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为你好”毁了多少孩子(图)

某报登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周浩曾经是青海省高考理科前五名,一直喜欢机械的他,原先打算报考有许多实用性课程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但遭家人反对。父母认为以他的高分,不考清华北大就是浪费,班主任也认为他应该考更好的学校,他无奈之下选择了妥协,考入北大,就读生命科学专业。

在长辈眼中,周浩的选择无疑很正确,无论是学校还是专业。但他在入学后却始终无法适应,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微观的、侧重理论的生命科学专业,更适合强调动手操作的机械专业。他说自己“不喜欢学术,搞不了科研,但是生命科学系的很多学生未来几乎都会读研究生,这样的路并不是我想走的”。

事情到了这步,许多长辈都会拿出这样一条大道理:“不要想着让社会来适应你,你要学着适应外部环境。”这条道理看上去无比正确,周浩也不是长辈眼中不懂事的孩子,既然他能够在高考报志愿时妥协,当然也不会在北大这样的校园里轻易放弃,所以他试图加强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并想出各种办法融入学习氛围,但无济于事。他又尝试转院,可是如今北大的转院并非易事。绝望的他选择在大二那年休学一年,去深圳规划自己的未来,其间他当过电话接线员、做过流水线工人,没有一技之长又不擅长交际的他经历了社会的残酷,他试图以通过这种挫败感来让自己喜欢北大的生活,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但返回学校后,他仍然不能适应。

最终,他决定转学,将自己的方向定为数控技术,决定选择北京工业技师学院。一个北大学生选择技术学校,当然被长辈视为疯狂之举。经过据理力争后,周浩的父亲选择了妥协,但要求他转到自己工作的深圳大学,可周浩仍然坚持去技校。最终,他终于说服了父母。

在工业技师学院,周浩如鱼得水,每天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际操作,接触那十几台从瑞士进口的数控机器。如今,他已成为学院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面对着不少企业伸来的橄榄枝,他决定继续深造。

这个故事似乎有着皆大欢喜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周浩是幸运的,因为他终于摆脱了束缚,不再因亲情妥协,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实现了快乐的学习和自主的人生。但这种幸运是通过种种不幸换取的:如果没有长辈的强迫,周浩又没有出于孝心进行妥协,那么他也许早已成为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如果没有北大期间的极端痛苦作为证明,周浩也无法说服长辈,达成自己的愿望。

在许多长辈看来,学什么专业取决于社会需求,而非个人兴趣。因此,难找工作的专业往往会被排斥,除非它有高考加分的便利(比如一些艺术类专业)。我甚至时常听到“××竟然读这个专业,这辈子不可能有出息了”之类的言论。其实我并不认为专业有多么重要,它不等于未来的人生选择和工作方向,但我特别相信天赋和兴趣对人生发展的重要性,读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起码有助于对知识的吸收。它当然不能确保世俗眼光中的成功,但又有什么专业能确保百分百的成功呢?

在中国,一个年轻人想走自己的路,往往需要“周浩模式”。这个模式的步骤大致如下:先进行妥协,然后用痛苦经历告诉长辈此路不通,之后再争取走自己的路。周浩的幸运在于他成功了,但大多数人的命运呢?要不就陷入痛苦中,就此沉沦,始终妥协,要不就争取无效,重返痛苦。当然,也有幸运者,也许他们想读的专业、想努力的方向、想从事的工作、想寻找的伴侣,都与长辈的要求契合。又或者他们安心听从长辈的吩咐,走长辈安排的道路。

对于这种幸运的听话的孩子,大多数长辈都会冠以“懂事”的评价。但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这事儿不能细想”,什么样的孩子才会和长辈“无缝对接”?

