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1月10日讯】一、愧领桂冠
1958年秋，组织找我谈话，让我检举揭发一位教授（国际知名药化专家）和我父亲。这位教授和我外祖父是世交，早年曾带我母亲去上金陵女子大学，1933年因确定了中药常山（碱）的化学结构和抗疟作用，荣获国际奖。此成果收录英国药典，他本人也因此成了英国皇家药学会名誉会员。因为当时全面采用苏联教材，有同学问到他，他说：其它学科我不知道。我这个专业，用我编的教材，保证大家站在世界先进行列。是否老王卖瓜，不得而知，但他对教学的认真和自信，是同学公认的。可这态度就是反对学习苏联，成了大右派。
我父亲原是国民党高级军医，属统战对象。浙江省党校领导找他交心，他直率地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有道理，我赞成。请党重视人口控制，否则影响经济发展，难以脱贫。”也成了大右派。
我说：他们不会对我一个小辈交谈，所以也检举不出什么东西。至于批判，本人无知，你们怎么说，我都照写，再签名行吗？
就这样，说我家庭出身不好，立场反动、顽固，同情包庇右派，也就等同于右派。
一个入世未深的青年学生，也就戴上了“桂冠”。自忖道和那些有胆有识，对国家社会有责任感，敢于向党建言的“先生”同列，“光荣”是“光荣”了，但认真比较，我却如一个仿冒伪劣产品，是人为粗制滥造的，质量差远了，充其量算个副牌吧！
每次政治运动，毛主席定的基调是95%好人。那么另5%肯定就要上榜了。而且每个单位都争政治先进，这个指标（5%）必须超了才好，如果不达标，领导右倾挨批事小，弄不好自己就被列榜上了。
1957年，我上的大学原党委书记，一位“解放前”参加过地下斗争的“老革命”（文革中遭迫害致死），反右时，他的原则是教师队伍尽量少划右派、学生中尽量不划。因此只完成了3%多一点，当然不及格。1957年秋，就让他“因病休养”。另从部队调来一个师政委当了副书记，接替他的工作。这位书记就雷厉风行地组织起“拔白旗”、“补课”（划右派），至1958年底，指标超额，逾6%。从此母校荣获上海高校政治运动先进单位。当时在校学生5000多人，教职工也近此数，也就是说这块匾额，就由700多人的屈辱加血泪，浮托出来。
二、西行琐记
1．无人送别的三节车厢
1960年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招聘各行各业的“人才”，上海市委就把这支援边疆建设的光荣任务，首先落在各高校集中的300多名右派学生身上。我们这些当时称为政治考核不及格的人，就先去边疆历练历练，劳其筋骨、苦其心志。
8月中一个炎阳高照的日子，我们被优待，包乘三节车厢，登上漫漫万里西去之途。车临开行，各节车厢都零落传来送行亲人的哭声，到是我们这三节，无亲人送行，反少了万里送别的悲怆。
临行前数日，我的伯父（在上海，是父辈中最喜欢我的）告诉他儿子（我堂弟，一个小学教员，也戴上桂冠，去市郊一个公社劳动了）说：致远年轻轻，未出校门就充军万里，我——不忍啊！年过半百的伯父，不堪万里生离之痛，不来送行；堂弟身不由己不能送行；我父已成“卖炭翁”，远在浙西山区更不能来送行。我的无人送行原因，可以算是管中窥豹的一斑吧，那么这数十万，有多少不能来送行的亲人的心在泣血呢！
可万里西去毕竟不是件愉快的事。人死了，灵堂上挂上“驾鹤西去”，或“驾返瑶池”——西去见西王母也，就是升仙的意思，那是亲友用来安慰死者亲人的。人总是留恋俗世不愿“西去”登仙的多。古时好友西去，相送于渭水桥头，吟道：“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悲凉更催离人泪！
从上海到乌鲁木齐，铁路距离就5300多公里，早逾万里，我们还得分往各处，像我到伊犁还有600多公里。想当年林则徐，皇恩大赦时，坐了毛驴车，彳亍独行于戈壁荒原之中，未进嘉峪关，就因受不了风沙之苦，病死途中。和他比，我是万幸，万万幸的。
则徐先生办皇差，损及皇亲贵族“既得利益集团”，“有违圣意”；我不肯向右派先生脸上吐唾拉屎，也“有违圣意”，西去原因相近；他到伊犁，修筑了著名“黄渠”，清泉永注这一地区，使瓜果飘香；我当了医生，并为那里筹建了一所全日制卫生学校。众多学生，继我为伊犁各族人民看病，同样为那里人民“造福”。此亦似可与先辈一比拟也。
秦始皇坑儒，400而已，被后人骂了二千年。而新中国却有人说：焚坑之事要商量——这一商量，1957年就五十多万。“400”是咸阳城有点名气的“儒生”，相当于右派中的国宝级人物，而这50万多中，却大多如我这样被殃及的“池鱼”啊！
2、小心抢吃的
第三天傍晚，到达兰州。车辆停靠在市郊一个编组站上。列车员关照：别开窗，也别把吃的东西放在窗口，有人会抢的（当时全国闹粮荒，甘肃犹甚）。
夕阳渐下，忽听得车厢外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给——，在夕阳的余辉里一个小黑影，头发斑斑结结，一脸污垢，辨不清脸色。穿了一件半长过膝黑衫，袖口和下摆已是丝丝挂零。他（她？）站在路基上，一手扶着车厢，另一双手，从条片状袖筒伸出，颤抖着，踮起脚，尽量向上，这是鸡爪状小手，只够着车厢一半。我心头一热，把食品袋（上海出发时带来吃剩的），从窗缝中递了下去，赶紧又下了窗。一闭上眼，这小黑影总在眼前（男孩、女孩？）飘移，心里浮上一个问号：他（她）还能抢吗？
记得当时没有餐车按时供餐，一般自带干粮，或停靠站时，冲上站台抢购一点高价食品。次日我已断粮，傍晚天已黑，车在甘肃新疆交界的柳园小站一停靠，我随着人群，冲上灯光昏暗的站台，从小贩手里抢（购）得一个黑黑的野菜窝窝头。回到车厢一口咬去，又酸又苦，难以下咽。多愁善感的我，竟然溢出了后悔的泪水：你那一点食品，对于饥民，吃了上顿，仍没下顿，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如今苦了自己，真是“悔不当初”。
3、倒霉的副政委
次日上午在兵团司令部大礼堂开了欢迎会。一位40出头，中等身材，微胖，面白皙，穿一身将军便服（无领章军衔）风度潇洒的人，快步登上主席台，站到麦克风前，微微招了一下手，扫视全场，接着传出了亲切热情的声音：“同学们，欢迎你们到兵团来！”大家鼓掌致谢。“边疆的建设、兵团的发展，有很多事要做，你们有什么本事，尽管拿出来，有你们用武之地！”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接着简要介绍了兵团近年规划，农、工、牧、副业发展前景及广大兵团职工日常生活（文化、卫生等）需求。恳切地说：“这些需求，有赖大家一起努力工作，共同解决。其它的先放一边，我不问你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来。明天起，我就将大家全部，去解放军总后勤部（兵团的主管部门吧）挂个号，你们都是兵团的革命战士了！”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是啊，一群待罪之人，被称为“革命战士”这荣誉、亲切、轻松、感激的复杂心情，是难以言表的。
由于现实的原因，这位主持兵团日常工作的副政委，他的好意未能兑现。他在其它场合说过：“为什么非要你死我活地斗争？你也活，我也活，共创未来不更好吗？”不久他倡导建设五好农场，有：好条田（新疆地方大，一块条田上千亩，便于机械收割）、好林带、好渠道（生产环境）、好道路、好住宅（职工生活环境）。可这样的干部，文革一起，被打成三反分子。因为五好中不见政治好，就是不要阶级斗争，罪由就是他不分敌我友，只抓粮棉油。就这样，一个关注民生的好干部，敢违圣意，自搞一套，你不倒霉谁倒霉！
4、骗了“老革命”
在乌市一月，用餐在兵团招待所。所长是一个沉默寡言，50出头的长者，据说是长征路上朱德的马夫。因为是文盲，革命胜利了，不愿随朱去北京“吃闲饭”，自愿来了兵团。工作安排尊重个人意愿，待遇一般按师级。兵团这样的“老革命”不止一人。
