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自由潮 (中)(组图)
7，北大三角地5发布会·16新闻
“五·四”，我只在北京逗留了一天，作为“八九民运”的参与者，是在我第三次进京后。五月十五晚，“美国之音”传来了三千学生绝食的消息。我关上收音机、关上书橱、关上琴盖、关上灯、关上窗户关上门，关住平静的日子奔北京而去。
仍是满世界找不着郑义。似乎全北京的人都在街上。我骑一辆自行车东拐西拐，绕道广场，竟仍进不去。再回到电影金鸡奖评选会址的辽宁饭店，时已黄昏。郑义回来了，正对那份《五·一六声明》作最后的润色。这份文件表达的是中国知识人对当时政治时局的态度，苏晓康（报告文学家，河殇总撰稿恩）起草未果，郑义重新起草，标题采纳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建议，征集签名有北师大教授、河殇撰稿人之一的王鲁湘的心血，数百份打印量则是在老鬼家里完成的。郑义告诉我，明天在北大三角地召开这个声明的新闻发布会。将这份最后润色的声明递给我，他说，“我们一起去。”
图6：学运初起时的北大三角地一角。
我们一起。这使我这个外省的小人物有机会直接参与到这伟大的历史运动中，而不是仅仅充当一个热心的激动不已的旁观者。尽管这些参与行动比起汹涌的民主潮流来微不可见，但它们对于我个人来说，意义重大。
我为“八九民运”做的第一件事，是给“五·一六声明”新闻发布会挂会标、贴声明并请人用毛笔代我在贴出的声明上签名（我满手浆糊，顾不过来），然后坐在观众席出席这个会。
三角地那日快撑破了。地面、报栏顶、各楼层窗户里甚至树上挤满了人。一些“罢课！”的字幅干脆利落地从高楼层窗户杵出来，格外醒目。
五·一六声明，郑义说中国知识界前辈、泰斗基本都签了名。但是前来参加新闻发布会的不是很多。有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主编包遵信、人称“陀爷”的北京知名文学评论家李陀、王鲁湘、北大作家班班长陈建祖、著名作家老鬼、北大研究生王超华、北大学生及天安门绝食团指挥部负责人熊焱等。其中包遵信、王鲁湘六四后被捕，审讯期间与我一同关在北京潮白河招待所，后转移到昌平县宾馆。而王超华和熊焰的名字则不久后都出现被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名单上。
关于那个会，除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
始终严格控制时间，控制发言人数的主持人李陀看看表说：“现在，还可以再提最后一个问题。”
一位记者很庆幸最后的提问机会给了她，她问：学运前景如何？政府事后抓你们入狱怎么办？
李陀往身后站成一排的知识界代表看看，把话筒给了郑义。郑义说了一串话，我只记住了最后一句：“不抓我，我当然继续爬格子，干本行；抓了我……”，这时，全场人眼睁睁看他怎么说，他反抗？申辩？低头认罪？大义凛然？他却说：“咱哥们儿在里边好好练气功。”
散会后，一行人先是在作家班，后在未名湖畔讨论问题。
谁继续征集“声明”的签名？
谁负责与海外联系尽快见报？
眼下知识界还能做什么？
形势！形势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最后的忧虑集中在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如何防止明天全市大游行时可能出现的混乱局面和暴力行为？因为据说明天的游行路线会经过王府井一带繁华商业区。“谁说的明天全市大游行？”有人问。立即有人回答：“这还有疑问吗？现在的情况是，任何一个人，只要在北京市内的任何一个地方，贴一张小小的字条，说明天全市大游行，明天就游啦！”
于是善良的人们认为，如果出现那种混乱与暴力事件，政府就会籍故干涉阻止游行，学潮就会受挫；而只要维持好秩序，保持和平姿态，当局就不可能也没办法对百万人民实施恐怖与镇压。
和平乃学潮取得成果的第一先决条件。但果真如此，也是十分可笑的——一群教授、学者、作家们，顶多也不超过二十几个吧，避开外人，坐在未名湖畔，严肃地讨论避免在这个拥有一干多万人口的城市全市大游行中发生混乱与暴力的问题。这些人除了一腔忧国忧民之情外，一无所有，却仍然争得面红耳赤，好像人人都手握生杀大权，可以力敌千军。
“口号。明天的口号要规定一下，不能太过激。”
“应该写出一些标语牌，请协助维护秩序一类的，放在各路口。”
“放在？不行，早让人拿跑了，写上别的扛着游行去了！那时候，谁都嫌自己手里空，恨不得扛着天安门城楼子满街游。”
“让学生们举着也行。”
“不行，学生举也不行，谁听啊？”
