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桃花源记》创作探秘(组图)
伟大的中国文豪留给湖南两篇名文，一篇是《桃花源记》，另一篇是《岳阳楼记》。桃花源植根于武陵的桃源，岳阳楼定位于巴陵的洞庭，游客前来问津、赏花、访古、探幽，在不知不觉中，灵魂得到洗涤，境界得到升华。
花开两朵，先表一枝。《桃花源记》倾注了陶渊明一生的深情和心血，并与诗人的品德、气质、经历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经历了一系列政治上的纷扰。他发愤读书，在《拟古》诗中说：“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颇具“大济苍生”的抱负。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至晋安帝义熙元年，陶渊明先后出任祭酒、参军等职，意欲通过做官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正直耿介的性格与黑暗腐朽的官场如水火冰炭，几次都抛印而去，最后一次挂冠彭泽令，结束仕途。“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对于混迹官场，他追悔莫及。
从四十一岁到六十三岁跨鹤西去的二十二个春秋，陶渊明寻得了耕种之乐、觅到了垂钓之闲、找着了灌园之趣，也与情趣相投的友人往来酬唱。但现实生活毕竟冷酷无情，经过战乱的田园风光并不如他所描绘的那样安宁，他归田耕耘，生活却连最低限度的温饱也无法维持！总结五十多年的岁月，对信奉的天道产生了根本的怀疑。暮年，陶渊明的思绪久久地停留在与他的时代接近的两个人身上。一个在说：“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这是魏末的阮籍；另一个又在说：“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况不营，无荣无辱”——这是西晋的鲍敬言。应该有像阮籍和鲍敬言所说的这样一种社会，当好友羊松龄邀他赴关中游历时，他在赠诗中写道：“闻君当先迈，负疴不获俱”，陶还希望羊松龄代他向商山四皓等精英表示问候。
明 •仇英 《桃源仙境图 》
《桃花源记》给人深刻的纪实印象。桃花源在雪峰山下的武陵渔川，刘子骥也实有其人。《晋书•刘麟之传》记载刘子骥“居阳歧”，戴叔本《水经江水注》“今考阳歧即今石首县西山，在江之南岸”，距武陵不远。
与陶渊明同时而略晚的刘敬叔，著《异苑》十余卷，卷一有这样的记载——“无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方容人，蛮人入穴，见其旁有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砍树为记，其后茫然，无复仿佛。”
这段故事与《桃花源记》仅有“捕鱼”与“射鹿”之别，其余何其相似！刘敬叔不是等闲之辈，在义熙七年(公元411年)曾为南平国(在荆州以南)郎中令，后又升任征西长史。他去世略晚，当然看到了陶记，但他的记述绝不是陶记的改写。
南朝后期黄闵所著《太平御览》卷四十九引《武陵记》云：“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号曰：‘桃花源’，故陶潜有《桃花源记》”。又曰：“昔有临沅黄道真，在黄闻山侧钓鱼，因入桃花源。陶潜有记。今山下有潭名黄闻，盖闻道所说，遂为其名也。”值得注意的是，常德在秦统一后曾置临沅县，桃花源即属该县，地点比“武陵”更具体明确。再者武陵人系船之地被后人命名为“缆船洲”，因船朽烂故又名“烂船洲”，还有人把“黄”误认为“王”，好事者诌成一首小诗——“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传说黄道真弃俗居高吾山得道于桃源马石的钦山，此处有渔仙洞，是其修真之处。
上述故事在荆湘一带流传，陶渊明有所耳闻，他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的诗题，宋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哀悼渊明“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循迹深栖，于是乎远。”据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一文所述，陶曾于公元399年至401年出任荆州刺史桓玄幕僚。因公务之需，差旅之便，曾驾扁舟溯沅水探访“武陵人误入石穴”的洞天，了解武陵避秦旧事。还可在《赠长沙公》一诗中找到线索。陶延寿袭爵长沙公后降任醴陵侯，与陶潜同族，祖上同为大司马，到他们一代隔得较远。陶延寿于义熙十三年(公元418年)因路过浔阳柴桑，有缘二人相会，一见如故，天南地北、风土人情、诗词歌赋、山川地理无所不谈。以后又书来信往，而陶延寿又极喜游山玩水，眼皮底下拥有声名又是“晋人建”的“桃川宫”，他没有“欣然规往”么？
东汉末年田畴归隐徐无山中的事迹为陶记的创作夯下了基石。田畴的事迹先于陶记约两百余年，田的故事与陶记十分相似，陶取材于田的经历颇为可信。因为陶对田的为人非常崇敬，在写陶记之前或者同时，特意写了九首《拟古》诗，其中第二首作者托言远访高士田畴故乡，盛赞他“节义为士雄”，有信义，有气节，堪称名士英雄。王瑶在他的《陶渊明集》注释中说：“田畴字子泰，董卓迁帝于长安，畴为幽州牧刘虞使节，至长安奔问。诏拜骑都尉，畴固辞不受，朝廷高其义。后北归，隐于徐无山中，百姓归之者五千余家。”为了逃避公孙瓒的迫害，“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扫地而盟曰：‘君仇不报，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无山，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年。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颁行其次，众皆服之，至道不拾遗”(见《三国志•魏书十一》)。
也许，陶渊明是在为赋田畴诗时，触发了田园生活悠然自在的乐趣，特别是晚年穷愁潦倒、颠沛流离的遭遇，使他“以名臣之后，际易代之时”，孕育出一个美好社会的胚胎，“此即羲皇之想也”，于义熙十四年(公元419年)(清姚培谦《陶澎诗集》引翁同和语)笔走龙蛇挥就骇世杰作《桃花源记》。陶渊明以小说的笔法描绘田园理想，以表述他对田园的深情与思考，“桃花源”是陶渊明田园理想的形象展示，是他田园情结的终极关怀，也是他田园人生的最后归宿。
“武陵渔郎发现桃花源一千六百周年纪念活动”后的一个金秋，我重归武陵溪，再入桃花源，追寻一位名士的遗踪，印证一篇名文的意境。主人大开山门，让嘉宾小憩秦人宅，膜拜桃花观，共谒集贤祠，同登高举阁……快游归来，摘南山之桃，倾北海之樽，喝擂茶、品香茗、赠歌渔父、顶礼陶公，使问津之旅富有浓郁的诗意。
遥想陶渊明在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的年代，偶然一次远足野游，发现了桃花源，诗人通过景观的启示，获得了一种出世的灵感。他有感于世事的风险，幻想出一个自给自足、没有纷争、没有欺压的乌托邦，这种理想达到了一种审美共识，安慰着世世代代承受世俗社会太多征战、苦难的烦恼和恐惧的心灵，成为人们长久的向往和希冀的圣境。因此，《桃花源记(并诗)》具有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