他在所里，喂猪、养鸡、当门卫，扫院子，样样抢着干，没把自己当管理者。他养的鸡，夜里不关入笼，上树休息，所以每天你被树上此起彼落的雄鸡鸣叫醒来时，他都早早在扫院子了，脸上总是漾着微笑。
在一个月的等待中，他几次杀了亲手喂的猪，给我们加餐，款待我们。主食每天5个白面馍，（每个100克，定量1市斤/日）。按供应规定20%白面，只一个白面馍，其它4个应是玉米窝窝头，这已是优遇了。可大家正年轻，旅途劳累后一休息，胃口特好，这早晨一个，中晚餐各二个馍，这顿吃了，等不到下一顿，早就饥肠辘辘。于是大家耍起了南方人的小聪明说：我们的户口粮食关系是集体转的，身边没带多余粮票（其实每人预领了二个月，60斤留在身上可上街买零食），食堂买馍，可否暂不付粮票，以后集体结算。另外每天5个馍，不够，可否加粮？不想他一口都答应了，不收粮票，每天加二个馍（200克，这个增幅是定量的40%）。当时全国闹粮荒，严格计划用粮，这样宽宏大量，这样的慈善心肠和胆气！否则在国家粮食政策规定之外，开了这么大一个缺口，是个严重的错误，一般干部就吃不了，兜着走，何况是在优待我们这些右派学生啊！
一个月后，大家陆续踏上工作岗位，有的走时没见到他，一声道别也没有，甭说谢谢。粮票欠的自不会再去结算。像我一样，提笔追忆，对他心中只留下一分深深的歉疚！
三、六年辛苦成罪囚
得知分配农四师医院工作，高兴之极。因为它在美丽的伊犁河畔，那里有塞外江南之称。欣然登程。
又蒙领导器重（既当临床医生，又筹建一所全日制卫校），只有加倍努力，认真工作，谁知又招来第二次灾难……
1．欣然赴伊
伊犁是座美丽的边城，市中心几条马路，宽大平直，柏油路面。旁边支巷，还是黄土路面，拍打平实，清扫洁净。两旁是高高的白杨，路边是明沟，流的是黄渠引来的清泉（黄渠是林则徐来时修的），不是排污水。伊城沿街商店极少，民居是一座座果园，以土围墙相接。栽种苹果、葡萄、杏子等，墙根挖个洞引水灌溉。果园中心用整根园木搭建房子，外涂浅蓝色，恰似俄罗斯童话中的木屋（俄罗斯族人不少），十分幽美宁静。支巷口，间有挂着红色小木牌的伊斯兰茶室，兼售一种叫beeva（念皮伐，俄语啤酒）的自酿的大麦甜啤，民族同志站在柜台前举着大玻璃杯，自在地喝着。这种店终日放着乐曲，简短而重复着，曲调悠悠动听。后来问了是维吾族民间套曲，叫《十二木卡姆》，像南方四季调，歌词可由唱者随编。在夕阳余辉里，白杨树荫下，沿着潺潺流水，听着民族乐曲，如果心中无事，真是十分闲适的旅游。
这“异域风情”更激起我万重乡思和对自己前途的无绪猜测，啊，明天，明天……这种欢歌自娱的景象，一直延续到1962年夏，因为粮食、商品供应不足——他们认为包谷是喂毛驴的，给他们吃是不尊重人；买商品，除了钱还要票证，是难以理解的。加上其它历史原因，伊犁十多万边民外逃苏联，终于酿成伊犁街头流血事件（叫《六·二五》事件）。
2．喜接重任
次日，师政委、政治部正副主任接见了我们四人（交大、复旦、华东化工各一人和我）。政委和主任表示了欢迎和慰勉，然后让副主任给我们具体安排。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大沙盘前（农四师在伊犁地区分布模型），介绍了全师近年发展规划和对我们的要求和希望。说完让他们三人去办公室办报到手续，单独留下了我。
他对我说：我们师地处伊犁河谷，地理条件优越，农牧均宜，同时矿产资源丰富，能源（煤）充足，是兵团农工业发展重点，所以每年接来支青（城市青年）、移民（贫困省、灾区）及转业军人较多，人口激增，原来医疗卫生队伍跟不上需要。所以让你到师医院内科工作，同时筹建一个（三年制）全日制卫生学校，自己培养具有中专水平的医士、护士、化验员、防疫员。原来部队老卫生员和部分（国民党起义部队）老军医也要分批培训，进修提高。你去医院要和原有医生共同努力，把师医院提升为能带教学员，进行实习的教学医院。
至于行政人员，他立即给我配备校行政办公室主任一人，教导员一名，打字员一人，马上着手建校舍、教务安排、教材、教具准备。基础课老师，请兵团医专协助配送、临床带教老师，待我进医院，临床工作和人事熟悉后，伊市三大医院（农四师医院、自治州医院、市传染病医院）的临床医生，由我推荐聘用（兼职）。这样，我实际上成了无冕校长（因为右派，不好任命），真使我受宠若惊。
这几位领导，都是抗战时到延安的学生，抗大毕业，1962-1964年，先后调去北京工作。对我的“宠”，也就成为人们诟病之源。特别进入临床实习阶段，在学员面前，分析病案，用药，必须仔细认真，不能顾及人情面子，就开始得罪人。大概也有点报知遇之恩的意思，我时时、处处认真，殊不知却一步步为自己开通走向牢狱的途径。
校舍在建设中，药剂1个班（在全师范围找了有高中学历的）约30人，先行上课，每天午餐后拉丁文一课，经常你跑我跑，成了“跑跑课”。因为当时粮食紧张，每天中午食堂用一口缸烧了一缸稀稀的包谷糊，掺些榆树叶，随你盛多少。于是大家尽量用大盆碗装，非喝得腹胀气实不肯罢休。本人也不例外。没有菜就加盐。一个多月下来，两踝周皮肤饱满起来，手指一掐，有个小窝窝——肿了。但不能说，谁说了就是对现实“不满”，可得挨批的。这餐后第一节课，不上十分钟，就开始有人尿尿，开头规定上课离开教室，要喊报告，这一喊大家回头，跑的人多了，频频回头，课就上不成了。我就让大家不要喊报告，悄悄出去就是。我憋不住了，只好对大家歉意地点点头，跑步去跑步回，尽量把大家晾着的时间减少，真是争分夺秒。但是脚步总是觉得沉重，双腿肿着。好在伊犁得天独厚，地理环境好，也无旱涝天灾，不缺粮，本不用挨饿的，但因邻近省陕、甘、川、豫都是严重粮荒省，支援了他们，才挨点饿，大概一年左右。
我一进入临床科，好多护士夜班面条都吃不完，支援了我，我的双腿又轻快起来。
3．恩怨情仇难说清
（一）揶揄开始聚阴霾
来医院第一年，以卫校工作为主。各位老师的教课科目不同，互相直接产生矛盾极少，我就“出色”完成任务，得到好评。
但实际上，我一来就有老卫生员八、九人已在师医院进修。我来后，医院领导让我给这几个进修的讲讲病历书写（格式、要求），及体检的基本技术（望、触、叩、听）当然要结合病例来做。起初我未进病房，是向临床医生“商借”病例。我也仔细挑选，找没有误诊误治，大体正确的。在“初步诊断”的“讨论”部分，我讲的与原有病历没多少出入，但系统化了些。几次之后，他们有了对比，而且凭他们资格原本也不把师医院这些“上级医生”（起义军医）放在眼里，而且工资级别比他们高。于是，有时在讨论病例时，适逢他们进来，这些“老革命”就会大大冽冽地拍拍他们肩膀说：“喂，老兄，你看X医生，年纪轻轻，能说出个道道，跟着你们，十年也进步不了！”他们无所顾忌地笑着说，但却把我推上招人恨的浪尖。这种怨，开始无形地积累着。
（二）老大姐的爱护
半年后，我正式进了内科病房。医院护士主要成员，大多是如前述护士长一样的山东大姐。领导大概出于关心，招呼说要和她们搞好关系，否则她们会对你工作上找别扭。我深知要为人师，必先当好学生的道理。所以一进病房，除了做医生本职工作，护士的治疗操作，病人护理，清洁卫生（拖地板、倒痰盂、便盆），只要我有空，都抢着干。特别夜班死了人，年青护士怕抬尸进太平间，我就帮着抬。这一来不到半年，关系十分融洽。我值夜班，习惯对全科危重病人多一次巡视，事先关照当班护士可能出现哪些问题，要重点关注。因此她们觉得和我一起值班，工作不忙乱，工作总量也减少得多。工作一段时间后，这些老护士长夸赞的多，也未出现领导担心的闹别扭。
她们“根正苗红”，大多是烈士、功臣的亲属、后代。有的已是党员。她们的缺陷是阶级斗争意识不强，善良性多了点，对我都当小弟弟看，不但工作上十分配合，生活也处处照顾。1961年“国庆”领导当众宣布，因我工作努力，思想改造“认真”，摘去右派帽子。（原来可能考虑工作时影响，领导关照是隐瞒这一身份的）。
如果说在伊犁，工作六年有点成绩，是与她们的爱护支持分不开。但同时因为她们的赞扬声，使我和上级医生之间，罩上阴霾。
