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8月05日讯】偏向绝处飞
首先,我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找最大走资派的女儿刘涛谈恋爱?此事应对得稍有不当,我便可能被置于万劫不复的绝境。我冷静地评估了一下局势,认为最恰当的应对是披上灰色外衣,作消极状。我从《红楼梦》里挑了一首《好了歌》,来做自己灵魂深处的挡箭牌。但党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哪里混得过去。一次又一次斗私批修、触及灵魂,都过不了关。我则死守《好了歌》的底线,不敢后退半步,因为退一丁点,就会是万丈深渊。就这样一直僵持到毕业分配。
想知道我当时的灵魂深处吗?我从来就不相信刘头上的那三顶帽子。我读过《斯大林时代》,序言里有这么一段:布哈林等被斯大林处决的反党分子后来都平反了。平反的理由就是当年安在他们头上的那些罪名,因为那些罪名太荒谬了。(全凭记忆,所以不加引号)当时我对刘涛和她的弟弟、妹妹说:“不会超过二十年,你们父亲的问题肯定能平反”。这多少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安慰,但更多的是对我说法的怀疑。
我的那些异于常人的判断,大部分来源于读书。我读马恩列、毛泽东、鲁迅,也读《史记》、《通鉴》、诸子百家;读《红楼》、《老残》、巴金、曹禺,也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 基、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司汤达、欧·亨利。在王前家里,更可以读到当时所谓的内部书:《第三帝国的兴亡》、尼克松的《六次危机》,还有德热拉斯的 《新阶级》。我还发现了延安时期出版的《毛选》,一下子就看出新版时动了哪些手脚。还有《曾文正公全集》,还有上百本的《文史资料》……我读书的速度极快。有人读书是逐字扫描,那叫精读;有人是逐行扫描,那是通读;我是逐页扫描,这是古人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其实一本书里精彩的亮点,就那么几处。书读多了,这些亮点就会自己跳出来。
友谊宾馆前本来有一块三角地,大约在王前家和学校之间的中点,那是我和刘涛初次相约的地方,后来 我们常在此处交换我要读的书。刘涛的女红极佳,她会把我尼龙袜上的破洞织补得天衣无缝,还给我织了一件明黄色的线衫,算是赏了我一件“黄马褂”。周末,我就去王前家,她会用黄油烤馒头片招待我。那个年代,居然还有黄油!这些点点滴滴的温馨,多少缓解了我所承受的压力。
王前十七岁嫁给刘少奇,十八岁生刘涛,所以当年也就四十出头。她年轻时一定极漂亮,那个年代,还一头乌黑的长发,皮肤白皙如玉,精巧的鼻子稍有一点鹰钩。她待我极好,还迫不及待地安排我们生米煮成熟饭。本来是天鹅折翅,现在倒害怕起癞蛤蟆长翅膀飞了。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她和刘涛还喜欢写点小诗、联首绝句什么的。我不太懂平仄、韵律之类的规范,但偶尔出手,倒也让她们不得不刮目相看。我填过一首词:“偏向绝处飞”,调寄《冰调歌头》,这是我自创的曲牌,因为此词的总字数比《水调歌头》多两个字,而“冰”恰好比“水”多两点,故名。
昨怨鹊桥短,今恨银河遥。/寒夜漫天雾绕,初会三角岛。/同是混世先知鸟,比翼何必曾同巢,/双飞上九霄。/偏向绝处飞,/心比天还高。/相聚欢,/别离恨,/虎狼嚎。/狠心相逼,/一腔怒火冲天烧。/痴情两相依偎,/无语泪湿双襟,/驿站度良宵。/谁言冬夜长,/神鸟啼破晓。
疯狂年代的荒诞故事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无法理解我当时所受的压力。那是个疯狂年代,处处都充塞着诸如此类的荒诞故事:一个人随便在一张废报纸上打一个叉,让人拿起来对着阳光一照,背面恰好是领袖像,此人立即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起来,先批斗一番,然后交群众专政。阎连科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里,打碎了一尊毛的石膏像,那就是天大的政治事件。阎先生却把荒诞演绎成男欢女爱的荒唐,那是在痛定思痛之后,对那个疯狂年代的无可奈何的嘲讽和调侃了。
在我所处的那个疯狂年代里,在荒诞的后面则是恐怖。我跟最大的走资派攀亲,最起码是政治上划不清界线,更可能是包藏祸心。如果我那首小词曝了光,那就死定了。什么“混世”、“冬夜长”,那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污蔑!什么“虎狼嚎”、“狠心相逼”,那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丑化和诋毁!什么“偏向绝处飞”、“心比天还高”,更是自绝于人民、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宣言!
