称帝的事实,却是无可辩驳。但是在称帝之前,资料显示,无论人前人后,袁世凯都没有透露出过一丝一毫称帝的想法。
14日,奕劻的亲笔函从北京来了,劝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袁世凯的心里活泛了。但同时,杨度也由北京抵达,劝他不要应命。幕僚王锡彤“力袒杨”,“他人或袒阮,交进迭谏”。一天,王锡彤问袁世凯:“公之出山为救国也,清廷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即无鄂祸,国能救乎?”
袁:“不能,天之所废,谁能兴之!”
王:“然则公何以受命?”
袁:“托孤受命,鞠躬尽瘁。”
王:“专制之国不容有大臣功高震主,家族且不保,前朝此例甚多。同是汉族已不能免,况非一族。”
袁勃然变色,大声说:“余不能做革命党,余且不愿子孙做革命党。”
谁能说得清,这番姿态的袁世凯,是否看到了日后形势?但正如袁世凯的心腹赵秉钧所说:“项城本具雄心,又善用时机,武昌事起,举朝惶惶,起用项城,授以指挥全国军队全权,正是大有为时机,得以偿其抱负。”
经过一番交涉,袁世凯获得清政府的充分授权,重出江湖。但,正如袁世凯自己所说的那样,天之所废,谁能兴之!
登场之时,收场之日
在1911年到1912年间,不仅是革命军方面如火如荼,各种抗议运动也都凑在了一起。这些抗议运动尽管有些不是革命的,但是有一点却达成了共识:应该以共和国代替清王朝或者对此应该表示接受。换言之,1911年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中国。那一年年底,有17个省市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第二年初,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更是无视清政府的存在。
早在被清廷起用之初,袁世凯便预谋收拾南北局势。他曾派人密告梁士诒说:“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方政治,头绪棼如,正赖燕孙居中策划一切。请与唐少川(唐绍仪)预为布置。”此时,局势已尽在袁世凯掌握,他事先把优待条件透漏给载沣,获得支持后,然后上奏隆裕太后:“民军之意,万众一心,支持共和。”政府“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常以此迁延,必有内溃之一日,倘大局至此,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臣会同国务大臣,筹维再四,于国体改革,关系至重,不敢滥逞兵威,贻害生灵;又不敢妄事变更,以伤国体”,只得要求“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速定方针”。
隆裕出场的时间来了。她要为清政府的平安善后负起责任。
在溥仪皇帝的回忆录中,记载了隆裕最后接见袁世凯的情形: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
退位已经无可挽回。尽管在皇室内部已经进行了几次讨论,但还是存在争论。促使隆裕太后下决心退位的,是1月26日,最坚定的宗社党领袖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宗社党群龙无首,满朝亲贵心惊胆战。他们读到北洋文官武将的奏电,知道大势已去,便纷纷逃出北京,投向天津租界及大连、青岛等地。
隆裕皇后立即颁布授予袁世凯一等公爵,想用这种方式让袁世凯保持大清不亡。但此时此刻,南方革命党许诺的大总统位置对袁更有吸引力。袁世凯一口谢绝了荣典,不断向这位太后传递“革命党太厉害”的消息。时人评价那时的袁世凯:“一方挟满族以难民党,一方则张民党以迫清廷,时人谓之新式曹操。”
没有选择,她依然只能“全权授予”袁世凯。她所能做的就是在注定的命运之下为清室争取一个较为优待的条件。
在南北双方拉锯的谈判过程中,清室的退位条件的每一次更改,都“入奏”隆裕皇太后过目,“太后逐字讨论,见解明快”。主要负责起草优待条件的,正是早年被载沣豁免的汪精卫。
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后颁布了退位诏书,她和大清朝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新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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