（三）未能为领导者讳
当时内科与肺科病房在一条走廊的两头，中间仅一（门）帘之隔，夜班共一个医生值班。我几次值夜班时，总见院长进入肺科护士办公室，让护士打针，发现打的是可待因或吗啡。后来一次正在注射被我撞见。出于爱护问道：院长，你为什么常打这种针？“我咳嗽”。我知道他仅仅是有一点呼吸道疾病迹象，于是就大胆说：“院长，常用这种药不好，要成瘾的。”他立刻拉长了脸，嗯哼了一声，转身走了。我意识到不妥，未能为“领导讳”。我读过契诃夫短篇小说《一个小官吏之死》，一个小官吏观剧时，打喷嚏污染了前排一个将军的衣服，从此日夜提心吊胆，千方百计设法去陪理道歉。我虽未到此程度，但心里总有了一个疙瘩。
（四）声名在外
病房工作同时，每周有1-2次门诊，收住了二个病员（维族）。一个自诉十三年来，反复粘液血便，一吃药好了，一受凉或稍有饮食不慎，又发了。大便时里急后重十分难受，时间长了，人也消瘦，常感疲劳。详细询问了病史，我告诉他：以前医生的诊断没错，用药没错，是你自己停药太快，疗程不足未彻底治愈，病菌耐药了。我就选用中药鸦胆子（他从未用过）浓煎剂，小量（每次15ml）保留灌肠（因为菌痢病在结肠下段，口服效差），每日一次。一周后大便性状正常，继续用药观察数日，完全好了。住院十二天出院，随访三年未再复发。
一个自诉6年多了，反复跑了全国13个大城市，在大医院检查，心电图不正常，怀疑自己有了严重心脏病，思想负担很重。收住入院后，我和上海同学仔细观察了一个月，经研讨决定找他交谈说：你去过大城市，找了多个大医院的医生看过，现在我们说的话你能信吗？他说：“凭一个月来你们认真仔细的态度，我信，你说吧！”那好，我们说：“我们肯定告诉你，你的心脏本身没有器质性改变。你有时心跳快、烦躁失眠、中医称阳虚，西医叫植物神经功能失调，也叫神经衰弱，只要你妥善安排自己工作和生活节奏，遇事不急，注意锻炼与休息，就会好的。以前你长途奔波，情绪又紧张，一下车去做心电图，有点异常，不足为凭的。”他经过一月休治，精神、体力都有改善，交谈后心态平静，高高兴兴出了院。伊犁城不大，以后常在街头碰面作些咨询，再无“心脏病发作”。
此二人，一位是当地宗教界有影响的人，一位是州政府级别不低的干部，就成了义务宣传员，说：师医院来了二位上海医生“了不得”。其实我们只是作了一个医学院毕业生常识范围内的事：前一个是详询“用药谱”，换用敏感药物；后者是仔细观察鉴别“心跳不正常”（或心电图异常）是由心脏本身器质性病变引起，还是心外（如情绪改变）原因引起。下结论要慎重，还要随访，印证结论是否正确。但在医疗水平相对落后地区，似乎被人看高了点，要有自知之明，其实是“名实难符”的。而且自古以来，声名在外，常易遭人嫉妒，何况我们这样身份，是祸不是福。
（五）无心栽刺刺扎人
自1961年初起，每年冬春之交，团（农）场职工常成批患急性风湿热，因为两湖及东南沿海来的人不耐新疆严寒，加上农场居住条件差，每当第一个冬天关口，往往很多人得病，部分人损及心脏，就成了风湿性心脏病。医疗照顾不周，就出现了心力衰竭。
当年治疗心力衰竭药物种类不多，主要就是洋地黄类。这类药品特点是治疗剂量和中毒剂量十分接近，所以要十分小心。一般分二阶段用药，初始每天用（洋地黄每片0.1克），每次0.1-0.2，每日三次，2-3天后总量达1.0-1.2时（称饱和剂量），即能起治疗作用了。此后每天一次（一片），叫维持量（即估计每天排出量，给予补充）。从治疗开始即要专项记录（总量、每日量及心衰症状的改变），以调整用量。超量心衰加重，可以致死。
团场大部分医生是老卫生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药用时也是每次2片，一日三次，医嘱一开，3-5天不改，也无专门记录或调整为维持量，因此超量（中毒），“心衰”就越治越重，转来师医院。当然这一问用药治疗经过就清楚了。处理也不难首先是停药（或减量），病情就会大有好转，再观察调整治疗方案，心衰就慢慢控制了。
我发现这一问题，就建议院长，写个小材料，发下去，或召集医生上来短期专题学习。但领导不当一回事，拖拖拉拉。就在这拖拉期间，病员陆续出院回去，这一下好了，他们找上诊治医生吵骂说：你不会用药别装样子，我的命差一点送在你手里，亏得师医院X医生，他不用药，少用药也把病诊治好了。
设心处地想想，这种场面是很难堪的。这些被我治好的病员，成了一根根扎人的刺。渐渐地，看不起工农出身的名声，也就沾上我了。我看好了病，伤了别人也伤了自己，真叫：“两败俱伤”。
（六）难得糊涂惹祸殃
清人郑板桥有句名言：难得糊涂。说明做人要装糊涂，但对有的人说，装糊涂，难！我就深受其苦。
我进病房，定位明确：带教医生（老师）。除了自己带，还要全面安排。实习学员除了本卫校学生，还有兵团医专每期分来部分毕业生。病房合作者，师医院医生有二部分：一部分是近年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和几个比我晚来兵团的上海同窗。他们都习惯了教学医院的临床病例讨论或争论，意见不同，争论过后，仍愉快合作；一部分原兵团老医生（国民党起义部队军医居多），曾经在乌鲁木齐军医学校学习，也有部分去京、沪大医院短期进修的，有一定学历资格，但毕竟是50年代以前的中专，基础知识老化。在政治上好多“灵光”的，都入了党。在职务上都是主任、主治医生一级的，是我顶头上司。他们有部队医生的习惯，在下级面前“我”说了算，不容异议。
随着实习进展，需要不同病种病例，每个医生的病例有限，常需互相借用。临床讨论也得有主治、主任医生参加，万一有不同意见，起了争论，我这个年资浅的“主持人”就很难处理了。我把这一顾虑，向院长谈了，他说：根据教学需要，对学员负责，你该咋办，就咋办。这句话说白了，做好做坏，你自己负责！
我的一个同窗，年龄比我长，原是中专毕业，医院工作了五年，再考上大学。在业务上、为人的阅历，都比我强。他来后确实也在各方面帮助我，像个学长。对此他言简意赅地告诉我一句话：病不看，人情在（装糊涂）。这样意见出入不大可以，如遇到明显误诊误治，我将错就错，当医生的这个职业就难了——因为这不但直接损害了病人，而且对学员误导，更后患无穷，有了这层“心理障碍”，在今后工作中，经常忽略了学长的忠告。
也不知何时起，特别兵团医专分配来的实习生，不管是否我带教，甚至在别科实习，有问题都喜欢找我来问。为了避免矛盾，我尽量叫他们直接找带教老师，实在推不开了，我就帮他们找到某本书，或某期杂志，让他们自己找答案。我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反到使他们更信赖我，“咨询”竟然日不暇接起来。同时他们明显地冷落了我的上司，使我与老医生的紧张关系，与日俱增。后来因为不可避免的个别病例处理意见不同，导致他们联手，在文革初起，将我推进牢狱。
（七）流年不利事故多
1964年起，大学毛著，阶级斗争的教育加强了。原来“器重”我的几位师领导，先后调往北京。好像流年对我不利，接连出现几件严重事故，引起我与上级医生产生了直接矛盾。
一天凌晨，我因门诊总值班（全院只一人），送来一个哈萨牧民，腹大如鼓，并严重压迫心肺、呼吸困难。结合病史、体症、考虑牧民生活环境、习惯喜食半熟羊肉，内脏喂牧犬，首先考虑肝包囊虫病（此虫在人、畜、犬之间循环传染）。我收下后，即请外科会诊。因此病唯一办法是手术摘除包囊。但外科主任（院长最好的亲信）来看了一下，说：“腹水是内科病，你放着观察吧！”不容商议，转身就走。后来几经周折，其它医生一致认为诊断没疑问，他才很不高兴地转去手术，摘去包囊，放水8000ml之多，内脏器官压迫解除，病人高兴了，可他与我结下疙瘩——学员议论纷纷！
