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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中国实体经济绝境之人民币汇率 (上)

——“2014中国实体经济困局”系列之四

2015-01-11 12:30 作者:王尚一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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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5年01月11日讯】(连载之四)

第三节 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汇率是中国经济的基础政策,决定其它经济政策进而决定中国的经济走向,最终决定实体的兴衰。中国基本的经济政策导向是压制国内经济的自然成长,依赖国际经济循环,或者说外汇政策是决定中国经济的根本政策,也反映中国经济模式。其中人民币汇率作为中国依赖国际经济的关键媒介是外汇政策的核心。外汇政策再通过配套政策,支持人民币汇率进而指导中国的整体经济政策。

中国是外汇管制国家,体制决定外汇的归属和使用。外汇管制主要包括两方面:1.强制结汇,外汇进入中国必须交给中共体制,体制再将相应的人民币兑换给外汇持有者;反过来,体制将所有进入中国的外汇掌控手中,自行决定外汇用途;2.官定人民币汇率,体制根据自身的需求——也就是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决定人民币汇率的高低,其中强制结汇是体制确保自身利益的基础,汇率是体制往自身利益倾斜的分配机制。

人民币汇率决定利益分配格局,主要包括外贸依存和外资依存两个阶段。中国急需外汇时,通过人民币大幅贬值刺激出口。出口赚外汇的实体部分,按照人民币汇率低的比价,将美元换成较多的人民币,以获得较高的人民币收入和利润。在这个阶段,实体换汇的过程中,体制从汇率上有一定的损失,但这和得到的美元储备相比完全可以接受。随着出口不断扩大,中国到2006年的外贸依存度达到67%,这意味着外贸占国内经济的主要部分,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收益来源,此时实体能够获得较高的收益,体制则要付出一定代价。体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开始推动人民币升值。

2008年后,外资进一步涌入中国,给中国带来完全无成本的美元,体制有了充裕的外资流入,获得更大头的外汇储备,贸易出口创汇就变成次要因素。体制开始实施人民币升值计划,在人民币升值后,体制用更少的人民币,从实体出口经济中获得更多的美元。

2010年到2014年初,人民币持续升值,美元兑人民币从1:6.84元逐渐升值到1:6.05。如果按照6.84元的汇率计算,北京外贸进口总额为3305x 6.84 = 22606亿元人民币,北上天三地的外贸逆差为20773亿元人民币。当人民币升值到6.05的时候,北京外贸进口成本为3305 x 6.05 = 19995亿元人民币;与人民币升值前的6.84相比,北京外贸进口数额减少2611亿人民币。

从地域的角度,北上天三地的外贸逆差为18373 亿元人民币,比人民币升值前的逆差减少2400亿人民币。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前,粤江浙三省外贸顺差为27031亿元人民币,升值后减少到23909亿元人民币,顺差减少3121亿元人民币,减少幅度超过11%。

这些数字意味着,实体经济大规模补贴体制经济。以美元计,出口实体企业出口相同的产品获得同样的收入,但是当美元换成人民币时实体得到的钱少了,少得到的这部分钱补贴给了体制,体制用更少的人民币换取更多的美元,进而更多地购买国外产品,体制的外汇消费能力越高,国际购买力就越强。

汇率这只看不见的大手从宏观经济层面以强有力的方式操控着实体的运营,当人民币汇率政策改变时,直接影响相应的实体企业。符合汇率政策改变方向的实体企业获得生存发展,违背改变方向的企业则衰落消亡。

实体经济的变化滞后于汇率政策变化,滞后周期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汇率政策变化的剧烈程度,二是实体经济在过去积累的实力。汇率政策变化越剧烈,违背方向变化的实体衰亡的速度越快,实体的实力越弱衰亡的速度也越快。

实体本该在政策发生关键改变时及时调整自身战略方向和运营方式,对于无法转向的实体,决策者/拥有者应该当机立断将企业卖出去或者直接关门,但是实体业主(包括进入中国的外企)往往聚焦于行业或者自己的企业,忽略金融政策对于经济的决定作用,当汇率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时,不少外企也无法适应而亏损裁员甚至撤出中国,中国本土的实体更弱,大多数批量倒闭少数在艰难困苦中挣扎,例如2005年前获得极大发展的出口加工业,到2014年大都陷入亏损境地。出口加工业的兴衰就是人民币汇率政策发生变化的结果。

从根本经济导向上看,中国是压制国内经济依赖国际经济,人民币汇率成为主导政策。从经济政策制定/决策者(中央领导人)的角度,外汇是不可或缺的硬通货,用来购买国际产品;中国生产的产品不需要采购,印刷人民币就行。

1959年,中国已经大饥荒成批饿死人,高层仍然大笔一挥给茅台酒厂批大量粮食酿酒供领导们消费。领导们享用的红酒和外国美食、买的电视、看的电影和使用的各种先进家居设备中国都生产不来,只能用外汇购买;另外决策者(中央)吃肉的时候也会给执行者(地方)喝点汤,因为如果执行者不执行决策者的决策,决策者即失去力量。

1978年经济完全瘫痪,决策者的闭关锁国玩不下去,只好改革开放。大门打开后,执行者开始了解国外状况,对外国产品的需求急剧膨胀。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半头砖日本录音机和黑白电视机在欧美已经被淘汰,但是仍以高价倾销到中国,民众才知道什么是科技产品,对高端外国产品也产生渴望。

于是,在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下,决策者通过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变化,推动中国进入国际经济循环。

