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1月07日讯】我叫赵世秀，北京西城区玉桃园小学（原马相小学）退休教师，一九二五年出生在河北一个有着古老历史的小县城，优越的家庭环境，让我从五岁就上小学，12岁上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初中部，童年的幸福无忧，使我在后来的人生路上一直学不会提防人心的险恶，不过，即使我有足够的心计，也提防不了毛泽东的险恶，中国五十五万右派，精英无数，有谁想到会被毛泽东的“阳谋”谋杀？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华北沦陷，中华民族危机，日本人烧杀抢，我到处逃难，冬天躲日本鬼子，趴在坟地里，黄昏刚要回家，抬起头就看见鬼子骑着高头大马从河堤上走过，我和姐姐立刻趴在坟头上，嘴里不住的祷告：谁家的老祖宗保佑我们吧！四年后，我终于过了黄河逃到中国地（日本人没有占领的地方），考上了河北中学。一年后日本鬼子打过黄河，我又跟着学校逃难，沿着伏牛山十八盘，跋山涉水，脚上的鞋还没干就又开始过河，但我们内心充满希望：逃到中国地，自由、读书、救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肩负起民族的兴亡。单纯又强烈的爱国热情，恐怕是所有流亡学生的信念。只是没想到，在“解放了”的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我必须接受批斗、毒打、劳改、流放，却无处可逃。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让我这个在茫茫人海中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被卷进了这场五十五万生灵涂炭的大劫难。在这场知识分子的浩劫中，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个小学老师，一个自认为论知识、论才情怎么也没资格应该划为右派圈里的人，居然也能成为中国历史上五十五万分之一的右派。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调到马相小学。年底，正值我休产假，在家没参加反右的动员会，产假结束后学校告诉我，你是右派了，看大字报吧。划右派的理由是：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一贯轻视领导仇视团员（根本没有的事）。起因是在学习农业纲要四十条时的发言：干部下放农村锻炼两年很好，干部得到锻炼，农村又增加了劳动力，还可以监督农村干部执行政策。有的村干部逼着农民卖粮，交不够公粮就让在场院里站着不许回家。还有村干部把喂马的轻活分给自己亲近的人，又不好好喂，马都瘦了。马鞍子放在场院外，雨淋了也没人收。我们把政策学好，遇到这样的事可以帮着合理解决。这是我农村亲戚来看我时说的，却成了我当右派的理由。
我反省自己，从未有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的念头，从事着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兢兢业业，像所有的人一样平凡地生活着，追求着自己的事业，两耳不闻窗外事。生活在北京，和农村、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八杆子打不着，只不过是实话实说，党和政府就给了我一顶“光荣”的右派帽子。在劳动改造期间，还算有点人性，没送到劳改农场，照顾我们这些老弱病残、孩子妈去挑城砖，五十多斤一块儿的城砖，用扁担一挑就是一上午；去高温车间劳动，汗就象淋浴一样，痱子一层摞一层，从炉前模具工一直做到产品检验，就是经我检验的产品可以直接出口。工人朴实善良对我很好，在他们的概念里，我并不是另类，工厂的领导看我的劳动根本不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就说：你干这么好，就到我们工厂来吧，我说：好啊！你们到教育局要我去吧，结果，区教育局的领导回答：我们是让她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不是让她去当工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被摁着头皮接受劳改，不能堂堂正正的做个工人。像所有右派一样积极劳动，但从未写过一篇检查，从未在会上作过任何检讨，因为我没错，坦荡磊落，没有理由把自己像剥筋剔骨一样剖析的一无是处，以求得所谓的积极接受改造争取早日摘帽的恩赐。并不是我对抗反右，而是实在找不出自己错在哪里，有值得检讨的理由。这些也是我在劳改小组里最后一个摘掉帽子的原因。那些和我一起劳改的右派，有小学一级教师、团支部书记、中学老师等等。我们一样的单纯积极，其中一位中学老师只因丈夫被打成右派，她站出来说：我了解，他不是右派，结果因为这句话她也被打成右派，这就是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吗？如果这句话也够右派，那五十五万太少了，应该全国人民都是右派，那就不该叫右派，应该是全国人民都闭嘴，只让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人说，那他也感到没意思，没人斗着玩儿了，他的其乐无穷哪找啊，所以还要引诱你开口，然后，打你个地富反坏右，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还有什么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可言？完全是封建帝王的独裁专制。反右运动以及由此诱因引发的文化大革命仿佛让我体会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
