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红色大特务汉奸为何都出现精神分裂症
——特务，汉奸与精神分裂症
【看中国2014年08月22日讯】潘汉年作为中共大员和情报头子，代表党和日伪眉来眼去，暗通款曲，却是確凿证据(另一证据是杨帆受华中局饶漱石之命，与日军华中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会谈。“日方提出，希望在华中与新四军达成‘局部和平’，将来与他们合作共同对付美英军队和蒋介石，当下愿意让出8个县城给新四军。”第196页)，一旦被史家写进历史，那就威胁到党国执政的道义基础了。因为党的一个拿手好戏就是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者，而将持异议者贬斥为汉奸的。
最近读到周宗奇所著《三个红色殉道者–潘汉年，杨帆，关露的悲剧人生》(以下简称《殉道者》)，从中发现了特务，汉奸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联系。奇怪的是虽然作者提供的大量证据在在指向这种联系，然而却功亏一篑地未能将其推向其逻辑结论，亦即，充当特务汉奸就必须在政治和心理上做好沦为精神分裂症(俗称精神病)的准备。看来这个结论也只好由笔者来替他完成了。
继“高饶反党集团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之后的“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中的第一案主潘汉年已经被大陆媒体和影视作品渲染得沸沸扬扬，无人不晓，无人不知，早就成为传奇人物了。传奇就在于他神通广大，能够像钻入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那样，把敌人的第一手情报在第一时间搞到手后，向中共中央或有关领导汇报，从而使中共“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及至最终推翻国民政府。更绝的是他敌伪通吃，无论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是汪精卫的日伪政权，他都能够左右逢源，探取他们的机密，如囊中取物，易如反掌。只是，潘汉年一介书生，既无三头六臂，也无千里眼顺风耳，哪来如来佛收放自如，为所欲为的法术呢?
答案就是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权术玩得炉火纯青，哪怕让精神分裂症缠身，灵魂堕入十八层地狱也再所不惜。
美人计，无论东西方，都是碟战中的杀手锏。这一点在几年前热播电视剧《潜伏》中已经表现无遗，同时也是《色戒》和《黑皮笔记本》(BlackBook荷兰二战影片)的主题。潘汉年自然也不免俗，利用黄慕兰的美貌诱惑了法官的儿子，成功地使关向应从上海租界的监狱里得到释放并在第一时间获得向忠发被捕的消息。
杨帆虽然不是在潘汉年领导下，被插入南京戏剧学校做地下工作的，但是由于潘汉年了解国统区的地下党活动，所以当杨帆由于无意中卷入“干预第一(毛江)婚姻”而遭到康生和饶漱石的迫害(尽管借口依旧是他的南京戏校背景)时，潘汉年挺身而出，为他开释作证，才让他逃过一劫。只是在日后的岁月里，杨帆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潘汉年这个“国民党大特务”和“日伪大汉奸”在1955年被“挖出来”之后，杨帆这个知道江青底细的人，再也没人为其“国民党特务”的罪名开释作证了。你说你是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在国民党里卧底的，一旦与你单线联系的上级失踪，牺牲或者自己在党内都自身难保了，谁来给你作证？就连那个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念念不忘的“神秘的王牧师”董健吾，还是收养过毛岸英三兄弟的救命恩人，不是照样在与直接上司潘汉年和陈赓失去联系后，默默无闻地度过潦倒的一生。若无斯诺的过问，这个“神秘的王牧师”真的就名副其实，被人当成斯诺的虚构也未可知了。同样，关露受到潘–杨案件的牵连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只能拿潘汉年来做证人，但是却被告知“潘汉年本人就是国民党特务”，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结果关露在当头棒喝之下，当场崩溃，沦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杨帆作为一个上海左联的作家和诗人(因此才得以认识和了解江青)，后来又成为北大的高才生，爱惜羽毛的他本心并不愿意跟国民党搅活在一起。