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田专栏】中共为何突然要对外企翻脸？(图)
【看中国2014年08月26日讯】最近，外企在中国受到调查的很多，令海内外人士困惑不解；调查原因何在？对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影响如何？相较于当年拼命吸引外企、收买外企，为何现在似乎像恐吓外企、甚至于驱赶外企？为什么要“不公平地使用强硬手段对待外国企业”？其中，究竟是经济上的理由，还是国内政治上的原因，亦或有国际局势的考虑？
中共近期突然对外企翻脸......(看中国配图)
中国国家发改委如今似乎不太高兴，嫌欧洲品牌的汽车在中国新车价格过高，汽车配件价格也太高。奔驰、宝马、大众和奥迪在内的欧洲品牌只好争相降低新车和配件的价格，希望能得到中国国家发改委的“满意”。
其实，欧洲车在美国的价格也颇高，在美国消费者心目中，欧洲车是豪华、高档和地位的象征。美国商界、企业界高级管理人员坐骑的首选，都是奔驰和宝马。欧洲车在美国的经销服务商那里，汽车维修中的配件价格也是高的惊人。但这些面向小众、市场狭小、高端的豪华车，却不太会与美国政府的“反垄断调查”联系在一起，因为没有一家厂商可以垄断，连寡头垄断都不太可能。比如奔驰，它能“垄断”什么呢？因为它不是大众产品，一辆奔驰S级的豪华房车，在美国要10万美元，在中国高达几百万人民币。但在中国，这一奇怪的指控，却由一个垄断了国家全部资源、掌控了国家经济命脉、操纵了全部国企的政权集团，给提出来了。指控的本身，就非常的滑稽、荒谬和不可思议。
中国所谓的反垄断运动看似主要针对西方汽车制造商，如奥迪、宝马和奔驰等。但事实上，中国反垄断机构数月前就针对许多产业採取了行动，从制药商、奶粉商、到电脑芯片商，都受到波及。包括软件巨头微软和芯片制造商高通在内的美国公司都受到中国的“反垄断”调查，可能会被罚10亿美元。日本12家汽车零部件企业也被“依法处罚”。一些镜片企业，如中国强生（Johnson & Johnson）和博士伦（Bausch & Lomb）等，也因“操纵价格”被罚。
内斗谍影幢幢
中共官方说，他们经过长时间市场数据比较，发现宝马、奔驰、路虎等多个品牌的车型，在中国市场的售价比国外市场“差价高达三倍或更高”。但价格居高本身，并不是垄断的证据。外国汽车在中国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其实是中国的关税、政府的利润、扭曲的汇率、国内市场保护，和中共经济垄断的直接结果。中共祭出“反垄断法”惩罚外商，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手中的赚钱机器、中共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的国企鸣锣开道、保驾护航！如果要查垄断，为什么不查查中国的电信企业、石油企业、和国有银行？
中共的这些所谓的“调查”，真是商业法上的举措，是在“保护”中国民众的利益吗？显然不是。美国商会在致信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克‧卢时正确的指出，“中国执行的反垄断法没有基于竞争或经济的基本法则，而是受中国产业政策目标的影响。”正如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芮捷锐（Geoff Raby）所称：“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形，事关重大，而且牵连甚广。没有最上层的首肯是不可能执行的。”而且，这类行动的直接后果，可能是外资大举撤出中国，这与中共最近20年的经济国策是相违背的，因而，事件背后，一定有中共内斗的影子。
此外，中共的调查也不可能公正进行；因为，连中国自己的反垄断专家，也因为“帮外企说话”而遭到解聘。那剩下的“专家”，就肯定都是一面倒的帮中国政府说话的。这样的调查，怎么会有公正性可言？
路透社的报导称，中共发改委官员在与外企高管的闭门会议上，曾“严辞厉色”的告诉外企代表，说他们如果“写份自承坦白认错，好过请外部律师！”这真是不打自招，暴露了中共暴政无耻和贪婪的真实嘴脸。
显然，中共已经把它们在镇压政治异己、迫害信仰人士、镇压维权人士时所採用的手段，运用到了国际经济和贸易之中。
中共官方媒体指责全球汽车制造商向中国消费者“过度收费”，中国国家发改委随即对该行业进行调查。这是一幅非常恐怖的景象；政府控制的媒体和政府的机构互相配合，随意对民间企业翻脸、发威。中国民众恐怕没有想到，这个似乎是在“保护消费者”的举措，恰恰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剥夺。因为，民企和外企被政府击垮、被政府舆论抹黑之后，当只有剩下的国企坐大时，最后吃亏、不得不付出垄断高价的，一定是普通民众。
如中国欧盟商会声明所述，中共的调查预先设定结论，根本不是公正的调查，人们还在等待，看看那些受到调查的公司，是否会得到完全的辩护权利。从红朝的历史纪录看，中共的行为从来都是蛮横、无礼、随意、粗暴和完全罔顾法律的。人们已经发现，中共当局使用行政恐吓的手段，逼迫公司在没有完整听证的情况下接受处罚。
中共的这些反常举动，在经济上似乎是“自杀式”的，非常难以理喻，但人们如果从中共内部政治的因素、和中共目前激烈内斗的角度看，可能就不难理解。中共当下空前激烈的内斗，权力之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直接影响了私人和民间企业的运作，也直接伤害了普通的守法民众。
为什么中南海要自断财路、杀掉生蛋的母鸡呢？一种解释可以是：中共内斗的对立派别，在当时引进外资时，一定安插了自己的人手和保障了自己的利益。而在清理和打击这些派别时，对方在国企内部的人马可以直接处理，但对在外企内的敌人就很难下手。怎么办呢？通过所谓的“反垄断”来介入，可能就是一个巧妙的办法。
用“反垄断”来插手，可以去查会计帐簿、销售纪录，可以查人事档案、薪资纪录，可以把公司掀个底朝天，对手自然会被揪出来。达到目的之后，政府可以宣布“反垄断”调查没有结果，不了了之。这个做法虽然干扰了商业的正常运作，但可以达到它们政治上的目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当然是蛮可恶的。但是，这也正是在中国做生意的“成本”之一，老外们也许现在会更清醒一些了。
总而言之，在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中共政局处于巨变之中、红朝处于国际正义力量的四面夹击之际，中共突然对外企翻脸，应该是既有国内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经济上的考虑，也还夹杂了国际局势的因素。如果要定量分析，说它是七分内政，二分经济，一分国际，可能并不为过。
作者谢田：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Aiken)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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