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墙里的幸存者：父女囚徒镇反文革记事(图)

2014-11-23 07:57 作者:齐家贞

序幕

时间：一九七零年六月上旬，一个春夏交接凉爽的清晨。

地点：重庆，四川省第二监狱，女犯三中队。

一，倒值日马桶

不等看管队长重重的开锁声传进监房，女犯们早已悄悄起床，不吭声不出气地忙着什么了。

刘伯祥的床位和我头顶头，中间只隔了一尺多宽的过道。平日她疯疯傻傻好像五分钱都数不清，今天也凑热闹，正在窸窸窣窣翻她的枕头。对她而言，枕头套就是她的私人保险柜：几封用旧布卷了又卷包了又包数年前丈夫的家信，一块绿叶牌香皂，巴掌大的新布块和说不出名堂的“油渣”，都是她的财富，都在收藏之列。现在，她正把一块旧布撕成条，用以加固她的“保险箱”。瓮声瓮气的撕布声像有人在我头边打闷屁，尘埃灰粒纷纷扬扬往我脸上掉，弄得我痒嗖嗖的。

我生气地蹦起来，顺手把破布条抓过来扔在地上。

“刘伯祥，你缺德，撕破布撕到我这半边来了”，我说。

“你没想，”刘伯祥说，“你没想”三个字是她讲话的老八股开场白，“你才缺德，”她用关节粗大并有点弯曲的指头戳向我的鼻子，回答：“你人都是政府的，哪半边地方是你的？把我的东西拣起来，你这个打短命的！”

我们几个青年犯人最喜欢和刘伯祥吵架了，与其说是吵架，不如说是逗她好耍乘机开怀大笑，因为她常常可以说出连世界文豪也未必能创造得出来的警言妙语。

对于犯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是昨天的翻版，明天和今天一个样。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每天都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实心砖头，毫无新意。于是，争吵便是犯人生活中的亮点、高潮和色彩。

争吵，是一种特殊的智力竞赛，是自卫能力的短兵相接，是五花八门生活信念的展示，是民间谚语、歇后语、污言秽语的大传播，是天才、口才、歪才的各显神通，是最原始最说不出口的闺房秘事的大见天日。总之，酸甜苦辣麻，五味俱全。

只要出现争吵，犯人们便趋之若鹜，神经高度兴奋，紧追不舍相骂双方砖子来瓦子去的鏖战。所有的不快，所有的焦虑，所有的压力，所有对亲人的思念都抛到九霄云外，大家痛快地饱耳福，痛快地享受，痛快地笑，痛快地痛快，惟恐这场架吵得不够精彩不够彻底，或者收场得太快。

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多么开心地感觉到，自己还活在阳世。

可是今天，没人有兴趣争吵，也没人有兴趣观战，随着张队长一声“起床了”的吼叫，女犯们涌出牢房，朝每人发一瓢洗脸水包括漱口水洗碗水在内的地方百米冲刺。

我顾不得回刘伯祥的嘴了，忙着料理那个坐了九年牢，也疯了将近九年的重庆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大学生王大芹，一起去倒值日马桶。

看来，我们女犯中，只有她一个人还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什么事情即将发生。

她不肯与我配合，口沫子翻翻地地述说着重复了一千遍的被人强奸的故事。无数次失败的教训告诉我，同她说得越多，她越有理由与你纠缠，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我把杠绳往我这边抹过来，将就着她的步伐，一扯一荡地抬着那大半桶黄汤在路口停下。厕所就在坡底，几十级陡峭残破的石梯很难走，即便空手下去也要多加小心。我比王大芹矮，下坡应该走后扛。

我说话了：“王大芹，抬横杠，下坡两个人要横起走。”

她用唱女高音的假嗓音尖叫：“为啥子？”

不等我解释，她突然仰头大笑，神秘地凑近我耳朵说：“不可以，不可以。你不晓得呀？我没得自由。”

我又气又急，不耐烦了：“快点，快点”地催她，同时把扛子放在她肩上。

她不动，做成兰花状的手指头在杠子上敲打，慢条斯理地哭唱起来：“我是王大芹，王大芹是我的名字。报告，报告，这个坏东西，”她指着我，眨着眼睛里的泪花花，“强迫我的意志。”

我忍住气，把王大芹请到一边去唱她的经，叫住刚好路过的樊云轩。这个五十多岁的地主反革命，满脸皱纹满嘴无牙，讲话时腮帮一鼓一缩的。她顶替王大芹，帮我完成了倒值日马桶的重任。

二，犯人大迁徙

中央大人物的言行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我们阶下囚的命运，他们在那边打个喷嚏，我们这里就山崩地裂，大难临头；他们说话溅出点唾沫星子，我们这里便洪水泛滥，祸从天降。毛泽东要全国“深挖洞，广积粮”，我们犯人便白班夜班累死累活地挖地洞；林副统帅一声令下，全国就进入了一级战备。为了备战纯洁城市，我们三中队一百多号女犯和就业队（犯人满刑后在监内劳动）近五十名女就业员，统统从重庆扫到农村。