两个月后，同样门诊值夜班，送来一个腹部剧痛六个多小时的病人：腹部隆鼓，可见到明显肠蠕动，听诊肠鸣亢进，时有气过水声或金属弦拨音，急诊X线检，见到梯状排列液平。左下腹触到块状物，触之剧痛。这是典型低位机械性肠梗阻。并已发热二小时，提示已有肠管坏死和毒血迹象。已具明确手术治疗指证。我又请外科主任会诊。他看都不看一下，干脆地说：先放内科观察！转身又走了。这等病情，再“观察”下去，肠坏死加重，是要死人的呀！于是我急切请求院长，同意转外科。病人的安危大概比亲信的面子不足与论，他说：人家是外科主任，叫先观察总有理由的。我重申观察延误手术时机，出了事不好办。他一下怒道：“你院长还是我院长，放着观察，每二小时送去X线复查一次，就这样！”于是只好遵命把一个发着高热，腹部剧痛不缓解的病人，抬着来回奔走于病房和X线室之间，并时时向他汇报病情加重。在拖延了十个小时后，他才同意转科。当在手术台上打开腹腔时，肠道已大段坏死，毒血症严重，死在了手术台上。一场事故，交恶二位领导。
屋漏又逢连夜雨，我管的内科病人又出了事。这是一个大叶性肺类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并发了躁狂性精神病，我就加用氯丙嗪控制躁狂。用了二天病人有了轻度黄疸，就改用了异丙嗪。但异丙嗪有明显呼吸中框抑制作用。呼吸系统有病的人应用，要谨防呼吸中枢抑制导致中枢性窒息。要十分小心控制剂量，特别短时内（1-2）小时不能重复应用。一个无锡医专分配来的医生，跟我一个医疗小组（第一个半年，尚无独立处方权）那天我出差外出，已交代清楚上述注意事项。可晚上病人出现了躁狂，他去报告科主任，主任问：“X医生用什么药？”“异丙嗪”。“那你去给注射一支”（50mg）。过了半小时左右，躁狂未能控制，他再去报告主任，主任说：再去打一支。这位医生站着不动，迟疑着。“去啊，站着干什么！”，主任命令道。他就按主任命令去又注射一支。刚注射了一半，病人鸡叫似地呻吟了一声，口唇发紫停止了呼吸（这是护士后来告诉我的）。这是典型的呼吸中枢抑制，造成的窒息。
次日一早，赶着该病员单位来人前，就送走了这位主任医生（到边远农场），以免应对不当泄露真相。等我回来（二天后）医院炸锅似地传说着：“X医生用的药，让实习医生把病人注射死了！可医嘱本上，签字的是主任呀！”
一位尚无处方权的医生，按主任命令（医嘱）造成了事故，送走了事；自然我这倒霉的经治医生该替主任受过，尽管我不在场。因为心里有鬼，过了一段时间，我也被调出医院，到八公里外的师工程处卫生队工作，那里的队长亦是院长亲信，且是外科主任老战友，近着便于控制。我的心头阴霾重重。
4．强挑重担终折腰
（一）又给重担挑
工程处卫生队离师医院八公里，有70张床位（一半成人，一半儿科），二个中医只管门诊，原由队长，二个卫生员，及一个兵团医专毕业生（专管儿科），共4人管病房。平时有点事（因队长是院长亲信，又是外科主任老战友）一个电话，师医院立刻派人援助，十分方便。
我一去，队长就把70个床位全交我管，自己每周只作一次“检查性”查房。我的宿舍就在病房边，所以夜班全由我担任。此外每周还有三个半天门诊。好家伙，70张床位，是当时卫生部规定一个医生工作的三倍量（每人25床位），还兼日夜班——就是让我日夜处在待命工作状态，不得休息，疲劳轰炸是明摆着的。但我一是仗当时年青，精力充沛，二是自信自己善于安排、效率高，不怕。归根结蒂，当时体制下只要是领导（党员）安排，你说干不了，甩挑子另找出路——没门。反落得对领导（党）不满，就吃了不兜着走。所以我只能说：如果以后（麻疹流行开始）工作忙不过来，请领导安排人来协助。这就先顶了下来。
（二）又刺了队长
来队不久，一次门诊中，一个妇女抱来一个十分瘦弱的女孩，说队长给她门诊换药已半年多了。一检查，颈偏右侧一条斜行的6厘米的瘘管，流着白色豆渣浆似的“脓液”。啊，典型的颈淋巴结核，干酪样坏死。于是用了抗结核药物口服；同时用黄连素注射液直接冲洗瘘道，二周后瘘道开始收口，一月后竟愈合了，小儿脸色也日见好转。母亲对我竟泪眼婆裟地千恩万谢起来。我说不必如此，看病是我的份内工作。她突然生气地大声叫道：“你们队长说发炎了，换换药就好，半年了，女儿差点被她拖死！”这一下又好了，我赶紧叫她小声，不要抱怨。可怎么劝也不行，她每来门诊配药、换药，不见队长便罢，一见就拦着骂：“不会看病就不要看，啊！孩子不是你老婆X里生出来，拖死了你也不会心痛！”天啊！这种难堪因我而起，开罪的又是党员医生，我的顶头上司，我今后日子可怎么过！
（三）横生枝节，直接干扰
麻疹流行开始了（1965年10月下旬），不久儿科病床全满，我又腾出部分成人病床，总数常在50出头，每日进出院流量总在十人左右。加上大流行年头，并发重症肺炎的多，几个月来，我几乎日夜不敢合眼。护士虽说临时抱佛脚，培训了一下，毕竟治疗操作不熟练，一是动作慢，一是处处需要提醒（没有一个得力的护士长带班），可她们十分地努力，有时忙了，疲劳了，我没好气地吼叫她们，也不计较。这让我感到感激和安慰。看着病儿一批批出院，看着怀抱孩子的母亲和来接她们的亲人的笑脸，我疲惫之极的身心，稍感欣慰。但也有人不高兴，因为原就指望我忙碌与疲劳，让我出错，但却有如神助，居然没有。于是就直接出手了。
一天，队长例行检查性查房，一个5岁男孩麻疹并发肺炎，尚未痊愈，左肺后外侧偏下，尚有明显（听诊）湿罗音，提示炎症未好。他拿听诊器粗略一听，说：好了，让出院！我轻声说：队长，再仔细听听。并指了一下具体位置，他拿听诊器头放了一下，重复道：好了，叫出院！我也弄不清他是真听不清，还是听而不闻，回到办公室，我再提暂缓出院，他面无表情地回答：立即出院，等着住院病儿多着！这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上级医生吩咐，就是命令，我只能“照办”。
可这时伊犁市郊没有公交车，职工来看病，只能在路边等各单位进城购物的马车，这位孩子母亲在路边等了近二小时，中午才遇上车回去。可傍晚，又因体温上升（39度多），咳嗽加剧，间有阵发喘鸣送来。也就是说病儿原来肺炎又加重了，而且多了一个并发症——急性喉炎。这喘鸣提示有喉头（水肿）痉孪发作，严重的可窒息致死的。处理最佳方案是马上找车送师医院儿科（只十几分钟车程），气管切开（插管），才能维持通气。于是我再三请求队长派车，他只是不允，拖了一整夜。在几次严重喉痉孪发作后，终于窒息死亡。
这种人际氛围下工作，祸不单行是不奇怪的。过不多久，又一位一岁多女孩，麻疹合并重症肺炎，有心肺功能衰竭，严重缺氧表现（口唇樱红）。我依据一德译本儿科学介绍，加用了洋地黄毒甙（Digitoxion0.1mg毫克一支），我用了1/3支[0.1mg（毫克）=100μg（微克）]30μg（微克），肌注，6小时后给了第二针（书上介绍一天三次是安全用量），患儿呼吸心跳都见平稳起来，唇色渐见正常。又值队长查房，我详细报告了病情及治疗措施。他说：“我从没听见过给小儿用这种药，停了！”是啊，没有看书看杂志习惯，天生知道很多，可能吗？可我不敢停，就一再说明，书在我宿舍，停用可能出问题。最后他和师医院院长同一个语气：“这个队上听你的，还是听我的？”铁青着脸走了。我只能：停了！
这样，病儿在呼吸急促、严重缺氧情况下，一个弱小的生命，与死神挣扎了近24个小时后，离开了人世。
工程处极大部分职工是劳改新生就业的，这二个家长也因他们身份，根本不敢对党员干部（队长）有任何怀疑。更兼他们不懂治疗细节和医生的职权界限，当然更不会让他们出来说说真相和做个见证，因此不久，舆论就出来了：卫生队新来（右派）医生，对党不满，工作马虎治死人了！这一来，我就毫无悬念地成了待罪之身。
（四）终成囚徒
如果在江南，五月已是初夏，可今年这塞外江南，冬去也迟，乍暖还寒。这天阴，中午，我刚放下饭碗，正在检查一个新来病儿，办公室外突然一声断喝：XXX出来！我放下病儿，刚跨出办公室，二个公安将一副锃亮的手铐铐上我的双手，被押到工程处小学的操场上。领操台上已挂上大红横幅：斗争反革命分子XXX大会。场上站满了处属各机关职工和小学老师。
我被公安挟持上台时，台中央一排桌子后，早坐着师公安、检察、法院的官员（他们好多曾是我的病员），和二个师医院科主任（曾是我的同事），熟人见面，我还是直视他们，但官员转过脸去，假装和旁边人说话，避开了尴尬的目光；二位曾经的上级，嘴角微露一丝阴笑——你早该有今日！