不论1978年之前的闭关锁国还是之后的改革开放,决策者的根本目的都一样,那就是尽可能调动中国的经济力量,获得更多的外汇,以满足决策者和执行者对西方高档产品的需求。随着外汇越来越多,需求也不断升级,决策者和执行者需要更多外汇保证消费。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外汇政策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政策,人民币汇率也成为中国经济的导向,进而决定实体经济。

1949年后,中国经济经历三个主要阶段: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和外资依赖(我个人下的定义),这三个阶段的名称,并不是世界普遍意义的概念,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称谓。在这三个阶段中,人民币汇率政策不同国内经济模式也不同,决定着中国经济方向。

第一阶段,进口替代,以1958年大跃进为标志性开端,延续到1978年。在这个阶段,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在1美元兑1.5-2.5人民币左右。

第二阶段,从1978年到1994年,中国从进口替代逐渐向出口导向转化。在这个阶段,人民币汇率从1.6到8.6,贬值幅度达到4.5倍,期间人民币保持汇率双轨制,也就是黑市和官价并存。中国完全实施出口导向政策之后,又维持10多年,到2005年汇率改革,长达8年美元兑人民币保持在8.27-8.28。

第三阶段,从2005年到2009年,中国经济逐渐从出口导向型向外资依赖型转变。2010年到2014年初(撰写本文时),外资依赖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方向。从2005年到2014年的10年间,人民币汇率从8.27缓慢升值,2009-2010年达到6.83,2010年升值步伐加快,2014年初升到6.05。

1990年代之前,中国决策者主要以进口替代经济模式为主;1949年之后,体制系统消灭地主资本家阶层-以肉体消灭为主导,引发整个社会生产倒退。体制内的人主要是革命出身,只擅长杀人和宣传,毫无发展经济的能力,因此体制需要引进外国工业品。中国接受苏联的工业体系,按照苏联方式自己组织生产,不必用外汇从国际市场购买。

进口替代的经济模式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走向。韩战后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包括给中国150多项大设备和相应的专家队伍,在这些专家队伍的指导下,中国开始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但工程尚未结束,前中苏交恶,苏联撤走专家团队,中国土包子没有办法只能用土法完成建设和管理。

从整体基础上看,苏联设备和工艺本身也是从欧美偷技术搬设备之后东拼西凑弄出来的系统,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在苏联的框架下进一步东拼西凑。大跃进后,中国把大量曾经在欧美留学工作的科学技术专家弄到夹皮沟饿死,更没人完善设备改进工艺。等文革开始,土包子变本加厉,甚至完全关掉大学,尽管后来重开但一直到1976年都是工农兵大学生,可想而知产品多么粗制滥造。

在封闭的计划经济内,中国民众没有其它产品可用,只能使用劣质产品,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熏陶下,整个社会都形成土包子思维方式。虽然表面上在生产现代科技产品,但实际上根本不知道现代工业为何物,更无法理解现代管理和现代科技的实质。

从产品的角度上,进口替代逐渐演变成为山寨。体制引进的结果是引进一代落后一代亏损一代最后全军覆没,于是体制将进口替代生产下放,由半体制或者依靠体制的民营企业引进和生产。民营企业的老板同样刚洗脚上田,自然采取与体制类似的模式,只不过民营企业更便于通过压榨员工降低各种成本以价格战的方式参与竞争。 

进入1980年代,体制面临巨大的危机,改革开放是体制在走投无路时最后的手段。当时两方面的问题起决定作用:一是农业问题,涉及到改革。整个社会极度饥饿,尤其是上山下乡政策越来越难以推行,体制首先必须解决农业问题,保证充足的粮食供城市消耗。二是工业问题,涉及到开放。从1950年到1976年,中国主要的工业设备极为落后,但是如果这些设备报废,中国工业基本消失。中国技术专家已经消亡,50年代后出生的人生活在愚昧中,别说制造大工业需要的设备,就连大工业如何运转都难以理解,所以中国必须实施开放政策从欧美引进工业设备。

农业改革从小岗村开始。只要民众能吃饱肚子,农民生活再苦体制都不担心,最大的问题是开放。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首先要让人们了解欧美日,了解的结果是人们看到巨大的差距形成强烈的崇洋心理,这种心理在两方面形成强大的作用:一是变革,要求体制提高管理水平。这种诉求对体制带来严重危机,体制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义开动坦克到北京街头和广场。二是消费,工业经济造成极大的外汇消耗。首先各工厂需要大量的外汇购买进口设备,二是工人化作消费阶层,也要使用进口家用电子产品,这两方面强大的消耗让外汇极为紧张,中国经济随时会因外汇匮乏而停转。

在思想和外汇的双重压力下,体制被迫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当中国的工业从苏联系统转向欧美日系统,转变的不仅仅是工业经济本身,更重要的是思维模式和教育模式。

中国闭关锁国的20多年间,欧美日工业已经从电力机械工业转向电子机械工业,也就是电子和机械的集成。如果对欧美日的工业品进口替代,不仅需要引进设备,更需要学习电子和机械集成使用,才能够把设备用好维护好,这需要整个经济和教育的投入做支持,所以工业最需要变革需要外汇投入,决策者一拍脑门就造成巨额外汇损失。

实施进口替代等于中国从负数开始填平文化教育、知识技术、研发创新、设备与关键零部件等方面的巨大鸿沟,而填平这些鸿沟意味着外汇消耗更大,体制决定放弃进口替代,转而实施出口导向。(待续)

(供稿单位: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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