当时我把所有的留有文字的东西:日记、书信、手稿……统统烧掉了,不留一星半点残渣余孽。虽然这帮我练成了一付好记性,但现在老年痴呆了,没有片纸只字可供参考,写起东西来就分外吃力。当时我绝不是惊慌失措,血淋淋的教训就在身边。我们系里一位青年讲师刘老师,因为老婆的一封同朋友聊家常的信,就被打成了苏修特务。
刘老师当年也算是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曾被选派到苏联留学,拿了学位、娶了苏联姑娘丽达,一同回到清华教书。育有非常可爱的一子一女,如果不是文革,他们一家的生活幸福得就像涂了蜜。文革来了,老婆是苏联人,那就可能是苏修特务。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就这样直截了当、简单明了。于是就被隔离起来办学习班,这有点儿像现在的“双规”。莫须有事,刘老师自然不会承认。于是就抄家,发现丽达和中山大学一位当年一起嫁到中国的同学有通信。于是内查外调到了广州,请那边帮助抄中山大学同学的家,发现了丽达的一封信。非常普通的一封家常信,女人之间的私房话:如何相夫、如何教子。还交换点如何让丈夫听话的心得:适时地发点小脾气、床笫间使点小花招,让夫君乖乖的就范。专案组的人如获至宝。
下面的故事就十分丑恶、甚至是十分下流了。专案组把这封信掐头去尾,把丽达讲御夫经验的那一段拿给刘老师看:谎称这是丽达给她的KGB(克格勃)上司的述职报告,当时是如何把你拉下水的。丽达已经彻底交待了,苏修特务一案,已是铁证如山。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刘老师懵了,确确实实是老婆的笔迹、确确实实是夫妻间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琐事,难道……
精神崩溃的结果,是竹筒倒豆子。刘老师开始怀疑老婆的一切。杯弓尚且能蛇影,更何况老婆还常去苏联驻华使馆参加Party。于是蛛丝马迹,成了苏修特务的铁案。专案组立了大功,其代价是刘老师一家的妻离子散。丽达被驱逐出境,带走了两个孩子。伤心欲绝的妻子临别时坚持要见丈夫。不让见就是不让见,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我知道,这个故事同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的悲惨故事相比,太不足道了。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我身边,当时我的处境与此相似,随时可能被人陷害,所以我对此事格外记得清楚。后来见到解除隔离后的刘老师,那种颓唐和落魄,看了都让人心痛。那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刘老师一家破镜重圆没有?我在大洋彼岸,只有默默的祝福了。
老海归的生命空白
这年头,“海归”成了一种时髦。我的儿子万方,也时髦得合时,回北京当海归了。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老海归的故事。不,这个题目太大了,是讲他生命中不见经传的空白期中的一个片段。而我,在他生命的空白期,和他朝夕相处过一年多。
陶葆楷先生,30年代的海归,中国创立市政和环境工程教育的开山鼻祖,清华当年的一级教授,土建系的主任。如果他今天还健在,恰好100岁了。下面是官方资料上关于他的简历:
1906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市。
1926年毕业于清华学堂。
1929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
1930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获卫生工程硕士学位。
1930-1931年在德国柏林理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
1931-1936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
1936-1938年任南京卫生署高级工程师兼公共卫生工程研究班教务主任。
1938-1940年任昆明西南联大土木系教授。
1940-1946年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兼土木系主任。
1946-1948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土木系主任并代理工学院院长。
194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研究半年,任台湾大学土木系教授。
1949-1950年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
1950-1952年任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教授,兼任卫生工程系主任。
1952-1954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给水排水教研室主任。
1954-1956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土木系副主任。
1957-1959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兼系主任。
1960-1966年任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教授兼系主任。
1981-1983年任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所长。
1992年2月16日逝世于北京。
请注意,1966-1980这14年,是他生命中的空白,或者说,是官方职务的空白。为什么是空白?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因为这期间正是文化大革命。今年是文革40周年祭,也是先生的百年祭。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吹响文革第一声号角的,是《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中首提“破四旧”,就是要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谁是牛鬼蛇神?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反动学术权威。根据陶先生的资历,自然算不折不扣的反动学术权威,属于被横扫之列。当年是如何批斗陶先生的,我已经说不清楚了。一是因为当时我在文艺社团,不在系里参加运动;二是文革一开始,我就被革命群众归类为“小爬虫”,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机会。
文革后期,工宣队进校之后,才使 我这个“小爬虫”和“老反动权威”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我们专业的学生、老师、干部、实验员,被集中在给排水实验室办学习班,每天早、中、晚的时间都在一起,关起门来斗私批修。根据老毛的宏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最没有文化的工人是领导阶级;次没有文化的实验员是学习班的各级领导。陶先生是最有知识的,所以最反动;我同最大的走资派有瓜葛,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属需要触及灵魂的重点批斗对象。学习班上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那是一种很正规的宗教仪式,要全体起立,右手举起红宝书,夸张一点的,还要用左手按着自己的胸膛,嘴里念念有词。这一段经历遗患无穷。后来我到了西方,始终不能得到神的庇护,就是因为到了类似场合,我就会毛骨悚然,把心里刚萌发出来的一点感恩心,吓到爪哇国里去了。