我一就位，处宣教干事宣布大会开始，由师检察员宣读起诉书……XXX曾是右派，恶毒攻击党、被宽大摘帽后不思感激，反而对党心怀不满，平时在医疗工作中处处和党员医生找麻烦、闹对立。调来工程处卫生队后，竞丧心病狂，残害祖国花朵——儿童来。“严惩反革命分子XXX”、“向反革命分子XXX讨还血债”！宣教干事声嘶力竭地领喊口号声，从我身后传来，但台下和者寥寥，我偷眼望去前几排好些女的，她们曾是我治好病儿的母亲，喊口号的举手迟疑，缓慢，举了一半就放下了。特别一位处子弟小学青年女体育老师，因肺结核咯血住院二个月，病情控制出院不到一个月，她朝我挤挤眼，像是在问怎么回事。天啊！明明是卫生队长不把职工（新生就业人员）子女当会事，刻意干扰治疗，制造事故，嫁祸于我呀！怎么申辩？只好低头！
突然一声吼叫：反革命分子XX，向人民交代罪行！
我脑子一片空白，只是顺着事实经过的惯性说：自去年10月中旬，麻疹流行开始，我和全队8个护士，担负70个病床治疗，每天收治出入院病儿就有10多人，已治疗XX人——“不要评功摆好，交代你杀人罪行”！又一声吼叫。
“由于麻疹大流行年头，病儿多，病情重（并发肺炎的多），我工作忙乱，有，有……”“不要狡辩！”又一声断喝。
“反革命分子不认罪，坚决要求政府严厉镇压！”
我身后又传来宣教干事的高呼声，几乎无人应和。
“死了病儿，我总是有责任的，我……”
“带下去！”桌后公安领导命令。
我被两个公安推搡着下台，经过台前，母亲们用惊疑的目光看我，有的小声议论，她们究竟相信我是杀人犯，还是觉得我有了冤屈，至今不得而知。到了停靠台边的一辆大卡车旁，“上去”！背后一声命令。但半年多日夜操劳，我十分体弱，加上有点紧张，又铐着双手，怎么也爬不上车厢。“笨蛋”随着骂声，大概一个公安举脚欲踢，“别踢”，一声干脆短促的抗议，女体育教师跑上前来，蹲下身子，用肩膀顶着我的臀部，努力帮我攀上车厢。围观的母亲群里，似乎传出了鼻子抽搐声。
这种结局：能看病的去坐牢，看不好病的当领导，这是一党专政理论，用在医疗卫生系统的必然结果，它要求每个医生听党员领导的话，却不必对医学理论和技术精益求精。至于专政在其它方面弊端，本人没有身受，不敢妄论。
“下去”，一声叱喝，在暮色中，抬头一望，只见前面大铁门上挂一块牌子：XX师看守所。
四、铁窗生涯
1．开水浇牢头
进了看守所大门，是个方形院子，对着大门一排平房中间一个黑黑的通道，将它分为二半。靠通道右边第一间房亮着灯，押送者将我推了进去，向靠墙一张方桌后坐着的大个子报了我的姓名，罪由，递上一张纸，让他签了字就退了出去。
“你怎么搞的？”一个不十分严厉的声音询问我。抬头望去，一个满脸络腮刮得青青的脸，好熟悉。他一年前因为胃溃疡收住我的病房近二个月。河南人，部队转业。因个子高大威猛，有胡子、威严，刮了脸青青的有点肃杀之气。在部队多次射击比赛得了奖，所以一来就让他当了法警。
“好好的，安心写交代，不要多想！”见我不回答，这算是安慰吧！“有什么事，喊报告，叫班长（对所有警卫的称呼）。”
说完，起身领我穿过通道，到了尽头，取出钥匙，打开铁门锁，才见里面一个半圆形大院，牢房环周排列，房顶围墙上有二个圆筒形黑影（碉堡）旁有人影移动。每间牢房墙上方，有一个小小的通气洞，漏出昏黄的灯光。在一扇黑铁皮门前站住，他开了锁，让我进去，就关了门。高高的房顶上有一盏小小5瓦灯泡亮着，是房中惟一的（通夜）的亮点。房中间有火墙，墙边有一个脏兮兮的瓦缸，透着大小便的臭味。地面是黄土的，到也干燥。靠里边墙角一堆乱麦草就是铺位。我把铺卷拖过来，坐在麦草上斜靠着它。唉，接待我的（值班看守）竟是刽子手，尽管他态度极好，总是不祥之兆。尽管我并未残害病儿，但却是以杀人罪关进来的啊，整夜不能合眼，害怕。
次晨一早，从墙上小口，漏入一缕阳光，这是室内外唯一交通之处，阳光空气经它通入。后来听狱友评估：这（阳光）是全国唯一不凭票供应的。在劳改队遇到一师级干部（狱友），他曾参与兵团多个监狱的设计，说：早知如此（自己也进了牢房），当年该造好一点，起码这个透光和空气的窗该开大一点。
第二天上午，值班看守送来纸笔，叫写交代，因为害怕与绝望，就基本上按照逮捕前，领导找我谈话的逻辑：摘帽后未能彻底改造思想，工作忙乱，出了差错，病儿死亡我是有责任的。但数次被退回重写。由于我的软弱，不敢坚持自己正确的治疗（也不可能），孩子是死在我经管的病房，去检举、控诉队长刻意所为又谁能相信？所以反复几次写的，不合要求，就一丢、置之不理数个月。
每天早餐后，午餐后，看守按次开门放出上厕所（这是唯一可接触到其他犯人），大小便连倒便盆（没有洗手水），如超过十分钟，看守在院中大声催叫，赶回牢房。这就根本上杜绝了犯人之间串联的可能，管理上既简化又科学，是更上了一层楼。
每餐开饭，打开监舍门上一扇小木门（向外开，又加一层小铁栅门），把碗递出打菜，给一个窝窝头。又供半小缸子开水，天热连喝都不够，洗脸洗手就免了。我多次向送饭的请多给点开水，他只是不肯，而且恶言相加。
原来他也是犯人（如厕时，狱友相告），四川人，短小精干，善拍马，来了不久，就受所长青睐，到伙房做饭。就成了旧小说中“牢头”式的人物。因为他有上街买菜之便，狱友们都托他捎带小日用品，当然他要乘机榨取点财物，几年下来积了点小财，且“立功减刑”，不久就要刑满了。
那天中午，天特别热，我就再三哀求他多给半勺水，他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以为你是谁呀！老子伺候你，规矩都不懂！”因为我平时拿生活费，没工资，每月扣除工资，再买几本书和杂志，一到月底，身上剩不了几毛钱，逮捕我时在月底，怎么有余钱准备来孝敬！“X你的！”他扬了扬脸。我一股无名火起，顺手一抖，把仅有的半缸开水，向他脸上泼去，他哇哇叫着，一面骂，一面急急掩面退去，嘴里说：你等着，你等着！
下午，高个子班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所长早坐在那里，拉长着脸。班长怒喝道：XX，进了牢房，还不老实，想杀人，啊——，我听着一声长拖的“啊”，似无真真的怒意，大概是喊给所长听的。我就说：所长，班长，这么热的天，半缸子水够喝吗？跟他多要一口就骂人——“骂人也不能用开水浇他呀！”所长开了口。这二年，他多病的老婆，多次住院，他小儿子有病，都是我看的。职业上维系着他们，让我沾了许多宽容和关照的便宜。我看事态不严重了，就接着说：“一天三个窝窝头，三碗清菜汤，炎夏日长，饿得不行。”他俩低声交换了一下意见，所长说：“回去好好写检查，有事叫班长转告一声，不要胡闹。”
2．放禁劳动
次日起，每餐送饭，这牢头一声不吭，给你茶缸开水冲得满满的。看守也不定时带我出去劳动。原来看守所规定，单纯禁闭（未定案前），每餐只给一个窝窝头。放禁劳动（一般已结案待判或判定尚未送劳改单位），则每餐可给二个窝窝头。我虽未审讯结案，却提前享受“放禁劳动”。谁叫所长、班长曾是我的病号呢！
一天夜里，一位年青看守打开牢门，把一柄铁锹塞在我手中，说：走，去放水。水源是隔壁屠宰场，每晚九时起屠宰开始后放水。新疆浇地不像南方，肩挑水桶，用长柄杓掏水挥洒。而是从都渠引到菜畦，开口放灌，灌满一畦堵住口再引至第二畦。这一堵一挖，动作要快，否则渠水来得急，就把你立脚的地方淹了。第一畦，他让我放，铁锹在我手里，犹如千钧棒，不听使唤，挖了一锹土，水就漫上脚背。他赶忙夺过铁锹，把手电塞在我手中说：笨蛋，照着！原来他是农民出身，手脚利索，一堵一开，水就听话了。从此主客易位，他挖我照。他也连着几夜来叫我，我想，像我这种人，一不会逃跑，更不会因逃跑用铁锹袭击他，安全系数高，是他选我为伴的原因。但我却因此多几个夏日的夜晚，星光灿灿，沐浴在边城习习凉风中，躲开了牢房蚊虫的叮咬和尿缸的臭味，真是苦中之乐！
3．狱中审判
一天下午，二个公安在牢房外厉声叫我，一出监门，就被铐上手铐，我心里未免疑惑、害怕。我被带到前院一间小礼堂式的房中，小讲台上早坐了一排人，似曾相识。每位面前放了一个小牌子：公诉人、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陪审员（师医院儿科主任）。