“那我们去。”
“我们？我们是谁？谁认识？比方你吧，就你那一班学生认识。”
“哎，对了，咱们每人把名字写成布条，拴在脑袋上，还不成？就像老鬼，写得大大的，挎在身上，连举牌，带解释。”
“算啦！更乱啦！一看是老鬼，《血色黄昏》！都围着看，不走啦！一解择，以为你讲演，更不走啦！热闹就来啦！”
“咳，先不讨论这问题，先说，标语牌上写什么口号？”
“维护治安，人人有责。”
“商业区，免行。”
“通俗点，禁止通行，哎，你快记。”
“我正记呢。还有，快说呀。”
“提高警惕，防止混乱。”
“严禁打、砸、抢。”
“哎哟，不行，文化大革命用语，不太好。”
夕阳西下，微风习习。未名湖石舫绿水清波间，一群读书、讲书、写书的专家在用不很温和的态度讨论明日如何温和得了的问题，一个他们认为至关重要却力所难及的问题。
余晖落尽，明日将临。彼此说，“尽力而为吧”。“我今晚去广场找找学生头，让纠察队想想办法。”“我这就去弄纸，一会儿找人写牌子。”“我看能否通知别的人想想别的途径。”“反正明天不能乱了。”“对啦！不能乱。”“不能。”
各奔西东，分头努力去了。
8，天安门民主村
为了抢时间，我和郑义忍痛坐了一辆出租车赶到广场。
学生们真是给警察欺侮出来。静坐地、绝食圈，由纠察队不分昼夜地守着。出入口处，进去要出示学生证、教师工作证。学生教师外，一律凭高自联签发的通行证。通行证不随便发，只发给高自联认可的有关人员。
一张通行证，我和郑义两个人，几次试图蒙混过关，都失败了。结果只好郑义自己进去。去了大半天，出来时笑盈盈说：转来转去转得快晕过去时，找着了柴玲，柴玲已安排各院校纠察队明天在大游行时维护治安了。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一张新弄来的特别通行证，说：“你是我媳妇，我走了个后门，请原谅。”
有了通行证，我和郑义就守住了绝食团广播站。不仅因为这里的三千绝食学生牵住了我们几乎全部情感，而且因为这里曾一度成为八九民运的信息中心。
广播站每天都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社会各阶层、团体、单位以至个人或集体签名的声明、宣言、请愿书、抗议书、公开信、建议书、声援书、号召书等各种文件；外省各地的声援电报则“雪片一样飞来”，这些电报有的发往北大等各高校，有的干脆径发“天安门广场绝食团”，由好心的电报局邮递员亲自送来。广播站里，临时招聘的学生记者们负责搜集并撰写新闻，报导，专题。没有多久，就用不着记者了。各路消息，通过各种渠道，如同那些大量的物资一样，源源不断地、畅行无阻地向广播站汇集而来。一个人只要蹲在广播站内，不用走动，便可知道北京乃至全国各地有关民主运动的各类最新消息。
在广播站驻守的数个不眠日夜，使我有幸通过广播站了解到天安门广场这个“八九民运”中心的内部运作机制。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天安门广场成了一个以北京高校学生和来自全国各地近四百所高校学生为主体的民主爱国村。在高自联（北京高等学校自治联合会）统帅下，村里设立了各种机构：
宣传机构：广播，报刊与传单的编制、印刷与发行、演讲团。
后勤保障机构：来自四面八方的物资接收与发放（这些物资包括大衣、棉被、大客车、帐蓬、医药卫生用品、广播通讯器材、食物、资金等等）。
治安机构：以纠察队的形式，为广场静坐绝食圈、长安街交通、游行队伍及沿线商业区维持秩序，为在广场及各公众场所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演讲会维持秩序，后来到军队屠城时，维护撤退秩序，劝阻愤怒的百姓对坦克车、军车还击。
联络机构：与全国乃至海外声援团体保持联系，与首都各界有影响的人物和单位保持联系。
财政机构：负责管理资金的分配、使用和储备等等。
图7：1989年春天，中国的天安门广场是自由的海洋，国人尊严的象征。网络图片。
所有机构都设置在广场上，机构内部的管理制度也迅速地建立起来了。尽管仍有局部的混乱和大量不协调，这个民主爱国村毕竟神奇地诞生，各机构迅速地运转，其工作效率之高，足以令任何一个共产党官僚机构自惭形秽。
9.天安门广播站
广播站最初的职能很单纯，编播槁件，通知开会而已。但绝食延续一两天后，它的指挥协调作用，便不可遐免地显示出来，广播站实际上成了广场近四百所全国各地高校学生以及救护人员、清洁人员、纠察人员、静坐圈外保护学生的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构成的民主运动协调中心。从这里，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貌。
