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斯诺和海伦在中国。（网络图片）
一九二八年， 二十三岁的斯诺靠混船票跑到繁华的上海寻找出路。他很快成为听命于斯大林的共产国际间谍网罗的笔杆子。斯诺在上海的红色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一九一七－一九五三）上发表了不少报道，影响了不少读者，其中之一叫海伦（一九零七－一九九七）。
一九三一年八月，海伦到上海美国总领事馆工作，特意带着剪辑的一大本斯诺报道约见作者。对海伦的一见钟情让在上海的美国人中感到孤立的斯诺打消了离开中国的念头。海伦拒绝了斯诺的二十一次求婚，直到斯诺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书稿《远东前线》后，他俩才于一九三二年圣诞节结婚。
凤凰卫视的斯诺宣传片采访过的武际良在海伦百岁冥诞时发表纪念长文《绵绵不绝中国情》，其中表示，“海伦称：她和斯诺的婚姻在其存在的时期，是一个‘二人工作队’，一个‘工合’式的成就，而且为不少人和历史事件提供过动力”。“工合”全名为“美国工业合作委员会”，是在海伦的建议下由另一个国际共运成员路易•艾黎出面于一九三八年在中华民国成立的红色经济组织，打着迷人的旗号，暗中支持共党。海伦为此写作宣传品《中国为建立民主而奠基：工合运动纪实》。
一九三三年春，斯诺夫妇迁居北平。 不懂中文的斯诺从一九三四年初春至第二年深秋，应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梁士纯邀请，任燕大新闻系客座讲师，以教师身份搞红色宣传。而燕京大学本来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团体依靠他们的财力和人力在司徒雷登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教会大学。就是说在与共产主义对立的教会大学，红色鼹鼠也能出任教职，宣传违背基督的邪说，可想而知红色势力如何无孔不入了。
第三国际为了阻止民国政府消除共产共妻的红色恐怖主义，一再挑动幼稚的爱国学生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将共产国际与民国政府的矛盾转嫁为中日两国的矛盾，混淆视听，欺骗民众。斯诺夫妇把中共地下党员撰写的《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译成英文，打印数十份，分送给驻北平的外国记者，通过他们制造国际舆论和压力。 在斯诺的家还密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具体步骤。海伦写了造成一百多人受伤的“一二•九”的系列报道，连续发表在红色周刊《密勒氏评论》上达半年之久。
参与“一二•九”的燕大学生黄华和龚普生、龚澎姐妹等都曾出入斯诺的家，都受到红色宣传的迷惑。黄华和龚澎于一九三六年，龚普生于一九三八年分别加入共产党。斯诺夫妇协助发起的所谓“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导致一大批爱国青年象黄、龚一样误入歧途，成为马列子孙。对此武际良写道，“由于海伦当时表现得十分活跃，北平学界不支持学生运动的北大学者胡适曾在一次教职工会上诬称：‘这次运动是由斯诺夫人发起的，不是拿了莫斯科的钱，就是得了罗斯福总统的资助。’”
如果说鲁迅是宣传苏共的头号中文笔杆子的话，那么，斯诺就是宣传中共的头号英文笔杆子。也因此最迟从一九三三年二月起，斯诺就开始着手配合共产国际宣传鲁迅，准备翻译出版英译本鲁迅小说选集。鲁迅日记在二十一日记载：“晚晤施乐君。”
从一九三五年一月起， 斯诺就可能通过赛珍珠在她第二任丈夫主编的英文月刊《亚洲》上发表评论和译作，吹捧鲁迅。一九三六年五月，为了把鲁迅等其同类当作“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推向世界，斯诺在翻译姚克的陪同下采访鲁迅。同年由斯诺夫妇在杨刚等红色文人的协助下编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一书，就在共产国际的老根据地伦敦出版。此书推介了以鲁迅为首的“左联”成员，包括杨刚的自传性小说《日记拾遗》。此前海伦就在杨刚的帮助下，以“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为名发表论文，推荐接受中共领导的红色笔杆子， 这篇论文作为附录编入《活的中国》。然而在红色中国，杨刚于一九五七年就被迫自杀身亡。
对《活的中国》斯诺在他的自传《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中承认：“作为艺术，这本小书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外国友人忆鲁迅》，第四十六页）然而当时鲁迅们“听将令”写出的宣传品让斯诺夫妇深受误导，海伦在回忆编译《活的中国》的体会时写道：“一个人只有亲身领教了这种严酷、落后、充满迷信与残暴制度，才能识别共产党人努力从基层改变中国的了不起的进步性。” 因此，武际良断定，“两个斯诺通过编译《活的中国》，为他们后来，为什么一定要冒险访问陕北，探索中国革命的真相，写作《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的思想背景作了铺垫。”
斯诺不仅积极配合红色势力颠倒黑白，吹捧鲁迅，还歪曲事实，宣传“共匪”，欺骗世人。
一九三六年六月，宋庆龄按毛泽东的指示，安排斯诺和马海德在假牧师董健吾地带领下，通过张学良身边的共产党员刘鼎，违背国民政府的禁令，秘密潜入共产国际在中国割据的苏区。斯诺是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马海德则是苏区的第一个外国医生，从此分别成为中共的洋鼓手和洋帮手。
海伦随后想到延安，但只抵达西安，于是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采访张学良后，在《密勒氏评论》等红色媒体上发表《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这之后又在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喉舌《中国呼声》上发表《东北军想打回老家去！》的宣传报道。对此武际良称，“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最早向国内外公众透露出要求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呼声”。就是说，海伦不仅协助斯诺包装毛泽东及其共党，而且还参与共党为发动“西安事变”而搞的红色宣传。
一九三七年，海伦通过黄敬（俞启威）获知延安五月要举行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于是与去开会的黄敬于四月赶到延安。海伦象斯诺一样在苏区受到四个月的款待，采访了斯诺没能见到的朱德等共匪头目，补充了斯诺名下的《红星照耀中国》中的相关内容和照片。海伦在延安期间，又名“七•七事变”的“卢沟桥事变”发生。
海伦协助中共享《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迷惑世人，她还把毛泽东对她撒的谎以《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为题，先在北平出版的红色杂志上发表，后被巴黎出版的红色《救国时报》转载，为毛泽东误导国内外民众。海伦宣称，“显而易见，毛泽东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中国的缩影。”（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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