在毛泽东一手策划和导演下的一九五七年这场知识界的灾难和以后的文革，使多少人死于非命、家破人亡，我当然也没能例外。我的姐姐——山东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导主任，了解到她下乡（蹲点）的地方老百姓吃不饱快要饿死了的情况，当看到报纸上说那个地方人民生活多么好，粮食亩产多少万斤时，说了句：吹牛。被想捞取政治资本的投机者告发，打成极右分子，文革中被逼自杀。
因为没有发现身边有我这个右派分子，老校长被免职，新校长也换成了周虹。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刚做完一个大手术，正在家休养，一天，突然去了很多人把我抓走，挂上右派分子的大牌子游街，不许回家，当天开大型批斗会，让我跪在台子上，从中学叫来的红卫兵做打手，一面说着无中生有的谣言，一面用鞭子抽打，打得头破血流晕倒在地，昏死过去三次，再用冷水泼醒，放在门板上，在渐渐清醒中听见两个女看守的对话：“她怎么办”？另一个说：“校长说照死里打……”。我犯了什么罪？有那些合理的审判程序？适用哪条刑法？一个共产党豢养的小学校长就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利。毛泽东这个大刽子手完全达到了借刀杀人的目的，他培养了多少小刽子手，文革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当局从没向这些死难者及家属道歉。周虹借这场运动私设牢房私设公堂，让我72岁的老母亲挂上地主的牌子批斗。我们是中农，街道开有证明，周虹撒谎告诉红卫兵说：证明没盖章。一个叫吴金荣的老师给我捏造了几十条谣言，她在一个会上作检查说：我把一切坏事都说成是赵世秀干的，就是要表现积极想入党。共产党就吸收这样的人当党员，就像吸收周虹入党一样，这个家庭开赌博场的周虹，只是当年新四军到她家乡参加了队伍入了党，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解放后补习个初中，就当校长，因为是党员。就像吴金荣要入党，也要踩着我垫脚才行。周虹好像打死我都不解恨，她把吴金荣和她自己捏造的谣言，让学校老师都签名，寄到我丈夫赵晓林(湖北汉川一中教师)的单位，指使汉川一中整他，赵晓林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逼自杀，通知我他死亡的时候已是一抔骨灰，骨灰盒上写着：历史反革命，至于他受到怎样的对待，不得而知。我一滴眼泪也没流，我一定要澄清他是不是“历史反革命”。最后给他平反时，汉川中学两个人外调八个月才搞清楚：原来赵晓林的一个同学作证他参加过三青团，调查全班几十个同学，还有校长老师没有第二个人证明他参加过三青团，找到作证的同学问为什么只有你一人证明赵晓林参加过三青团，他不得不承认是在单位领导的逼迫下作的伪证。是谁让他的领导逼迫他作伪证？剥夺一个生命，比碾死个蚂蚁都容易。但是，我为他骄傲：士可杀，不可辱。他用生命维护自己的尊严、抗议邪恶，也足以让当权者看到他们的卑鄙。而我要活下去，苟延残喘也要活下去，要看着那些害人的人如何下场。
为了把我遣送回老家，让农村老家接收我，学校的王泰春冒充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对老家的村干部说：你们留下她吧，赵世秀在北京，毛主席都不安全。村干部让他出示证明，王泰春拿出的却是马相小学党支部的介绍信，村里不接收，最后他对干部们说：你们去北京管吃、管住、管路费逛逛北京，村干部他们到北京玩儿了一趟，逛完不得不答应学校带走我们。我们整个家都留在北京，只带了衣被，我母亲、我和两个孩子被武装押送，黑洞洞的枪口吓的我女儿只流泪不敢出声。在老家，没有房，住在我母亲家的小厨房里，一天半夜，一群说是民兵的人，敲门要搜查有没有反动的东西，结果什么也没搜出来，把我的两块布料、还有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等拿走了。日本鬼子是烧、杀、抢，毛泽东领导下的鬼子是打、杀、抢。被流放农村后，我大孩子在他应该接受教育的年纪，却不让上学，一个农村小学校长就可以剥夺国家宪法规定的公民有权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他只能过早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吃不饱，白天下地，夜里拾粪，十几岁的年纪头发就是灰白的，直到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头发才慢慢变黑。我的母亲，在我到北京上访的时候，趁家里没人，跪在小板凳上，嘴里念着：“保平安…..保平安……”，她用这种最虔诚、最无奈的方式，祈祷我能平安、不被公安抓住。