今天我们就要上路，机灵的犯人们，几天前从厨房犯人嘴里传出来的“司务长只买了很少的口粮，其它副食品一律不采购”的话里，嗅出了这次大迁徙。

十点钟，一声集合哨子，女队每个犯人端上自己的儿童牌矮板凳，规规矩矩坐在队部门前的坝子上。长得圆圆胖胖油光水滑的夏钰钦监狱长对我们作最后一次训话：国际国内省内市内监内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你们要离开此地到新的地方，都是共产党领导。在这里认罪服法表现良好的犯人，到新的地方要更上一层楼，争取宽大处理；表现得差的要在新环境里有新的开端努力赶上。改恶从善，前途光明，抗拒改造，死路一条……，老调重弹，千篇一律。

至于，我们将要转移到何处，他没讲我们没问，也无权过问。我们只是个东西，把东西放在这里放在那里，那是主人的安排，与自己无关。

马上要走了，大家对这个呆了数年十数年的地方既无多少留恋，对新去的将要呆数年、十数年甚至余生的地方也无任何响往。没有感情波澜，心，只是一口枯井。

运载我们的大公共汽车就停在就业队的坝子前，行李已先搬走，犯人们排列整齐鱼贯而上。我是小组长兼学习记录，是被政府信任的犯人，安排坐在车门口，不会逃跑。王大芹坐在我里侧，她是我的五固定──睡觉固定铺、学习固定组、劳动固定队、吃饭固定桌、行动固定人，包括上厕所，谁挨着谁，谁和谁一起，都由队长固定，像电话号码不可随意变动──也就是说，在各种场合下，我都和王大芹穿连裆裤，一起行动互相监督。

我们一百多号女犯分乘三辆大客车，另外一辆装的近五十个早已刑满释放的女就业员。很不幸，她们与犯人毫无区别，车子跟在我们女犯之后。

整个队列很神气，最前面由一部军用卡车开路，后面一部军用卡车压底，把我们四部客车夹在中间。卡车的车顶上架著三挺机关枪，车上二、三十个冰冻脸嘴的年青军人，个个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压底的军车接在就业员的后面，机关枪不偏不倚朝着他们瞄准。

奇怪的是，女就业员们并不以为然，好像青蛙与蝌蚪、蝴蝶与毛毛虫，就业员与犯人本来就是一回事。他们一路上唱歌乐神，好像是去赴宴。盛行一时的文革歌曲他们翻箱倒柜找出来唱，“北京有个金太阳”、“毛主席的光辉”、“我们走在大路上”……，唱完一首又一首。不少过路村民驻足观望，奇怪这支不寻常的队伍，机关枪押著嘹亮的歌声。

我二十岁进监，如果不算七年前判刑之后押解途中对社会短暂的一瞥，已经快九年没有坐过车，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了。今天，穿着自己织的毛衣，长短大小正合身，感觉特别惬意。既不劳动改造也不政治学习，坐在车上静静地东张西望，像一个瞎子突然张开了眼睛。青山绿野像箭一样朝后面射去，又有新的景色迎面扑来，清新迷人。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要去什么地方，但愿车子就这样开下去，永不停止。

大家的感觉大同小异，都坐得端端正正，吊起精神专心致志像在看全方位的立体电影。连平时叨叨唸唸的王大芹也裂著大嘴巴伸长瘦脖子前后左右看新鲜。

三，拉尿噩梦

樊云轩急匆匆走到我面前耳语：“刘伯祥要解溲了。”我惊了一下，回到现实世界，回到犯人组长的位置。水火不留情，怎么办？像古代没有“珍珠嫩肤霜”给女人擦脸一样，当时的公共汽车没有厕所给乘客解急。

我弓著腰朝坐在司机旁的左队长走去，报告刘伯祥要干大事，几个犯人使劲用手指指著自己的鼻子向我暗示，他们也等不住了。

左队长转过头看了看我们，再望望窗外逐渐多起来的商店和人群，她说：“不行，现在不行。”

一会，左队长命令我们把窗帘放下来，为了防备有人乘机破窗而逃，混杂在集市人群之中，抓起来不那么容易。

有人小声说：“垫江，垫江到了。”大家赶快把窗帘放下，以免我们自己逃跑。

刘伯祥挺直腰板坐着纹丝不动，正在费劲地忍住，像忍住不要把小孩生下来。她的五固定樊老太婆反而坐立不安，好像她的肚子出了毛病。

今天天气凉爽，又没劳动出汗，坐在车上三小时，大家都在集体憋尿，人人无心观景，只盼著“松包袱”。

突然，一股恶臭从后面传来。大事不好，刘伯祥的“孩子”出关了。她那双小而黑的眼珠定住了，臭味满“屋”弥漫。樊云轩首当其冲，多皱的脸褶得更皱了。

可怜的刘伯祥，她才一米三高，肠子太短，留不住货。

一小时过后，在半山坡的公路上，车子嘎然停住，四部大车里的女人们被吆喝着下来上厕所。像一群从笼里放出来的兔子，争先恐后往下蹦，王大芹也在咿哩哇啦叫着像在跳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