但是组织决定，不好抗命，并且是在为了“崇高事业”而献身，因此不但要把个人安危，也要把个人名节荣辱抛却脑后。于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言行与思想处处都要处于分裂状态，才是在险境中苟活与幸存的秘诀。生活在强敌环伺，凶多吉少的环境中，想不胆战心惊，恐怕不现实，唯一的支撑就是信念，亦即所谓党的事业。然而含辛茹苦，抛头撒血换来的不是党的鼓励，却常常是无端的猜疑和忌恨，就令人情何以堪了。这种例子在《殉道者》书内书外，不胜枚举。一位变节的地下党员(名字忘记了)，本来坚贞不屈，准备抛下妻儿，从容就义的，然而地下党的刊物中已经把他当成叛徒了。结果被国民党利用来很快将其劝降了。杨帆在于日军头目会谈时，日方为了表示诚意，承诺可以放回一位被俘的新四军政工干部，但是杨帆对此不感兴趣，因为他知道对方已经是个叛徒了。是否又是个误判的例子呢？总之，人在党的眼里，只具工具价值。结果党员被捕之后，不是改换门庭，洗心革面，就只能是精神分裂了。所谓“薄一波叛徒集团案”即是另一佐证。一方面要求党员忠贞不渝，一方面又对他们不放心，不信任，及至栽赃诬陷，这就是党的精神分裂现象。电视剧《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种状况对于一个以暴力革命为己任的须眉男子如果都是一种煎熬的话，那么对于一个冰清玉洁，内心充满孩童般天真和浪漫憧憬的弱女子关露来说，不怕遗臭万年奉旨作汉奸的滋味，也就更加可想而知了。有同样天真者可能会问，既然是奉旨做汉奸，那还怕什么?只要组织和领导心知肚明，又是革命工作，即便不把你当革命功臣，也还不至于翻脸不认人吧?遗憾的是，这正是奉旨做汉奸的下场。当初潘汉年派她打入日伪“76号特工总部”时，更加爱惜羽毛的左联女诗人关露唯一的顾虑就是社会对她的看法。为何一个革命女诗人转眼之间就成为汉奸，而且投靠在臭名昭著的日伪特务门下。对此潘汉年对她的指示是，不但要经受住千夫所指的诟病，而且不能为自己做任何辩护。也就是说不能跟任何人解释说，自己做汉奸是党分派的任务。换句话说，这叫经受得住“革命的考验”。对此，关露的回答只能是：“我–不–辨–护!”
只是，在建立起与日伪特务的联系后，关露还要在日本人的《女声》杂志作编辑，并奉潘汉年之命参加在东京举办的“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她又被逼做中日亲善的广播讲话，结果使自己更加臭名远扬。实在无法忍受沉重的精神折磨时，她写信给在重庆做地下党的妹妹诉苦并表达了想回“娘家”的愿望。她妹妹接信后去求邓颖超将她姐姐换下来，但是邓颖超回延安后回信却说关露的工作很有成效，而“娘家人”已经够多了，因此让她“安心工作”。抗战胜利了，一个把自己的青春和精力无私地奉献给党的谍报工作者终于自由了，终于可以考虑成家了吧？然而当恋人王炳南满怀憧憬地要求从南京去淮南新四军探望关露需要向周恩来请假时，一下子变得冷峻起来的周恩来说，：“炳南同志!关露是个好同志，但是由于她的一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留下不好的名声......你长期从事党的外事工作，如果你们两人结合，恐怕会在社会上带来不好的影响，这对我们开展工作很不利。”
一句话，关露(也包括王炳南)只是党的棋盘上的一粒棋子，只能接受党的摆布，而没有争取个人幸福的自主权利。一句话，党性高于人性。既然过河小卒的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末她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可有可无，更无须考虑他/她的个人幸福和权利了。至于关露的汉奸罪名，为了党国的大计，沉重的十字架，关露只能自己背着了。这样，党就和汉奸撇清瓜葛了。然而党为什么这样担心汉奸名声呢?为什么不能敢做敢当，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地解释说，那都是出于抗战需要，打入敌人内部，正是为了更好地歼灭敌人呢?兵不厌诈，难道有错吗?难道党真是汉奸，所以才要这样偷偷摸摸不成?根据建立在《殉难者》证据之上的归纳推理，似乎不难做出这样的结论。