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信港人懂得创新、能够忍受苦难、积极前进,并重塑自身。不过,我不肯定自己是否有这种能力,足以让我留在香港。
我们一家戏称父亲为“保险人”,因为父亲从事保险顾问一职已有40多年,竭力将任何情况下的风险都降到最低。倘有不测之风云,他也努力确保家人不受冲击。
1989年,香港社会对于回归的前景满怀疑虑,我的父母买了份最终的保单:举家移民加拿大。我们入籍加拿大后,才搬回香港。
25年之后,我在考虑是否需要将这份保单付诸行动,离开香港、永久留在加拿大。
最近,我为了进行一项研究,到德国波恩暂住一段时间。同许多于2000年左右移民国外的人士一样,我通过网上新闻报道、Facebook的帖子以及同家人Skype聊天,得知中央政府就香港特首选举的决定。
有一天早上坐火车时,我在手机上首次读到了相关新闻。我情不自禁地感触起来,在周围的德国乘客之中,泪水夺眶而出。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希望同我的香港同胞在一起。不仅如此,我还因为沮丧而落泪,因为香港的境遇再一次令人失望。
过去几年,我对香港的希望愈来愈微小。我如今已是而立之年,本应该考虑置业成家。不过,这些人生目标对我都没有吸引力。若要在香港买房,则意味着要省吃俭用十几年,然后在偏远地区买个小得可怜的房子,我讨厌这样。另外,一想到香港本地学校压力巨大,而国际学校学费又过高,此外别无选择,我就不想要孩子。
香港到处都是游客,我和朋友们不再外出聚会了。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购物:物美价廉的商店消失了,剩下的商店里顾客人满为患,买衣服、鞋子及基本必需品都好像打仗一样。
此外,有迹象显示中央逐步介入香港事务。 2011年,当局提出推行国民教育;今年6月国务院又发表白皮书,称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辖权。
即使港人有权普选特首,也未必能够纠正香港的所有错误。不过,至少我们手中有了选票,可以掌控香港存在的问题,并力求解决。随着中央宣布特首选举框架,这些希望如今都破灭了。
对于我们这些早年移民加拿大、美英、澳大利亚等国的人来说,我们清楚知道自己逃避的是什么。暴力和流血事件的影象,铭刻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当时认为,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坦克驶过落马洲边境,我们就能拿着护照逃跑。
我们未能想像的是另一类型的威胁:我们的生活方式受到逐步干预,并不断被施加限制,以致我们再也无法决定如何治理我们的家。
香港是我的家,我非常关心它。天性使然,我深信港人懂得创新、能够忍受苦难、积极前进,并重塑自身。不过,我不肯定自己是否有这种能力,足以让我留在香港。
离开并不是可以随便说说的事,而且感觉像是对家乡的遗弃和背叛。不过我怀疑许多人像我一样,开始讨论是否离开。这并非因为他们不热爱香港,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所热爱的家逐渐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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