在这种场合,有时候我会悄悄地用眼角扫描周围的人群。用左手按着胸膛的,大多属于比较不要脸的,但陶先生从来不。他在我们学习班上最年长,站得却比许多年轻人还要直。陶先生是江苏无锡人,却长了那种广东人才有的前额。往后梳的已经花白的稀发,更显出额头的开阔。宽边的浅色眼镜,挺直的鼻子,有棱有角的嘴,宽而长的下巴,壮硕的身材完全没有江南人的纤细。后来在网上看到先生的雕像,形神兼具,是个好作品。在别人念念有词的时候,陶先生从来都是紧抿着嘴,厚镜片下那双深邃的眼,仿佛看着尘世以外的地方。他在琢磨些什么呢?也许,他正在琢磨如何提出适合国情的雨量计算公式?1975年,陶先生的这一科研成果被用于我国给排水设计的规范。1975年,正处在先生官方职务的空白期。职务空白了,但先生对事业的求索并没有空白,对科研和教学的奉献并没有空白。
给排水和公共卫生环境 工程,不属于政治领域,无法做意识形态的文章。对先生的批判,就沦为对人格的诋毁:陶葆楷,你这个反革命两面派!我们这里铁证如山!所谓铁证,说的是陶先生自己抽烟,也给实验员递烟。先生身上常揣着两包烟,便宜一点的劳动牌放在外衣口袋里,贵一点的大前门放在内衣口袋里。给人递烟的时候,从外边掏;自己抽烟时,往里边摸。这种小技巧,怎么能瞒得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于是就成了大批判的素材。
像这类荒谬的大批判,后来我还遇到过一例。摘帽右派李工,有三个孩子,老大李麦,老二李稻,老三小名豆豆。文革中被揪出来批斗,一位老工人对他的批判义正词严:“李 * * ,你满脑袋资产阶级臭思想,给孩子取名都是稻米、白面,都是……细粮。”李工很有点幽默感,抬起被强按着的头,反驳了一句:“我们家老三叫豆豆,大豆可是粗粮。”全场粲然。
今天来说这些荒唐事,已有隔世之感。新海归们,又络绎于途了。希望他们一路走好,不会再遇到当年的荒唐,不会再有生命的空白。
蒯大富和胖老头
蒯大富在清华文革中可是大大有名的人物。“蒯司令”的名头,在当年可说是“如雷贯耳”。在他“响当当”之前,我就认识他,还同他打过交道。
蒯大富是化9的学生,也是校广播台的编辑。我们一起参加过一次座谈会。主题是批“三家村”,这是文革这场大戏的序幕。“三家村”,本来是晚清小说《何典》中一个虚构的村庄名。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在北京市有点名头的人物,从1961年起在他们自己掌控的刊物《前线》上,开了一个“三家村”专栏,轮流发表了60多篇文章。用谈天说地、摆龙门阵的形式,对老毛造成大饥荒的错误竭尽借古讽今、指桑骂槐之能事。我记忆中有一篇“白开水最好喝”,讽喻老百姓穷得只能喝大锅清水汤;还有一篇“专治健忘症”,讽刺老毛忘了自己说过的大话,要用狗血淋头才能使之清醒。毛是何等人物,岂能看不懂这三人的春秋笔法,弯弯绕还能绕得过他?要收拾刘少奇,必须扳倒北京市委这个独立王国。先收拾了彭真门下这些“小爬虫”,出出心中隐忍了多年的这口恶气。所以文革正式开场之前,就先拿“三家村”祭刀。
我们当时虽然闹不明白“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但也闻到了一点味道。老蒯和我各写过一篇批“三家村”的文章,所以一同去参加座谈会。《新清华》上要发会上的发言纪要,其中有蒯大富的一小段,我拿了校样找他核实。他非常认真,并把这一小段扩充成了一大段,看来他相当重视此次出头露面的机会。当时我有点看不惯他的那种“臭显”。也许,正是这种性格,他才能成为大造反派。
在我记忆当中,蒯大富之所以反工作组,纯属偶然。他原来是对工作组的组长王光美无限信任和崇拜的,希望有机会向她直接汇报工作。工作组随便派了一位女的接待他。王光美当年也算是公众人物。许多人都看过刘少奇访问印尼的记录片,其中王光美的优雅风度倾倒了一大片人,甚至让另一个处于高位的女人妒忌得抓心。老蒯这个土老帽,显然没看过这个记录片,竟把随便支使来一个什么女人当成了王光美,絮絮叨叨、推心置腹地汇报了一大通。后来发现表错了情,一种受欺骗的感觉让他恼羞成怒,认定这是工作组的大阴谋,于是就反起了工作组。这一路反下来,在那个抓心女人的利用和支持下,就这样混成了蒯司令。他们两人间最得意的一个合作项目,就是在清华园揪斗王光美。
工作组对蒯大富排山倒海般地批判,则是把这小子太当回事了。老蒯当时的抗压能力和伶牙俐齿,确实也让我们佩服。我亲历过老蒯和一个胖老头辩论的场面。记得是1966年6月的骄阳下,我在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转悠。见到一堆人围在一起,伸头一看,见老蒯正唾沫横飞地与一个胖老头辩论。
“你叫什么名字?”胖老头气势凌人。
“蒯大富”,老蒯可不怯场。
“瞧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的!什么大富……”胖老头先声夺人。
“不!我这个名字是社会主义的。”蒯大富理直气壮。
“?”老头瞪眼。
“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老蒯得理不让人。
“好!”观众中有人起哄。
“你认为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反守为攻。
“这我不能自封。”蒯大富谦虚了一下。
“革命者要勇于承认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开始设套。
“那我就是左派。”老蒯当仁不让。
“希望你不要做左派中的左派,左过头了,就成了右派。极左和极右是相通的。”老头这句话算有点哲理。说这句话时,他用双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左手划到最高点,就和划到最高点的右手碰上了,还挺形象。
……
“你叫什么名字?”老蒯要老头留下姓名。
“不能告诉你,你以后会知道的。”胖老头耍赖。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那个胖老头是薄一波,共产党里的千年老狐狸、白毛老妖怪。当年把阎锡山哄得团团转;后来出面把胡耀邦撵下台;临死前还要把儿子扶上马。
后来蒯大富得了女儿,据说取名蒯小穷。
我同蒯大富后来还有一点瓜葛。他的跟班、人称蒯秘,后来当了我的跟班,这个人就是段某,段某自称“老贼”,把四通的家业败得一塌糊涂。有人说是他的名字就注定了要断送四通永远的基业。老毛就懂得身边要安一个“东兴”。老蒯和我在这一点上,就嫩得太多了。
老子平常儿骑墙
文革初期,盛行过一副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始作俑者,应当是一帮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基于“血统论”的 “红对联”一出台,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我是明确的反对派。我曾经和一位同学激烈地辩论过一场。我还记得她的出身并不好,我们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最后我使出了“请君入瓮”的坏招:“你出身不好,难道能说你是混蛋?”
她的回答让我瞠目结舌:“对!我就是混蛋。”她见我表情怪怪的,也意识到太过分了,急忙补充道:“每当遇到重大问题,我的思想就比较混……”我非常善意地对她说:“那也不能就说自己是混蛋呀。”
为了这副对联,我还被革命小将从学校大礼堂轰出来过。记得是在1966年8月初的一个什么日子。一帮中学红卫兵喊着“好汉”和“混蛋”,冲进了清华园, 在大礼堂摆起了擂台,要辩论这副“红对联”。这哪里是什么辩论,完全是一边倒的喧嚣。“老子英雄!”领呼的女兵一声长啸,“儿好汉!儿好汉!!儿好汉!!!”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动!”领呼的男兵一声叱咤,“儿混蛋!儿混蛋!!儿混蛋!!!”台下一片杀伐汹涌。我当时坐在第三排,相当靠近主席台,我不仅不跟着疯狂,还趴在桌上假装睡起觉来。
我突然感到腰部被狠狠捅了一拳,我抬头看到面前站着一位柳眉倒竖、满脸怒气的女红卫兵。这时候全场都安静下来,我听到一声凄厉的呵叱:“什么出身?”我站起来,平静地说了一句实话:“职员”。她愣了一下,突然喊出了一句:“老子平常,儿骑墙!”会场上的红卫兵,对这突然嘣出来新绕口令,还不太适应,应者寥寥无几。为了摆脱眼前的尴尬局面,她马上回到会场熟悉的口号“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我身边一个好心人低声劝我:“别待了,出去吧。”
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立刻站起来向外走,心里则在寻思:不当混蛋,就得滚蛋,这是什么道理?陪伴我的,又是一阵阵有节奏的口号声: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老子平常,儿骑墙!”