先不说声称“反共既反革命”的汪精卫就是靠着“联俄联共”起家的，而在与潘汉年的私人会谈中，汪精卫也念念不忘与共产党关系的破裂是个“误会”，并声称，“蒋是独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第180页)连汪伪政权的第二三号人物陈公博，周佛海都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而潘汉年派关露争取的日伪特务机关的头子李士群，还有丁默村，袁殊(均为日伪大特务)更是变节的中共特科人员。在见到关露之后，李士群领着她参观监狱，让她看一看，所有牢笼里关的都是国民党“中统”和“军统”人员，而没有共产党员，因为他“只反蒋不反共”。此外，他还帮助潘汉年建立了一条通向淮南新四军的秘密通道，替共产党向那里输送干部。当然这些后来都成了潘汉年这个“国民党特务”勾结“日伪汉奸”的铁证。只是暂且不说潘汉年的所做所为到底让谁受益，仅将“国民党特务”与“日伪汉奸”相提并论，把这两个冤家对头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岂不已经是自相矛盾了吗(contradictioninterms)？除非说他是双料特务，抑或更准确地说，三料(中共–国民党–日伪)特务，才差不多。
尽管毛本人大大咧咧，口口声声要感谢日本的侵略，因为没有皇军`，就没有““““新中国””””，但是那只不过是说说而已，甚至可以解读成毛太祖的幽默。然而潘汉年作为中共大员和情报头子，代表党和日伪眉来眼去，暗通款曲，却是確凿证据(另一证据是杨帆受华中局饶漱石之命，与日军华中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会谈。“日方提出，希望在华中与新四军达成‘局部和平’，将来与他们合作共同对付美英军队和蒋介石，当下愿意让出8个县城给新四军。”第196页)，一旦被史家写进历史，那就威胁到党国执政的道义基础了。因为党的一个拿手好戏就是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者，而将持异议者贬斥为汉奸的。不信，只要看看当今孔庆东的拙劣表演就明白了。因此，当毛泽东听到潘汉年供认的确私会过汪精卫，自己以往信誓旦旦地驳斥国民党所谓“潘汪会谈”为诬蔑和造谣的声明不攻自破时，其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既要当什么，又要立什么。既要争取日伪为我所用，又不愿承担这样做的后果。既要鼓励谍报人员奉旨做特务当汉奸，又不愿为他们背黑锅，并在关键时刻把他们抛出去做替罪羊。这种党国政治上的精神分裂必然导致谍报人员个人身心上的精神分裂。于是杨帆，关露及潘汉年之妻董慧都以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人生开始，而以行尸走肉般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而告终，就是再符合逻辑不过的结论了。只有把自己的手下推上精神分裂不归路的同是左联作家的潘汉年自己虽然没有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但是也从“本来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变得烦躁，孤独，苦闷，沉默不语而神情困顿，似乎完全变了一个样”(第293页)。潘汉年于1977年4月14日在湖南一个劳改农场死于肝癌，终年71岁。直到1982年，也就是死去五年之后，潘汉年才获平反。同年稍后，风烛残年，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关露，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也许她终于认识到，对于自己义无反顾献身的这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党来说，她不过是个被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玩物而已。而这就是一切奉旨为党国做特务，当汉奸的下场。
参考资料：
周宗奇：《三个红色殉道者–潘汉年，杨帆，关露的悲剧人生》，溪流出版社。200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CBwwFr-BlE(《色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UE9ZClimbg(《黑皮笔记本》)
http://hd.cntv.cn/?action=videoset-list&navtype=gkk&playid=PLAY10020775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