我脑子昏昏然，垂首站着：只听见：现在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迷迷糊糊地听着还是老套，……反右时恶毒攻击党（？），61年被宽大摘帽后，不思感激，加强思想改造，利用手中掌握医疗技术，治好病人为了挑起病人对党不满。最近更变本加厉，残害儿童……
“XX听见了吗？”忽听一声断喝。
我抬头看了一下审判席上的人。
“你认罪吗？”审判长问
“我——犯了什么罪？”我茫然问道。
“你——”审判长转向旁边陪审员示意。
“他胡乱用药，给小儿一次注射30mg（毫克）洋地黄毒甙，致死。”陪审员神气活现地说。
我苦笑答道：“X主任，他们不是医生，我说不清。你是多年的老医生了，mg（毫克）、μg（微克）总是分得清的，把医嘱本（或病历治疗记录单）拿来一看就不清楚了”。
审判长转头，大概轻声在问，X主任脸上露出尴尬神色，嘴角微微地动了一下（后来知道队长将它全毁了）。
“不要狡辩”审判员大吼道。
“说话要凭证据”，我平静地说“30mg药一次用了，每支只有0.1mg，那么病儿床前该有300个小安瓿（玻璃针瓶），你们拿来看看，就不容我狡辩了。”我接着说。
“再不老实就枪毙你！”审判员继续恐吓着。
“枪毙”！我也似演员、运动员临场，渐渐进入了角色或状态，声音提高了，抬头正视他们，正义凛然地抗辩道：“你们有这个权力，但不说明你们有理。如果拿不出证据，要枪毙，那我有一个请求：枪毙前带我出去公审一次，当众说清楚，不要在这小房间里悄悄了结！”陪审员涨红了脸，审判长看了他一眼，什么也不再说，站起身匆匆离场。
此后一丢又是3个多月，一天看守通知我，已作为反革命罪判刑八年，明天移送劳改队。
至于医疗事故，事实、证据、谁的责任？不容分说！至于医疗事故怎么变成反革命罪，这中间的推理逻辑，在十三年后，我上京申诉，见到判决书，才“恍然大悟”。
五、埋了不死度春秋
1．下井挖煤
“你来了”，突然听见一声招呼，劳改队长出来了：“进来！”原来这队长因胃出血，在师医院（我的病房）住了一个月院。山东人，豪爽仗义。“没啥，人么——”他在安慰我：“在这里安心，好好干。有我呢”。明露照顾善意。“对啦，我这几天胃病犯得厉害，你先说一下，该吃什么药，我叫卫生员师医院去取！”我问了最近发病详情，写了该吃的药。但这人也怪，别人胃痛不能吃辣椒，他却胃一痛，馍馍（或窝窝头）沾了辣椒酱吃了就能缓解。因此在家他就这么干，不吃药。以后我多次劝说，改变这种习惯，胃痛发作才慢慢减少减轻。
他叫一个警卫帮我拿了行李，自己也陪着，来到犯人宿舍院子。一排有5-6个小院，每院有2-3间平房，每房紧挨排20-30个地铺。每个铺位宽不到一米，摊上被褥，就显拥挤。煤矿生产三班倒，每个院子是同一班次。我去的这院子里人，今天是大夜班（晚12时上班），下午人都在。队长叫过劳改组长和积委会（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主席，交代说：“他原是师医院医生，劳动上不熟悉，你们多带着点。”
打过招呼，他走了。特别是亲自陪送，给足了面子，难友们新识，自然善意就多了点。劳动组长，往往劳动技术上有点特长，为人大多不坏。至于积委会成员大多是投机分子，一般刑期特长，如死缓改无期或二十年以上的，好些是旧社会黑道上人物，道会门头头。他们把持这个会，拍劳改管教人员和警卫马屁，挤兑难友，如劳动上抹杀他人成绩，据为己有，编造谎言，检举揭发，既达到立功减刑目的，又可虐人取乐，这样大概可以略舒这悠长岁月的积郁。
刚到矿上是冬天，唯一的工作是下井。这是个多年老矿，巷道设计不很科学，封闭的采区多，通风不良，十分闷热。到了回采区一看，装车、出煤的几乎全裸体在干活。据说有二个好处；一是闷热汗出如雨，衣服粘着皮肤，裸着减少衣服摩擦造成皮肤损伤发炎；二是采区“掉毛”（意即矿顶煤屑落下）容易（全身）觉察，它预示将有煤块掉下或严重的塌顶，及早逃避。
2．积点阴德
次年开春转暖，队上准备造个单独劳改大院，一是便于管理（与新生就业职工区分开），二是改睡地铺条件为睡坑。就开窑烧砖，队长就把我列入烧窑名单，给一个老窑工当帮手，经常单独在地面上夜班，不必担心我逃跑，警卫也省心，我也暂时脱离那蒸笼似的采区，不再天天去下井，当8小时“埋了没死”的待决者。
随着文革的深入，队上也抓紧了学习和改造措施，每晚除了上大夜班的都开学习会或（揭发）批判会，由积委会主持。有揭发材料要记录，可作为年终评审、加刑减刑的依据，也是积委会“人士”显身手的好机会——制造立功资料、诬陷难友。所以在服刑期内也可编造新冤情。
队长是个“老革命”，抗战时干过敌后武工队，对世态炎凉人情险恶深有所知，他身上仍有较多的中国农民的朴实善良，希望自己管理的劳改队，加刑少一些，减刑多一点，就指名让我当了积委会委员，负责记录，并保管材料，不到年终，他不看不问。
因此我就渐渐胆大，“便宜”行事起来。开会时对那些明显胡说八道的检举、揭发、批判，就选记，少记或不记。一次，积委会主席（旧社会袍哥大爷），检举一个文盲狱友把印有毛主席语录的报纸拿去擦屁股，丢在坑板上，他进去捡来举报。会上那个狱友吓得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因为这个狱友在单位大扫除时，碰倒了一个毛主席石膏像，鼻子摔掉了。他害怕赶忙用旧报纸包起，却被一位同事进来撞见，就向领导“如实”举报（不举报要受牵连），按“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五年入狱。这语录擦屁股也是“大不敬”，同类案重犯，性质就严重的了，文革中有处死的。
会后我详细问了这位狱友，他告诉我一是他不识字，二是他最近一直用买来的粗草纸，未用旧报纸。我再核实一下问：他说的捡到报纸那次上厕所，你看见他了吗？他回忆了一下说：我进去出来厕所都只我一人，没见第二人。
我就找了队长，汇报了以上情况，并说：“如果事情完全属实，他不识字，情有可原。而他（积委会主席）若事先看见不阻止，跟进去等他擦了再去捡，不是有纵容他犯罪的嫌疑吗？而且最近这个难友没有用旧报纸，有人自己撕一角语录，搞搞脏，用来诬告也说不定。”队长沉吟了好一会，说：“算了，算了！就别记了。”一桩现行反革命案就取消了。自然检举揭发的积极性，不能打击，诬告不会受批评。
文革继续着，边境不安静，怕里应外合，兵团通知把我们这些服刑囚犯（不安定分子），移送乌鲁木齐，由兵团司法部直属劳改单位接管。也许是队长根本未把这些记录当回事，移送时未叫我上交。我就趁着移送时的匆忙，大胆把它“搞丢”了。心里作好准备，万一接收单位查问，我就说忘了带。到了新处所很久，无人查问，我暗自庆幸，用俗话表扬了自己：做了点阴功积德的事。，我若把它交给领导，则可换取自己立功减刑。
3．劳改营中也沉浮
转移押送的警卫，本人或家属都曾是我的病员。我晕车，路上就颇多宽容和照顾。到地移交，也多替我“美言”几句，并介绍我曾是师医院的“好医生”。
接收单位是兵团直属炼钢厂，在厂部有个短暂的停留。厂部一个规模不小的职工医院（与师医院同一级别），里面有二个资深医生是上海人，有意无意，借口疑难病例，找我闲聊咨询一下。但我发现我并不比他俩高明多少，这只是出于某种善意，扩大一下领导对我的影响。不久去了矿山，矿上卫生所医生也对我另眼相看，矿上职工干部有的病也就找我看看或咨询。至于医疗待遇低下的难友，特别一些有慢性病伤的，缺少正常（药物）治疗，我的三脚毛针灸（翻着针灸书）给他们治，到帮助不少。
如一个久痢不愈的老年难友，身体十分瘦弱，时好时发，要下矿井不能经常请假，十分痛苦。一再让我针灸，我怕他体弱（晕针出事）不敢施治，他主动找来一个警卫做见证，申明有事不要我负责。于是我就选“天枢穴”（脐旁）下，一针下去，他说感觉很好。对侧又一针扎下，刚进针，他笑笑说：“腹部好像有暖流回旋感，很舒服，很舒服”。可我刚一捻转加强刺激，他突然唇脸煞白，晕了过去，我赶紧撤针施救，过了约20分钟，出了一身汗，脸色缓转过来。一场惊险后，次日起竟奇迹般不拉痢了，我再给几次康复穴位按摩，直至我离队，已年过七旬，还健康地活着。