“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
走出了大礼堂,听不到刺耳的口号声了,却不得不承受刺目的阳光。说实话,我这时候心里空荡荡的,甚至有点彷徨。在群体的疯狂面前,理性显得如此苍白和没有力量。
当我在大字报上读到谭力夫的8·20讲话时,更感觉到彷徨,因为非理性居然也可以被表述得那么雄辩、那么理直气壮。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他在一次校内辩论会的发言,是文革中一篇非常著名的讲话。谭力夫口才十分了得,语言生动活泼,极具煽动力。我非常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却非常折服于他的口才。我至今还记得他讲话的一些片段。在讲到阶级路线时,他说:“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你们躲在被子里磨牙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这就叫阶级烙印!”他还嘲笑反工作组的同学是醋缸里泡出来的软骨头,质问时一连用了三个问号:“你们在底下搞的什么鬼?怀的什么鬼胎? 要生什么鬼儿子?!”对批工作组的同学,则公然开骂:“你们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谭力夫的通篇讲话,为“血统论”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我读了,很沮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是“血统论”的直接受害者。我中学毕业那年,要选拔一批直接保送到国外学外语的应届高中生。就品学兼优而论,我被公认为当时学校的“一只顶”。我是我们中学的学生会主席,翻开学生手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是五分。数学竞赛和作文竞赛,我是双料“第一”。但因为出身不够硬,我被淘汰出局。最后出线的,是一位原来很不起眼,出身三代工人的同班同学。我很不服气。心里憋了一口气,考上了清华,还是不服气。听了谭力夫的讲话,心里更不服气。
1967年初,我在一份中学文革小报上找到了知音,他就是遇罗克。关于他那篇振聋发聩的《出身论》,我另文再述。
遇罗克和马丁•路德•金
遇罗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初读遇罗克的《出身论》,那感觉就像见到了一颗划破夜空的陨星。觉得他说出了许多我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而且说得那么透彻,表达得那么准确。文章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抄。许多精彩的片断,我都能倒背如流。和同学辩论时,我的出口成章让人刮目相看,以至于文革后期清队时,还有人在背后告了我一刁状,怀疑我参与了《出身论》的写作。唉!我倒是想来着,但哪有这种机会和水平。
说《出身论》是中国60年代的“人权宣言”,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关于那副“红对联”,遇罗克说:“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他追根究底:“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他判定这副对联是绝对的错误,错在“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鉴于这副对联的争论,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和陈伯达分别出来讲话,说明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此遇罗克并不买账。他首先从逻辑上反诘:“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然后把各种情况剖析得条理分明:“……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遇罗克宣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遇罗克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出身不好的青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认为“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当时有一种说法,因为这些人出身不好,所以要让他们经受更多的考验。遇罗克愤怒地回应:“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是多么不道德!”
遇罗克准确地指出了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 之形成了。而这又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他大声疾呼:“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立刻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 平这人为的鸿沟吗?”最后他号召:“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温这些火一般的语言、感受他的思想的闪光,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和遇罗克同时代的美国人:马丁•路德•金。1963年8月,一位美国黑人牧师发表了感动美国的演说:《我有一个梦》;1967年1月,一个中国黑崽子发表了感动中国的文章:《出身论》。1964年,马丁•路德•金获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遇罗克被关进半步桥看守所。1968年3月,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组织“贫民进军”途中遭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枪击身亡,时年39岁;1970年3月,黑崽子遇罗克在文革“一打三反”的高潮中被红色政权执行枪决,年仅27岁。
每个民族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产生自己的英雄。懂得珍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马丁•路德•金的“梦”,催生了美国的“民权法案”,成为今天美国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日,是美国全国性的假日。全体美国人,包括白种人,都在这一天纪念他,并以他为傲。