首先,代沟是一种客观存在,在正常心智下,不同时代成长起来的两代人,必然存在价值观的差异。而且,因为近三十年来的巨大社会变化,每一年与上一年相比都会在多个领域出现质变,更别说代际之间,所以当代中国面临的代际差异更大。如今的老一辈在政治运动中成长,与子女经历迥异,网络时代的信息爆炸,多元化的社会发展,更使得代沟无限扩大。甚至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代际差异最大的两代人。它带来了这样一种局面:长辈随着年纪的增长,习惯从世俗的角度出发,以“适应社会”“会做人”“工作要稳定”等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而且,因为当下的老一辈(尤其是40后和50后)经历了太多动荡和饥饿,对妥协和稳定更为看重,甚至将之摆在梦想、尊严之上。但年轻人在多元化社会中成长,比长辈的年轻时代更为自主,有个人想法,甚至更加叛逆,因此很难避免观念上的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子女与长辈若能“无缝对接”,也许不但不是长辈之幸,相反还是极大隐患。它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子女过早老龄化,思想停留在自己的孩提时代,或是资质十分平庸,压根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的生活,认知能力十分低下,没有自己的想法,这也意味着孩子缺乏持续的社会竞争力;另一种可能则是父母非常开明前卫,但我们都知道,因为六七十年代的教育整体落后,以及政治运动侵袭导致的思维定势和逻辑缺失,后者的可能性偏低,绝不会是普遍状况。

要注意的是,代际差异的双方往往没有绝对的对错。追求平庸化的生活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是坏事,一份稳定的工作,早早结婚生子,按部就班的生活,其实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从这一点上来说,长辈的想法未必有问题。同样,高期望也是人之常情,像周浩这种情况,长辈希望他就读北大清华实属正常,毕竟分数摆在那里。

问题的关键在于,长辈是否懂得爱和期望与强迫之间的界限,再就是当自己的期望与孩子的想法发生冲突时,能否将选择权交给孩子。周浩就是个典型例子,他的理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父母的期望(清华和北大)产生了冲突,最终的结果是周浩选择了妥协。在现实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无论是高考,还是找工作,抑或结婚生子,许多人都是在父母安排下进行的,出于所谓孝道,他们选择了妥协,看似顺从,但内心痛苦,又未必能达到父母的要求。

这种强迫,因为现实的某些压力,往往从子女的孩提时代便已开始。最典型的莫过于兴趣班,它往往不是孩子的兴趣,而是家长的兴趣,因此变成了家长安排与孩子服从,并无真正的兴趣可言。服从也会变成一种习惯,习惯了兴趣班,习惯了好好学习,习惯了循规蹈矩,习惯了听话,习惯了走一条被安排的人生道路,但这种习惯往往会带来两种后果,一是精神满负荷后的崩溃,一是过度的依赖。

所以,那句“大多数中国人不懂爱”的结论,并非荒唐无稽,而是普遍的事实。绝大多数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但最后也许会变成以爱为名的强迫甚至要挟,一句“我是为你好”往往会成为万能的理由。你可以在中国式家庭里看到无数这样的例子:父母拿着棍子监督孩子学乐器,说“我们花钱让你学这个,是为了你好”;父母偷看孩子日记,美其名曰“掌握思想状况”,反正“我们是为了你好”;父母要求孩子读他们喜欢的学校和专业,因为“我们有更丰富的人生经验,我们是为了你好”;父母逼着孩子考公务员,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因为这是“为了你好”,让你更安稳或更有前途;父母逼孩子结婚,因为“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到现在还一个人,太不负责任了,而且,人就是要结婚的,不然以后多孤苦,我们是为了你好”;父母要抱孙,“人怎么能不传宗接代呢,子女是生命的延续啊,而且你老了,也有孩子照顾你,我们是为了你好”……

周浩也一定面对过这句话。在他填报高考志愿时,劝说他读北大的长辈难免会打出这样的旗号,当他决定转学去技校时,长辈们也会在痛心疾首的同时劝他安心在北大读书,因为“你要学着适应社会,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如果能把“我是为你好”换成“你快乐吗”,中国式家庭的关系断断不会如此疏离。这种过度关爱,其根源在于中国父母往往将孩子视为自己人生的延续,而非独立个体。因此,孩子身上承载的种种期望,也是父母自身压力和遗憾的折射。在愈发激烈的代际冲突下,周浩的幸运注定只是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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