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孙老师带哭腔的呻吟 (图)
右派孙伯岚的凄凉晚年

【看中国2014年09月15日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老家所在的大杂院里住有一孙伯岚老先生,高高瘦瘦的身躯,清癯枯黄的面容,常年著一件破旧却干净的中山服,戴一顶深色解放帽,颈上风纪扣从来都扣得密实。大院里的人称他孙老师,其实他早已不教书,五七年在成都第八中学当教员时被划上极右派,从学校开除教职后,就一直呆在家里当无业居民。孙老师寡言少语,几乎不和人交往,成天在屋里老僧入定般的坐在一张老式写字台前,读线装书写毛笔字,白发老伴就陪在旁边缝缝补补做针线活。我和他是近邻,他家的窗户隔着一道半人高的矮墙正对我家小院,不管春夏寒暑,孙老师坐在窗前瘦脊的身影已成了一道固定的风景。我那时读中学,对文学渐渐有了兴趣,知道孙老师旧学根底深,年轻时曾在专门研究经学的乐山乌尤寺国学院读书,我不避嫌,时常拿一些书本上的问题求教于他。还记得有一次我问他文言中“妍然”和“嫣然”的意义区别和用法,孙老师滔滔不绝的为我讲了两个多小时,古汉语、古诗词中有关例句,他随口就念出一大串。一边讲一边摘下高倍度近视眼镜擦拭,眼神炯亮,脸色开展,声音也一改平时如蚊蚋的低哑,越发响亮起来。看他说话一副忘乎其形的样子,老伴心中惶恐,眼睛张望窗外,走过来对他说:你小声点嘛……。

孙老师无任何收入,靠老伴微薄的退休金再带着一个小孙女过日子。穷困窘迫的生活,家人之间很难不产生龃龉和摩擦。隔着墙,经常听见老两口因琐屑事拌嘴或老伴斥责的声音:“伯岚呀,你怎么又偷吃我的白糖呢?”“买米找补的钱没算清楚”!孙老师寒酸如此,家徒四壁,穷得来连写字的纸张都买不起,就从废品收购站里买回一堆堆废旧书本,在书页的边沿空白处,密密麻麻的写满字迹,这就是他研究汉语音韵学的文章著述。孙老师说,音韵学是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分支。研究语言文字发音的起源与流变,其中学问大着呢,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就是这方面的行家。说起这些,他摇头晃脑意气洋洋,满面快乐的神情,还给我举例说道:譬如《离骚》中“夕餐秋菊之落英”中的“菊”字,在春秋屈原时代就读“鹊”音。我那时年少无知,不懂他说的深奥东西。只觉得他像孔乙己,又像古代陶潜一类的隐士高人。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社会政治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连居民地段上也是大小批斗会不断,弄得人心危殆,更不用说属“黑五类分子”的孙老师这样的人了。那一阵子,他接连被斗,挨了数不清的口水耳刮子,以致一听到开会二字,手脚就止不住地颤抖。他老弱之躯,一斗就倒,时常胃病发作恹恹卧床,人也被整得脱了形。路上遇见,只见他低头缩颈破帽遮颜,两手捂胸抖抖簌簌顺着墙根走路,看上去就像一截枯干而随时要折断的梅枝。

大院里的居民主任张玉英是直接管制孙老师的领导人物,孙老师随时都要接受她的监督训导、每月汇报交代思想。张主任一字不识,但无产阶级觉悟高,本能的仇恨鄙视孙老师这样的人。记得某日一个下午,我在小院里洗衣,听见孙家敞开的窗户里传出张主任凛凛厉声:“孙伯岚,把你最近的反动思想老实交待出来!你成天都在写!一定写的变天账,交出来我审查,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孙老师慌了,哀声辩解:“我哪敢有反动思想,张主任您明察,这一段时间我大门不出半步,在家读《诗本音》,写的是音韵学方面的文章,你们拿去没有用的嘛”。“拍”的一声,张主任一巴掌拍在桌上,“什么狗屁音韵学,想耍滑头?只要你右派分子写的就是反动东西!不交出来就没你的好果子吃!”……据说张主任后来还对他老伴扬言,说随时都可以把老头送进专政机关。老伴就忧虑,不准他再写任何东西,硬性把钢笔毛笔都藏起来。孙老师更如兔子般惊恐,于是在做扫厕所掏阴沟等“义务”劳动时,更加没命的积极表现,污泥斑斑的老脸上,随时都保持着驯服的笑容。有次他悄悄对我说:荆天棘地于我都不难,唉!最怕的就是他们要拿走我的书稿,这比我这条狗命都还重要得多呐……。

文革中形势多变,有一段时间,社会上闹武斗,乱糟糟的局面中,对他这类人的管制反而松了,连张主任都戴上红袖套去闹派性斗争去了,孙老师的日子似乎也好过得多。那年秋末天气转凉时,老伴甚至还给他缝了一件新夹袄穿在身上,脸上也有了一些生气。一天我见他站在矮墙边,对着一簇长得肥绿的芭蕉树发呆,不时口唇翕动,念念有词。有几句我听得清:“寒灯坐高馆,秋雨闻疏桐”……。上午的阳光斑驳的洒在芭蕉叶和他的新衣服上,他眯缝着老眼抬头望天,枯槁的脸上一副目空无物气定神闲的样子。

孙老师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得到满足的人,贫穷也好,劳动改造也好,被管制也好,只要他一钻进故纸堆,提笔写那谁也不看,永远无法出版的音韵学文章,他就会找到快乐。我见他门窗紧闭,并用旧报纸把窗户从内里糊住,挡住屋外人的视线,我就知道他又在读书写文章了。一次我和他聊天,孙老师告诉我,他有老庄道家思想,身外遭遇不容易使他怄气,他指了指黑黢黢的窗子念了一句鲁迅的诗,我是“躲进小楼成一统”。我问:您喜欢鲁迅吗?孙老师不置可否,只淡淡的说了一句:“鲁老夫子若活着,把他也弄到革命大院里交给张主任一类人收拾收拾,那才是奇观哩”。

七十年代初,已七十多岁的孙老师更渐衰弱,三天两头卧病在床,无钱上医院看病,老伴熬点草药让他服下敷衍了事。做重劳动他早已力不能支,张主任虽嘴里骂他一句“老废物”,但也未过份逼他,算是开恩了。那年冬天,孙老师熬得油干灯草尽缠绵辗转于床褥,从他屋里不分白天黑夜,常传出时高时低的“哎哟……哎哎……”带哭腔的呻吟。那声音特别干涩怪异难听,有些像一支正被宰杀挣扎扑腾的鸡的叫声,刺激人的神经。大家都知道,孙老师日子不多了,一个善良懦弱的生命要完了,大院里弥漫着一种凄凉压抑的气氛。半个多月后,孙老师终于去了。儿子从外地赶回来草草办完后事,大院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九十年代,我离开老家大院二十多年后,路遇孙老师的孙女,当年的小学生,如今已是三十多岁的妇人。我问起她爷爷毕其半生心血写成书稿的下落,她说爷爷奶奶去世后,父亲回来清理遗物,不知道爷爷那些写在废纸片上的文字有何用处,拿来点炉子用了。直到文革结束后,爷爷的老友带一大学教授来家里找这部书稿,父亲翻出剩下的残篇,那位教授看了大半天,跌足叹息,责备我们把有价值的东西给毁了。“你知道的,我们家里除了爷爷,都没有多少文化。”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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