我问过我周围的年轻人,知不知道“遇罗克”其人?大多数都摇头,少数知道名字的,对他的事迹、文章也所知寥寥。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在胡耀邦主政时期,难得开明和宽松的时期,遇罗克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无罪”,仅仅是 “无罪”!报上发过几篇纪念文章,似乎并没有在人们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多说几句。
在纪念遇罗克的文章当中,张郎郎的几篇回忆文章值得一读。他们在一起坐牢长达半年之久,后来还一起进了“死刑号”。关于遇罗克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睿智和从容,郎郎有非常生动的记述。遇罗文撰写的《我家》,是我能读到的关于他哥哥生平最详尽的记录。其中有一段话催人泪下:“父亲只用‘霞走了’三个字述说他痛失爱子的事实,这是我们分别前约定的暗号。可怜的父亲甚至不能在信里发泄一下难过的心情,恐怕坏人看见了会加害我家的每一个人。我和弟弟失声痛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在一眼残破的土窑洞里,我们只能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爱的哥哥。”
《我家》中记述了一次姐弟间的谈话:“有一天弟弟对姐姐诉说了心中的烦闷,姐姐说:‘妈妈、爸爸反右时只顾自己痛快,说了几句真话,害得我们跟着受罪。’一旁看书的罗克插话道:‘不要责怪父母。他们说真话有什么错?我看他们说得太少了。整个社会上说真话的人也太少了。如果大家都说真话,不说假话,就不会有这种不平。何况即使真是父母错了,也不能由子女承担责任。’”
我们现在都敢说真话了吗?在今天的中国,说真话仍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1989年,我不过说了句不赞成邓小平杀 人、支持赵紫阳不杀人的真话,就被迫流亡至今,有家归不得。我也有个梦,每年的3月5日,也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遇罗克日”。有一天我们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们的民族就会有点希望了。
周恩来和清华文革
我正儿八经地入过队、入过团、还入过党,但我从来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加入过红卫兵。一是因为我的出身不硬,二是文革一开始我被革命群众定性为“小爬虫”,所以文革早期那些事情,我都只能作壁上观,说得再白一点,就是靠边站。但从远处看,有时候反而比投身其中的人看得更清楚些。比方说,那时候中央领导人都到院校去讲话。来清华的,多是周恩来、薄一波这样的“老官僚”;去北大的,常是江青、陈伯达那样的“文革新贵”。是毛的安排?各自的试点?不成文的默契?明定的分工?随机抽样?气味相投?这里头肯定有点名堂。据说,从1966年7月30日到8月22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先后20多次接见过清华的师生代表,4次亲临清华参加会议。我能参加并记得的,是周恩来两次在学校东大操场召集的大会上讲话,一次是1966年8月4日;一次是8月22日,中间8月18日“伟大领袖”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周在场调度指挥。这三次我都身临其境,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周恩来其人。
在文革的全过程,我对周恩来都充满了敬意;很自然,也因此对“文革新贵”充满了敌意。我想这是当年清华相当一部分师生的潜意识。老毛能明察秋毫到如此细微处,所以特作如此安排?毛在文革后期曾告诫四人帮:“反周必乱”,可见毛对民心的把握、民意的操控,相当精准,此其所以为毛也。
话说8月4日那天,周恩来穿着短袖白衬衫,来清华参加群众大会。同来的有董必武、邓小平、李富春。参加大会的,有清华的师生员工,还有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总数应有上万人。周的普通话带点苏北腔,端着右胳膊,僵硬得自然,极有风度。开门见山,就说是中央、党中央的常委会和毛主席要他来过问一下清华的文化大革命。然后把清华自工作组进校23天里发生的大小事情,历历如数家珍,不用讲稿,全凭记忆,说得头头是道,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大国总理,脑子里得装多少事情!周在讲话中明确承认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错在不搞斗批改,而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算是给老蒯初步平了反。说是初步,因为大会既安排了蒯大富发言,也安排了反蒯派发言。反蒯的代表是一位女生,用的语言极为夸张。她在发言中指称蒯大富“把我们的肺都气炸了”,后来成为清华园里的流行语。我们每逢遇到不高兴、或不顺心的事,就说“把我的肺都气炸了”。在后来的那些日子里,我的肺被气炸了N次。
那天邓小平也讲了话,清晰而圆润的四川腔,话不多,讲了一个意思:毛主席让你们吃饱了饭不念书,干什么?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董必武的讲话。董是共产党的创党元老,时任国家副主席,当年有八十了吧?声音已经是颤巍巍的了,但讲的话实在。他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我们也想不清楚。但主席说要搞,那我们就搞。历史的经验证明,主席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遇到新事物,我们猛然想到的、脱口而出的,常常是错误的。按照主席说的去做,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虽然不理解,后来就理解了。”唉!不知道董后来对文革理解没有?
8月18日那天,毛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清华的队伍就在金水桥旁,离城楼很近。上面的人物、动作,清晰可辨。我没有被周围的狂热所传染,而是冷眼旁观,还真让我看到一些相当有意思的细节。有两个场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一是他们的出场。刚开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领导重新排位。最大的变化是林彪升到第二位,刘少奇降到第七位,出场要反映这种变化。毛破天荒穿上了军装,挺着肚子走在最前头,瘦骨伶仃的林彪紧随其后。毛的步伐慢而缓,林的步伐急而促。后来我在记录片里更印证了如下的细节:林彪一不小心就要超越毛了,这时候周恩来出手了。周扯住林彪军装的后摆,很用力,因为从后领到下摆都扯直了,林几乎是一个踉跄。待毛走出了一步,周才松手,其后林彪一直自觉地保持着这一步之遥。更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后头,这时候周停住了脚步。周不动,后面没有人敢超越他。等到毛、林走出了七、八步,周才带着大队人马缓缓跟上。我心里不由得感叹一句,周恩来这个人,真正不得了。