另外我们宿舍到矿山井口，有2公里左右山路，高山严寒，初来好多年青人不注意，受凉得了急性扁桃体炎，有的甚至化脓。但不能获得足量抗生素定时注射，他们也都找我扎针、止痛，退（高）热，效果十分显著。特别是缩短病程，减少体力消耗，这对要下井又不易请病假的囚犯说，无异是最大的宽慰。至于卫生所医生，一个中年妇女（中专生）十分开通，你治好了，她减少了负担，自然不生矛盾。劳改生涯中的业余医疗活动，让我的人际关系多了些友善和融洽，给自己增加了不方便。
4．秽言脏语脱困厄
由于前述各种原因，初到矿山，建舍（造囚犯自己的宿舍）劳动，我又被指任为大组长。我虽然个人劳动体力较弱，但能根据劳动工种，环境条件合理分工组织。
如建房中上房泥，公认是较重而繁杂的，房子挨山坡而建，房顶钉上椽、铺上板和麦草，再抹上一层和的“草泥”，新疆雨少就权当瓦盖了。因为挨坡建，我就把和草泥地点选在房后背，填路铺板，用手推车装泥，直达房顶，这就减少了最重的挑泥工，增加了泥抹工，否则挑泥工跟不上，泥抹工要等。这就又快又省劲地完成任务。
但是我有个毛病，要和分队长（劳改队以连、排为基层单位，分队相当于排）讨价还价。因为初到矿山，这里海拔已达3000米，大家不适应，体力受影响。我就要求分队长把一阶段（3-5天）任务交代清楚，如果我提前完成不能追加任务。这就让大家多一点休息，恢复体力。分队长虽然不快，也未公然指责。可囚犯中一个刑事犯罪（强奸犯）刑期较长，就想取我的位置代之。因为当了大组长，平时多和队长接触，“安排”工作，可减少体力劳动；年终评功（劳动）只要“集体”争光了，组长肯定“立功”。
那天吃过晚饭，队（连）管教和分队长把我找去：“你最近说了什么？”“什么？”“你骂毛主席！”“没有啊”。“不要狡赖，有人亲耳听见！”我明白了，有人诬告。他们学说了一句十分粗俗的话。我说：“你们怀疑我骂毛主席可以，但用这样的话，我不会。肯定有人编造。”但管教不容分说，第二天召开了批斗大会，给我带上脚镣，背铐（晚上不能平卧）。那个强奸犯，遂愿当上了大组长。
你一味正面解释，自己是谦谦君子，语言文明，谁能相信！于是我想你说我这样就这样，来个“绝地反击”呢？自此我就在难友中（各省都有），学会串联了各种国骂，出口“成章”，和难友、劳改队干警交谈，国骂先行，并肆无忌惮地用它开起玩笑来，几个月下来，他们普通评价：“X医生怎么是这样的！这到好，冲谈了对我是个认真、顽固的政治犯的认同，也成了下流坯一个！
一天，新调来连指导员（部队转业，不久又从安徽农村接来老婆、女儿，不到一岁）。但女儿新到高山地区，可能不适应，每晚哭闹不眠，每天太阳快下山起，就依立坑后壁，不让人碰，有人进门就畏缩，惊闹。矿上医生给她用镇静剂，接近成人量，还是没用。
他老婆农村妇女，有点迷信，说是有邪祟。问指导员“有没有命凶又懂医的？”指导员一想说：有——我呀，是毛主席钦封的“牛鬼蛇神”，当然命凶，压邪不成问题。一天傍晚，孩子开始哭闹，让警卫把我叫去。我因在儿科病房工作一段时间，懂点儿童心理，进去见状，只不去理她，自和她母亲闲聊，说说笑笑，小儿会“察颜观色”，见母亲和你挺熟悉，也就少了陌生感和“敌意”。渐渐地她哭闹累了，声音渐弱，你慢慢做些亲善的“怪相”逗她，用身边随手可取的道具引她。她因为疲累，慢慢就接受母亲的哄抱，因此说笑逗玩就成了我们三人。慢慢她有点笑意和睡意，我让去医务所取点复合维生素B口服液（甜味可口），作为安慰剂，服后小儿自然入眠。次日起，每天傍晚过去，陪她玩一会，然后随便喝点什么（不必用药），自然入眠。一周过后，再不哭闹。
指导员和他老婆就对我有了好印象。他老婆就关切地问我，怎么带的镣，我把前事一说，她急急地催着丈夫，赶紧查一查，没有的事，一定冤枉人家，也不好的。
过了两天，晚饭后，全（连）队集合，管教和分队长宣布：“XX骂了毛主席，现在有“深刻”认识，所以先给开镣”。我因心里有底，就又“张狂”起来，说：“你们讲清楚，我有没有骂？如果还说我骂，那我没有认识，不用开！”一伙难友匆匆拥了过来，把我推倒，用铁凿三下五除二，把它砸开。一面轻声责备，“争什么争！”一面催我说：走吧，走吧，我刚一迈步，一个趔趄，倒在地上！
原来带镣，据说国家有规定不能超过2.5公斤，但我这副算最轻6.5公斤，因为我不认罪，管教别出心裁，把脚圈打成吊字形，把子特长，斜卡踝骨，十分疼痛，迈步时得先横向抬脚，划弧形向前迈。因为镣在，脚重头轻，稳稳当当不会摔倒。我已带了四个月镣，横抬腿弧形跨步已成习惯，但除了镣头重脚轻，这一横抬腿一侧身，站立不稳，就摔跤了。由此看来，人生旅途中，想少摔跤，带有镣稳重些，到是一个好办法。
平反时，也听人说，有的党员干部，文革中遭难时，遭过镣铐处理的，有经济赔偿，铐按天计，镣按小时计。真有成法规定，那这项赔偿该比补发工资多多了。我非党员也非干部，当然无此优惠，后悔未能早日争取入党。
5．埋了没死的岁月
房舍建成，就开始了漫长的“埋了没死”的岁月——下井。是在一口停工多年的老井中，开掘新巷道。所谓老井即原来有许多回采过的废采区，略加封堵，没有严格密封隔离，就成了产生瓦斯的祸源，十分危险；又因为是焦煤矿，煤质松软易掉毛塌落，事故隐患，令人提心吊胆。这时，全国生产大多瘫痪，但兵团矿山农场，却时时出现劳动竞赛高潮。因为兵团好多生产单位服刑的和新生就业的比例不少，枪杆子押着，争取立功减刑，是唯一解救自己的途径。特别煤矿，生产更是热火朝天、产量节节高。
下井时，新来指导员又让我当了组长。由于建房劳动中，大家对我的组织能力有所了解，跟我一起，不但有较多休息时间，照样竞赛名列前茅。所以编组时，好多难友愿跟我一个班组。特别有二个尖子工，一定让我跟指导员说，把他们要了，知道年终我不会抹杀他们劳动成绩。
下井后，我坚持放炮后，烟雾未散，不进工作面（不管是掘进面还是采区）。安全工检查后进采区。难友认为危险较大的位置，我站。我的想法，大多难友有家小儿女，一旦死难伤残，亲人的伤痛，甚于死者。我单身一人，出点事，一人担着，无后顾之忧。
一天，在采区装煤，我对侧的难友说：掉毛啦！我立即叫安全工检查处理，检查后，安全工说没问题。但两位难友不肯回原处，都挤到我一边，我就一人站到对侧。没装几锹，忽听人喊：又掉毛啦！甩锹就跑！可他们三人互相碍着，比我慢了半步，“啊——”一声惨叫，两难友倒地，一个轻伤、一个砸截了腰。
说来也怪，以后多年井下劳动，大小事故频频，我却毫发无损。矿下事故多了，多数职工干部都有点迷信。几次较大事故发生前，都有狗哭。狗哭都在月光如晦的夜晚，狗坐着，头朝着昏暗月亮，伸长脖子，举起前腿，一声凄厉的干嚎，伏下身子，然后重复，几声过后，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遇此，值班技术员和当班大组长，就会叫当班职工不下井（坐在井口）或下去的不进工作面。一次新来一个年青年军代表，听见狗哭，举枪就要打，被技术员拉住。我也多嘴插上一句：“狗可能有预感，报个警，灾祸发生与它何干！”也有人说在井下遇见“鬼”的。大多发生大夜班工间休息时（午夜三点多），可能这时，饥饿与疲乏，令你头晕眼花，如略闭目有“群星飞舞”或“群魔乱舞”的幻觉。由于现实的重压（事故）与迷信的困扰，好多难友心事重重。所以在工间休息，我常宽慰他们说：你们中肯定不少人看过《聊斋》，遇到“鬼与狐”，无非二个字，一是“缘”，一是“怨”。你为人正派做了好事，她（他）来和你结缘，你可立即脱离苦海岂非好事！如果你自问有过恶孽，知过能改，改恶向善，也能化解积怨。看来掺杂迷信因果报的闲聊，比一本正经的思想道德教育，效果不差。一些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惯匪、黑道人物）及新社会的盗匪、强奸犯，慢慢都与我成了朋友。用构陷别人，争取立功的事就慢慢少了，当然有个别丧心病狂的，坚持这么做，也会受到难友们巧妙的抵制。
6．咎由自取