1979年我回北京落实政策，在给我的结论上说：赵世秀同志在整风反右期间发表的言论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不应该划为右派分子，现决定予以改正……。二十年非人的生活，就这么轻轻松松的一笔带过，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我们走时在北京的家，房子、东西全被扫荡，带着衣被走，带着衣被回，走时全家五口人，回时只剩下三口。站在原是我北京的家、现在是西直门二环路的地方，我的家呢，房子呢？从右派到文革，二十年，二十年我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我两代人幸福生活的开始，被反右运动彻底碾碎了：当六二年摘掉右派帽子站在讲台上，校长周虹向学生介绍说：她是摘帽右派，现在当你们的班主任时，那种屈辱让我都不知道该恨谁；当我的儿子用他幼小的肩膀背起粪篓在半夜去拾粪(挣工分)，一群狗围着他咬的时候；当他们的同龄人追在后面叫他们小右派的时候；当我女儿的老师站在讲台，在全班同学面前面孔扭曲、声嘶力竭地对她说：“我要让全班同学和你划清界限”时，谁能说出这小孩子做错了什么。如果说小孩子不懂事喊他们小右派还有情可原，那做为老师这样说，对十岁的孩子是不是太残忍了！这教人善恶的老师，人性的善恶被政治被强权颠倒了。如果你惧怕可以不出声，但不可因谄媚、讨好去欺凌弱小，即使我们真的犯了罪，与孩子有何干？我们成了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游戏里厮杀的对象。成了独裁统治的牺牲品——连小孩子也不放过。
这群人，这群被屈辱和沉重压了半个世纪的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沧海一粟，几个浪头就被打下去裹挟在泥沙中不知所踪，但对于“人”这个生命的个体来讲，应该是如何的宝贵，应该是在平等自由中保有尊严、争取幸福的生灵，这种幸福是否也包括说话的权利？包括受教育的权利？包括生命被尊重的权利？历史终究会沉淀出它的真实，不因时间的流逝而遗忘，只能是越来越清晰。在沉寂了五十年后，我们终于在沉默中觉醒：反右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对各界、各阶层知识分子的血腥杀戮。我是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比起那些已逝去的生命，我们有责任记录历史把这沉冤昭与世人。对于错误，政府应该向受害人及家属赔礼道歉，给与精神赔偿，这对死者是祭奠，也是对生者所受苦难的抚慰。西德前总理维利· 勃兰特面对纳粹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的死难者纪念碑那永记史册的下跪，非但没有使自己颜面扫地，反而使德国人赢得了世界的谅解和尊重。中国共产党向来称自己实事求是，既然承认右派是错划，为什么不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彻底纠正，以赢得国人、受害人的谅解？历史不会遗忘，我们的后代也不会遗忘，与其欲盖弥彰，遮遮掩掩，为自己的错误找堂皇的借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反右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不如大大方方的彻底承认错误，反而会使政府形象得到升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我们一向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抗议修改教科书，我们的政府正视历史了吗？哪本历史教科书上提到了对右派的残酷和对那些被虐杀的生命丝毫的歉意？？
五十年沧海桑田，回首往事，数不清的辛酸，道不尽的屈辱，我能简简单单地写出这些已经使我很痛苦，当年要在心爱的岗位上做出一番成就的热情，以及不止五十五万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的建设祖国的热情，被毛泽东无情的反右、文革彻底粉碎，成了无数生命的悲哀。但我始终坚信自己没有错，我为自己的正直、宁折不弯自豪，为成为光荣的右派分子自豪。有时候我真想给自己做个胸牌，上写着：我是右派，我光荣！我这一生恨之入骨的就是日本侵略者和毛泽东，日本侵列者破坏了我童年的幸福生活，让我过着亡国奴和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好在我还能充满希望地逃，逃到中国地；而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反右和文革破坏了我及上千万人一生两代人的幸福，让我无处可逃，这就是他统治下的“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毛泽东这个前无古人，举世无双的“救星”，把无数中国人一批批送进死亡的劳改场，只不过比纳粹把犹太人推进焚尸炉婉转点儿，而他坐在中国人民的累累白骨上，继续他的独裁酷政。
1978年我右派改正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揭露周虹如何在文革中打砸抢、抄家整人，早已随她的丈夫回了老家的周虹，在经过当地单位在北京的调查和全校老师的确认、并且她自己承认打砸抢的事实后被定为“三种人”；也许是王泰春在文革中太猖狂了吧，区委找我了解情况，我把知道的全说了并让我写成材料上交。王泰春也被定为“三种人”。极力提议我当右派的赵静宜，在我落实政策回学校后，匆匆调离学校，不管她极力提议我当右派是出于妒嫉，还是另有企图，如果她还有点人的良心，在这个年纪，是否也会感到内疚！尽管这些小爪牙们得到轻描淡写的处理，也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替罪羊，对他们没有什么损伤，对于我们受害者，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更盼望着当年反右的元凶及帮凶（认为反右是正确和必要拒不彻底平反的），被记在历史的耻辱簿上，被后人唾骂，彻底平反，不再使悲剧重演。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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