第二个场景,是毛除了跟红卫兵挥手之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把刘少奇拉到一边侃侃而谈。从两人的肢体语言来看,像朋友间的谈心、像三娘教子、像师生交流。主要是毛在说,刘在听。说的耐心而诚恳;听的虚心而谦卑。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后来刘家的人告诉我,毛是在做刘的思想工作。毛说:中央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指派工作组的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你现在是为党担过,回去要同光美同志和孩子们讲清楚,不要因此而背包袱。都是一些安慰的话、宽心的话。刘居然也信以为真。刘少奇也算是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历练过来的,智商也不低,尚且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中。真正不得了的,还是毛这个人。
8月22日夜晚,周恩来再次来清华参加大会。会前下起了大雨。听说部分群众已经入场,周身穿一件灰色的旧中山装,坚持冒雨前来参加会议。简陋的主席团没有防雨设施,周在雨中淋了三小时。期间有人帮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表示要与会场的师生同甘共苦。这时候会场上响起了一阵阵有节奏的呼喊:“总理、打伞!”“总理、打伞!”我相信许多人脸上的雨水都混合了泪水。那个晚上,周反复讲的是一个人要不断地检讨自己,要干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对师生的宣讲?还是自己内心的独白?其实在这种场合,说什么都不重要了。周要同大家“博”的是那份感情。
从8月4日周的博闻强记,到8月18日周的精细和分寸,到8月22日周的拼老命、博感情,你就会理解,为什么老毛终其一生,真正打不到的,仅周恩来一人而已。
我的学长胡锦涛
胡锦涛是我的学长。四十年前,我们同在清华文艺社团,作为集中队员,我们吃在同一个食堂、住在同一片宿舍、组织生活在同一个支部,有过一段相当亲密的接触。听到他在耶鲁演讲开篇的一段话,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他说:
“进入耶鲁大学的校园,看到莘莘学子青春洋溢的脸庞,呼吸着书香与空气,我不仅想起四十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度过的美好时光,学生时代对于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当年,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同学们给我的启发,我至今仍受用不尽。”
老师们的教诲,首先是蒋南翔校长的教诲。我们刚进学校,在迎新会上,蒋校长就教诲我们:“清华培养的学生,要在二十年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当时我们很不理解,现在我们有点明白了。耶鲁三百多年来培养出了包括五名总统在内的许多英才,清华二十年内培养出了包括胡锦涛在内同时上岗的四名政治局常委,就单位时间的产出而言,清华还更胜一筹。
蒋校长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主要是在培养学生干部时采用“政治辅导员”制度。当年文艺社团有四名辅导员:印甫盛、胡锦涛、李桂秋、任丽翰。他们当中,印和李表情冷峻、胡和任待人温柔。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听话、出活。他们的昵称很有意思:那三位同他们的姓名有关,分别叫老印、李桂、小翰,只有胡锦涛,大家叫他“大帅”。为什么称他“大帅”?我曾请教过老印,他也说不清楚。看来这个名字叫对了。从文艺社团的“大帅”,到共青团的“大帅”、贵州省的“大帅”、西藏自治区的“大帅”,一直到全国的“大帅”。
但从当时文艺社团的四位辅导员来看,表面上老印更像“大帅”。他们四人当中,老印是支部书记,一把手;胡是团长,二把手。他们配合得很好。老印这个人很强势,说一不二;胡却谦虚随和、善解人意。开会的时候,定调做总结的,是老印;补充说明、完善细节、思路缜密的,是胡锦涛。
文革初期,他们四位辅导员联名写了一张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题目是“清华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也是由老印来主导,胡只是在上面签名。后来清华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老印都有所涉及;胡却非常低调,不再参与。老印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壁垒分明;胡却基本上没有反对他的人,谦逊、平和、与人为善,使他广结人缘。论长相,老印黝黑英俊、目光锐利;胡白净 端正、温文尔雅。刚者易折,柔能克刚,所以最后胡锦涛一路过关斩将,成就了真正的“大帅”。
但在当时,做事情,我更愿意跟着老印;业余活动,我更愿意跟着胡。文革期间,写大字报、搞战斗组,我都跟老印在一起;外出串联、游山玩水,我就同胡在一起。我一共串联过两次,一次是独来独往,从北京—广州—海南岛—湛江—南宁—桂林—上海;另一次是同胡锦涛,我们两个人一起从北京—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一路上我们很少谈文革,而是沉迷在沿途的景观:西安的古朴;成都的繁华、重庆的山城、三峡的险峻、大江的辽阔……他在南京下船,应该是回了泰州老家;我则是在上海下船,也是回家看看。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他出面安排一切,又让你感觉受到了尊重,极细心也极周到,处处让你觉得舒服。
胡锦涛是水利系五字班的,应该在一九六五年毕业。因为当政治辅导员,按规定延后一年毕业。这一延就到了文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八年才离校。记得他是分配到甘肃刘家峡。离京前,他请老印和我吃了顿饭。老印说要敲他一下,点了晋阳饭庄。我是第一次进北京的大饭店。晋阳饭庄的店址原来是纪晓岚的书斋“阅微草堂”。院宇幽静深 邃,梁柱雕漆描画,号称正宗山西味,京都第一家。我很喜欢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所以在这里吃饭,还能感到一点残留的书香。记得那天还喝了点小酒,三人不胜唏嘘,因为今日一别,就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这一别,就是十四年。一九八二年,他从甘肃省建委的任上调中央党校学习,我当时已在中科院计算中心上班。他从火车站乘公共汽车到党校报到。途经332路黄庄车站,他特地下车和我匆匆会了一面。后来他到团中央工作,各方反映和口碑都不错,我也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脸上也有光焉。