一天气压很低，井下通风不好，臭鸡蛋味很浓（是多了有毒气体硫化氮），人们干了半天，中午出井休息，个个脸青，唇樱红（缺氧），全身除了转动眼球时可见一点微白，都是黑（焦煤煤尘特细，易粘，且钻入毛孔）。走路都摇摇晃晃，像酒醉似的。带班的管教见了，冷冷地说：“装什么蒜，死不了的！下午放了炮就加紧干！”我说：“今天井下有毒气体味太浓了，这装是装不出来的。你不信，下午跟下去看看！”他见我口气认真，而且与他贴得很近，一副上述“鬼相”（唇樱红、脸青黑、眼发白），有点惊怵，一手扶着腰间手枪，一面问：你要干什么？我说：“你打个电话给指导员或矿长，问问下午是否暂不进工作面。”他去值班房打了电话，回来一脸不高兴说：“算了，算了，下午先不下井。”
不久来了一新难友，人称小老革命。所谓小老革命即他的亲人成了烈士，他成孤儿，从小跟了共产党。他家在湖北国共交叉游击区，生父、继父均为共产党跑交通牺牲。他9岁跟继父跑交通，1949年后，16岁当上副区长。58年湖北大洪水，他已是X地区党委纪委干部，下乡赈灾发现已开始饿死人，他就一面开（国家）粮仓，一面写报告，等于先斩后奏。按规定国家粮仓，要上面批复才能开。上级说他犯了错误，要处分他，灾民闻知集体求情。后上级决定大量移民（救灾），他就被指定带队支边来新疆。
来新后领导发现他有经营管理才能，就让他当了兵团云母厂长（属县，团级和他原职级相当）。他60年代初就搞了奖金制。因为云母（是机电零器件上辅用材料）的剥离工作很细致，剥好了优质云母片20万元一公斤，剥坏了每公斤只值八千元。他就多招上海女知青，认为她们手指细巧，剥的优质品率高，并以优质品率（产量）计奖。当时一般工人月工资只30元，他的厂女工工资连奖金就100多，好的更达200，这水平就和当时高级工程师和教授相当。他的厂女工腕上，几乎人人都有进口手表，皆大欢喜。他又善跑供销，北京、上海、广州好多大机电企业，机电部属单位，几乎都和他有了交易。他被称为兵团的财神爷。
我国国俗民情是：一个人有了成绩和荣誉，必然伴随周围有人嫉妒。文革伊始，他自以为根正苗红，对林彪有些不敬言词。当林彪被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有人说他是贫农出身，是全党的福气。他说：“（林）哪里是贫农出身，他家有多艘渔船，有纺织作坊，雇有渔工，女工，离我家不远，这骗不了我的。”这就被对立面抓住把柄。
此外他多年跑供销，带点茶叶，新疆葡萄干，这是有的。但他都用自己工资买，自（59-67）来新几年，工资分文未拿回家（老婆说的，后调查属实）。但差旅费中报销的，有300元对不上帐，他原不在意，可文革中对立面得了势，就鸡毛当令箭，无限上纲，以反革命贪污罪论处。虽说是烈士遗孤，革命也立了小功，但毕竟犯了“不敬”罪。也只得从轻判了五年。
因为兵团钢厂和云母厂都是兵团直属单位，他原又小有名气，来队后指导员有心照顾，不让下井，在井口推矿车，矿车用卷扬机从斜井拉上，推至储煤台（距离30-40米）倒下。同时把我调上来和他固定这一工作，共同推了约四年。井口四周旷野，夜班很易逃跑，我俩在此，警卫放心多了。四年中我俩无话不谈，成了患难知己。
自从林彪摔死在蒙古草原，他就着手申诉，但因文化低，写材料的事就是我的了。我说你根正苗红，对毛主席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对林彪怀疑，是出于对毛主席安危和党的前途的担心，无可非议。至于六、七年中有300元差错，但自己为了工作，贴光了工资，并无贪污的（故意）欲念。经过近二年申诉，他提前无罪释放，官复原职。以后他在乌鲁木齐的家，就成了我诉求平反对外联络点，他给我了很多的帮助。
由于文革的深入，劳改队人数激增，除了极个别像小老革命，大多是投机分子，今天整了人，明天挨人整，一失足就身入囵圄。也有趁文革的混乱，打砸抢，强奸妇女占人便宜的。而劳改队干部中，像管教那样的人，虽然文化不高，但挑动犯人群中窝里斗，却掌握了“矛盾论”的真谛。他们说一些刑事犯，投机分子是一时糊涂，错误是属人民内部矛盾，是可改造好，要争取立功赎罪。怎样立功？就是死死盯着我们这类头脑清楚，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的顽固分子。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制造新冤情。这些人在我们身上找不到更多的新材料，于是就不择手段地互相咬。窝里斗越闹热，他们的管理工作就出成绩，他就可以早日混入党内。
在这所谓“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年月，“要扫除一切害虫”。而我坚持：一、决不构陷别人。二、别人构陷了我，决不还以颜色。我认为还了手，就是狗咬狗，我还不想堕落为狗。三、不管这人是否构陷过我，只要他确是受了诬陷，批斗会上，我必为他辨诬。这样一来，往往这个批斗会原先不是批的我，最后主角就变成我——引火烧身，挨打、多次加镣加铐。这到好，矿上红（干部子女，来矿挂名就业，不参加劳动）、黑（刑期特长，旧社会过来惯匪，道会门头子）、白（一般职工）三道，背后议论我，都暗竖大拇指，夸我骨头硬。自然造反派就视我为眼中钉，伺机除之。
一天小夜班（下午四点上班），卷扬机提上一辆矿车，我和小老革命一起去推，竭尽全力，怎么也推不动，显然是轴承出了问题，卡住了。他就让我去值班房叫机修工，值班的正是二个河南人造反派，扑克打得正起劲。我一张嘴，他头也不回说：去去，就来！但等了老半天不来。如此反复三次，矿车堵在井口，下面矿车上不来，要停产等待，我们谁也担待不起。第四次去，我就等着硬要他同来，我刚站上轨道（矿车旁）他跟着骂了一声：X你姐！（河南人习惯，骂姐不骂娘），跳起就一拳迎面打来，我本能地伸手一挡，因为他们平时打人，犯人垂手而立，任凭抽打，想不到我会挡、更兼我站得高（在轨道上），他站得低（地上），不但没打上我，嘴角却碰在我手背上，他随即又狠骂了一句，退着说：好好，你等着！马上跑去叫来警卫，他和另一个河南造反派手忙脚乱地把我反绑了，推着说：走！把我押回队部。井口（在半山腰）下来，有二、三百来坡度不小的下山道，大概是求生本能的激动，我像练过轻功似地，一路蹦跳着下山，和他们保持了五、六米距离，近了，只要他们在背后一伸手一抬腿，我就滚落旁边深谷，虽然可以脱离苦难和屈辱，但人总对这不太有欢乐的俗世凡间，充满了留恋！
到了队部，把我引到一个空屋，几个造反派，劈头盖脸用皮带抽了我一顿，（警卫大多是正牌知青，文明些不动手），抽累了歇歇手，用一根长绳，先縛我的双手，然后让我腿屈曲贴胸，蜷曲一团，层层缠绕，像沿海渔民用草绳縛青蟹似的，绕作一团，丢回办公室墙角，他们回去吃晚餐。
不久天黑，上灯了好一会，只见指导员气喘吁吁，一手抹着脸上的汗，一手解着领扣，进了办公室，坐下似在翻阅文件，一直到深夜，一个年青值班警卫进来，他轻声吩咐了什么，就走了。我一夜到也“困（捆）然入眠”。
后来，在我平反离队，难友们的送别宴上，这个警卫也来了说：那天天黑，指导员老婆知道了，就偷着打了一个电话给在厂部开会的丈夫，他就借了一匹马，骑上一路小跑，赶了20公里上山道回来坐镇，否则几个造反派原想将你悄悄活埋。好险！
据说当时已有中央文件，如果私刑致死，（劳改单位）领导要究责，文革中此类事比比皆是，有多少究了责？所以我还是感激好心的指导员夫妇救命之恩，更为难得的是指导员老婆坚持要队上让我这全身青紫，肿得像橡皮人似的伤号，按工伤请病假，天天替我送来鸡蛋面条（病号饭，她在伙房工作），特别在那年月，大恩永志难忘。
如果那天我被活埋，那么天山深处多一座孤坟，有我一付贱骨，也许“天阴雨湿”之夜，有我“啾啾”之声，这声表白：咎由自取！谁叫你好打抱不平，不识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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