再一晃又是五年。一九八七年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在贵阳开会,我创办的四通已小有名气。他正在贵州省当书记,约了时间去拜访他。会客室温馨而简朴,比我那个已经十分简朴的总裁办公室还要简朴。他还是那样谦和谨慎,谈话中能感到他同省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得不错,这是他的强项。省科委的人在边上作陪,聊了一些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企业的事情。临走时,特地让我带走两瓶茅台。我相信,这两瓶一定是真货。
然后就是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从此我们的人生轨迹趋于两极。但在我内心深处,还是默默地祝福他。先是祝福他能顺利接班,然后是祝福他能有所作为。当有消息说他曾派人去欧洲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情况,一上台组织政治局学宪法,面对SARS的施虐公开出来讲话,力排众议纪念胡耀邦,都让人对他燃起某种希望。然而,关于学古巴、北朝鲜的讲话,又让人极度失望。
其实希望和失望,都是我自身的问题,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佛家禅宗有言,是心动,而不是旗动。他还是那个在共产党体系里 “听话、出活”的胡锦涛。我毕竟还是凡心未泯,最近一连写了三篇文章:《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和《山坳上的共产党》,一是对已逝的长者的悼念,二是对自身思路的梳理,三也是对在朝在野双方的建言。至于别人是否听得进去,那就不是我能关心的问题了。
同江青有关的“切肤之病”
对江青这个人,我从来就没有过好感。文革期间,她很少到清华来。我记忆中只有在六六年底,她和姚文元、王力在清华的师生员工大会露过一次面。她也没讲出什么名堂,只是喊了几句口号。江青喊口号在文革中相当有特色:做作的腔调、尖尖的嗓门、拉长了尾声、略带点颤音。“同学们~,你们好~~!毛主席让我来 看你们啦~~!”正常人听了都会毛骨悚然,但还是有人听了会热泪盈眶。那样的人按朱成昭的说法,应当属于“傻瓜”。在六六年十二月,我对文革的认识已经完 全认同朱成昭当时对文革的经典概括: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
小朋友们可能会问:朱成昭是谁?不仅小辈们不知道,可能和我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不记得这个名字了。大家都知道当年的“五大领袖”: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和地院的王大宾。其实,朱成昭才是地院东方红的早期领袖,也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最早的司令。能总结出文革是“骗子、疯子和傻子”的,这个人一定不一般,非常有独立思考能力。关于朱成昭,我所知不多,只知道他同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关系匪浅。
江青介于骗子和疯子之间,所以格外令人讨厌。我至今还记得两次很有她自己特点的讲话。一次是在北大。时间应在周恩来8月4日来清华讲话的前后,江青、陈伯达一行到了北大。我是在大字报上看到她讲话的内容,那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恶心”。在上万人的大会上,没说一句有点水平的哪怕是空话、套话,全是长舌妇的搬弄是非。“我也要控诉~!”“那个张少华~,她是个坏人!她的母亲,也是个坏人!她们欺负到我们头上来啦~!”张少华即韶华,当时北大的一个学生,嫁了毛岸青这个智障,好歹也算是毛家的媳妇。把家务事拿到大庭广众来宣讲,还要激动得声泪俱下。我当时的感想是:“伟大领袖”怎么找了这么个女人当老婆?!我想同在主席台上的陈伯达等人一定十分尴尬,因为大字报上有括号说明:听了江青同志的控诉,其他中央首长很沉痛,都低下了脑袋。旁边还有个加注:脑袋快低到裤裆里了。要是在今天互联网时代,一定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批注。
另一次是在大串联途中的火车上,一清早,我还睡眼惺忪的,就被带红袖标的捅起来了,说是要传达中央首长的重要讲话。整个车厢的人起立,挥动红宝书,先祝万寿无疆、再祝永远健康。“红袖标”开始传达“敬爱的”江青同志不知在什么场合的一个讲话。我迷迷糊糊地听着,不知“红袖标”所云。突然,我激灵了一下,因为“红袖标”学起了江青的腔调,声音变得十分凄厉:“还有那个王光美!去印尼访问之前,还专门来问我:‘出国能不能戴项链? ’我告诉她:‘不能戴!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后来我看电影,她又戴了!!!”“红袖标”念起了括号内的说明:“说到此处,首长很激动,哭了。”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吃了苍蝇。立刻想起蒯大富在清华园里揪斗王光美,特地用乒乓球串了一副大项链给她戴上,以此来表示对一个高雅女人的羞辱,显然老蒯的创意应当出自江青的这次讲话。
据说蒯大富现在说起江青来,仍然称赞得不得了。我有点纳闷,老蒯智商也不低,为什么其感受同平常人,即绝大多数中国人如此南辕而北辙?是知遇之恩?怕否定自己?情人(广义)眼里出西施?义无反顾的反潮流?我想不清楚。
我同江青从来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也没受过其迫害,谈不上有什么“切肤之痛”。但确确实实,我为她得过一种“切肤之病”。蒯大富办的《井冈山》报上有一篇吹捧江青的文章,四个小标题是毛的四句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结论是: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用词极其华丽、夸张、肉麻,我读的时候,全身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没料想由此落下了一种怪病:只要我念及这篇吹捧江青的文章,或想起这个妖精本人,就会起鸡皮疙瘩,在胳膊部位尤为明显。我开始有点担心起自己来,原因又不能向外人道。暖零的一位女同学,叫蒋世俊,说她的表哥是北医三院的脑外科医生,可以帮我查查。
她带我去了北医三院。蒋世俊的表哥很帅,笑眯眯地问我怎么回事。我伸出胳膊,意念一做功,就出现了鸡皮疙瘩。他说可以帮我做脑电波检查。我觉得很新鲜,就跟他进了一个黑屋子,躺在一个大椅子上。在我头上套了一个像外星人头盔那样的东西,又在我胸、腹、胳膊、腿等处贴上电极头,引出许多导线,他嘱咐我闭上眼睛。我很听话。检查期间一会儿铃声响响、一会儿灯光闪闪,我也不为所动。好大一会儿,走出了黑屋子,我看到蒋世俊的表哥正在看一大叠曲线记录。这就是我的脑电波吧?他看得很仔细。最后,他抬起头来,说了三个字:“很正常”。临别,他笑眯眯地建议:“也许,穿长袖衬衣会好一些。”
这症状持续了一个时期。大串联时回到宜兴老家,我在母亲面前还表演了一下胳膊出疙瘩。由于回到了童年的时空,忘却了尘世的喧嚣,彻底地放松了一把。有一天母亲突然问我胳膊上好了没有。由于心情好转,我让那个妖精在心里翻了三百六十个筋斗,也没有出鸡皮疙瘩。这才告别了“切肤之病”。
懂得心理分析的朋友一定会明白,像我这样的人不适合搞政治,因为政治实在是一种“脏话”,有“洁癖”的人很难生存。我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不乏过人之处,但我也有自己的致命弱点。
“不要打人!”
我曾经说过,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有网友加了个批注:“简单而深刻的定义”,还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社会,居然会发生这样的荒唐?我说不清楚,但芦笛说得清楚。他正在发的那些文章,把其中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至于什么叫文明?我的理解更简单:就是不要骂人、不要打人、不要害人、更不能害人性命。家里长辈、学校老师,从小就是这样教育我的。
我这里简单交代几句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籍贯和出生地都是江苏宜兴。宜兴可是个好地方,不仅湖光山色迷人,人文气息也淳厚。这年头标榜家乡名人给自己贴金,是一种流行的俗套。我也不能免俗。有几位“乡长”(与“学长”的称谓类似,有人说这是台湾腔,其实是我们江浙人带到台湾的说法),我认为必须向各位夸耀一番的:首先 是储安平,我非常为能有他这样的同乡而自豪;其次是徐悲鸿,还有我们清华的校长蒋南翔,以及像周培源、唐敖庆这样的学科领头人……
宜兴人很重视教育。教师这种职业,在我们家乡一般都会得到普遍的尊重。记得小时候在外婆家,乡里开大会,主席台上坐着的,除了村长书记,通常还有当地小学的校长。我在宜兴上过三年小学,校长是宜兴人,这不稀奇。后来我在上海泰康路小学的张校长、在上海五十五中学主管教学的余校长、在北京清华大学的蒋校长,都是我们宜兴人,就有点凑巧了,这也可见宜兴的学风之盛。其实,我祖父就是有点名气的私塾老先生,在乡里被尊称为“大先生”。我二伯父万达明,南开毕业后回家乡教书,当了多年溧阳高中的校长。溧阳高中是江苏省重点中学,考上清华的不在少数。在校时,遇到过几位我二伯父的学生来“攀亲”,还记得其中有一位叫周福臻。
1949年之前,我大伯父当过县长之类的地方官,我父亲则是上海汇丰银行的职员。我们家风厚道,乡邻关系极为和睦,从来没有和别人红过脸。我总记得小时候母亲讲的一件小事:有一天她把一件缎子面丝棉袄晾在外面晒太阳,也许是让风吹跑了,再也没有找回来。后来邻家婶婶冬天把它穿出来了,外面罩了一件旧布衫,下面还露出了一大截。邻家婶婶欲盖弥彰,反而弄得我母亲觉得很尴尬。她特地把邻家婶婶拉到家里,打开衣箱,说有些衣服已经不合身了,让她挑几件自己喜欢的。这样鱼目混珠一下,邻家婶婶就可以把好衣服堂堂正正地穿出来了。
“人有时候会做错事的,千万不要伤他的面子。伤了面子,就是伤了他的心,有时候就是绝了一个人的路。”这是我母亲的教诲。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孩子,很窝囊,不仅不会打架,连骂架都不会。记得小时候邻家姐姐骂我妹妹,骂人话一串一串的,动词、形容词极为丰富,还有节奏感,简直是“大珠、小珠落银盘”。我妹妹一声不吭,待对方骂累了,才轻轻回一句:“骂你自己。”于是又进入新的乐章,这回是疾风暴雨的快板。
对于那个以骂人、打人为时髦的荒唐年代,我有一种生理性的厌恶。老毛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句“要武嘛!”就把人的兽性激发到近乎疯狂。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一张口就是“滚他妈的蛋!”听得我头皮一阵阵发麻。她们抡起皮带来,那股狠劲,看得我心里一阵阵发颤。我目睹过两个场景,打人的都是小女生。
第一次是拆毁二校门的时候,那天是1966年6月24日,这一天应当明定为“校耻 日”。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主导了清华园里的第一场浩劫。他们用汽车拴上绳子将二校门拉倒,那么漂亮的二校门,糅合了东方典雅和罗马古典的二校门,顿时成为一片废墟。更可恶的是他们用皮带赶着原校党委的领导,来清理这片废墟。因为他们是“黑帮”,所以他们有的满脸被泼上了墨汁;因为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所以他们有的被剃成了阴阳头;因为有老痞子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中的示范,所以给他们挂上了牌子、戴上了高帽。动作稍微迟钝一点,立即皮带伺 候。被打得最惨的是李传信,当年某个系的总支书记,十八年后,他是清华的党委书记。让人心疼的是何东昌,腿已被打伤了,为了避免再次挨打,他奋力地在地上爬行。十六年后,他是高教部的部长。
另一次是我在南下串联的火车上。一个小女生押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上书“地主婆”还 打上了红叉。她故意让“地主婆”站在两节车厢的对接部分。列车剧烈的晃动让老人很难站稳。她颤巍巍地想靠一下车门框,女红卫兵立即毫不留情地抡起了皮带, 每一次抽打都带着呼啸。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好汉。面对暴行,我真想喊一句“不要打人!”但我没敢喊出来,其实我内心很怯弱,甚至害怕皮带落到自己的头上。
文革过去四十年了,那么多人在总结经验教训,说得各有道理。我的总结很简单,或者说,我的愿望很卑微:无论目标多么伟大和崇高,一不要打人,更不要死人。是的,文革期间清华园里,一共死了29人。其中同我本人休戚相关的,有三人:我同班同学姜文波;罗征启的亲弟弟罗征敷;“罗文李绕”一案的刘承娴。
我参观过华盛顿DC的越战纪念碑。横卧在坑道里的黑色大理石碑上刻满了阵亡将士的姓名,给人一种莫名的震撼。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包括他们三人在内的数千万文革受难者的名字。
空望月儿明
从1970年1978年,我在承德前后生活了八年。人生的二十四岁到三十二岁,本来应该是充满绚丽和璀璨,因为普遍的大环境、因为独特的个人境遇,给我留下的却是一段晦暗的记忆。那八年当中,我先是在铁路车辆段当工人,后来在铁路中学当老师。当刘涛南下西去(承德在北京东北方向)后,留下我一个人,家徒四壁、冷冷清清,可说是到了人生的最低谷。能给我精神安慰的,一是读书、二是收听来自太空的“靡靡之音”。
你们听说过梁绍良和周友康吗?他们是我精神上的良师益友,也是美国之音的时事播音员。梁绍良的音色,不亚于中央台的夏青。收听他们播讲的时事经纬,是我一天生活中的大事。记得他们评论林彪事件后的中国社会,用“上层僵持着,中层瘫痪了,下层灰心了”来概括,我觉得言简意赅,说得极为准确。我也喜欢VOA的音乐节目。记得听过一首吉他曲 “Aloha”,伴随着夏威夷海水的涛声,每一声叮咚都轻软地敲打着你的心。仿佛吉他歌手拨动的不是琴弦,而是你的心弦。我也喜欢美国的乡村音乐,那里有美国早期拓荒者艰难辛苦的吟唱,也有西部牛仔追逐绿草水源的高亢。对我来说,这都仿佛是从月宫里飘下来的仙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偶尔也能收听到苏联的广播,播音员浓重的俄罗斯腔,让人大倒胃口。后来我读到美国CIA关于对外宣传的条例,其中有一条是:流利地使用对方国家的语言是有效宣传的前提,因为任何人对借用他们的语言都会有反感。起码在这方面,美国人比俄国人更明白,也更有效。差不多二十年后,我在海外遇到中文流利的周友康,他还在VOA工作,这回是他和我面对面的访谈。我同他见面的第一句话是:嗨,久违了,老朋友。我还向他打听梁绍良,他说梁是老一辈的,已经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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