……人民大会堂门前的纠察队告急：人手太少，挡不住冲大会堂的群众了，能不能想办法从什么地方再调一些来？
……红十字会要求立即广播卫生注意事项：第一，绝食的同学不能继续绝水了；第二，不能拒吃防感冒防中暑的药；第三，所有的学生必须记住保留自己用过的软塑料口杯，最好不要乱拿乱用；第四，吃东西前一定要用酒精棉球擦手……什么？播过了？再播一遍。反复播，现在播什么也没有播这个重要，可以穿插在各类广播稿中播嘛！万一传染病大面积流行，后果不堪设想……
对不起，打扰一下，外地来的一些高校声援团到达广场后进不了静坐圈，找不到联络点，领不着后勤物资，好几个小时啦！他们连自己一块来的人都相互找不着了！能不能广播一下，帮着找找……
哎——同学，北大纠察后援队来了，往哪调？问谁去？哪儿？
……怎么回事！通行证都收回去了！说今天下午发新的，怎么还不发？我们自己人都堵在外面进不来了！什么？发过啦？天！补发行不行？不行？找谁？这么大广场上哪找！再说，上哪也得有通行证啊……求求你们啦！
让我见见我的孩子。您孩子？哪学校的？上海的？不在这儿。我孩子说他一定要来的，要来绝食的，他打电报来了，就前几天。可是他没回家呀！大娘，要不您上新华门那边看看？那儿也有绝食学生。我们这儿全是北京的……。
……现在请注意，现在请注意，我是张伯笠，绝食的同学一律听我指挥：从南向北，从南向北，依次，依次行动，沿纠察队为你们隔开的通道，开始向大客车撤离，雷雨就要来了，请带好防雨用具，请你们相互搀扶一下。
……现在广播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高校负责人请立即派一名代表到纪念牌东北角灯柱下集合。
……哑了吧？行了，你歇会儿。你吃了点没有？怎么你没吃？你也绝了？开玩笑！你还想不想在这儿广播了？广播，就得吃东西！要么你也上大客车躺着去！去！去去！不去不去！我不去！……
广播站协调广场运作的方方面面，自己内部的工作却不仅忙，而且乱。最初缺少固定工作人员，而它却必须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运转：随时有重要消息要播报，有重大行动要指挥，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要及时要消化、整理、编写，很多本应由高自联指挥部处理的事宜常被转移到这里……
图8，天安门广播站一角。图片来自华夏文摘
这里永远缺乏人手，在这里尽过义务的有博士、教授、作家、诗人、学者，而最常坚守岗位的是在校大学生。他们由于昼夜工作而导致过度疲劳；由于各类信息不断轰炸而导致接受机能迟钝；由于每隔一分钟至几分锺就有绝食学生晕倒，警笛、呼唤、跑步、抢救的紧张气氛导致感觉器官麻木。在不断的强刺激面前，麻木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但由于体力的衰竭，许多人并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而是处于某种非倥制状态：对周围的事物要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表现冷漠，要么听了、看了，急躁、焦虑、忧郁万分，难以自制。
这种状况和天安门广场外围声援的人们的状况相去甚远。可以说，那些日子里，在广场上日以继夜地工作过的人，无一不是在这种状况下走过来的。控制好自己的神经，保持冷静的头脑，这不仅是意志和毅力的问题，也是一个体力和生理的问题。
10, 绝食风暴
不知怎么一来，我在广播站就脱不开身了。先是顺手帮忙编编稿件，写写广播稿。后来人们嗓子都哑了时，我帮着广播。再后来，学生头和实际决策人不在时，还要处理种种事务性的工作。
那几日我也像机器人一样地不停运转，而今回忆起曾经历过的一个个具体、生动的场面和细节，竟生出一种迟到的感慨：
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在诺大广场绕了好些圈，终于找到这儿。他要亲自用麦克风对绝食学生讲两句话：“就讲两句”！他泪光闪闪，“我知道你们忙，我只讲两句，不讲我不放心啊，只有两句，”他伸出两个指头，颤颤地，几乎哀求了。就讲了：“复食吧，同学们！不要对这个政府再抱任何希望了！生命是自己的，留着，日后国家要靠你们呀……”
一位不知怎么进入静坐圈却不能继续进入绝食圈的妇女，竟身在圈外，将头伸进了圈里，从圈外侧广播站的棚壁缝伸进来，就那么躬着身，卡着脖子，受刑一般长久地请求着，她要用一下话筒：“我写来了稿件，托纠察同学送来了。送来了没有？你们没播。我在广场等了整整一天，没听见你们播。对，我知道你们稿件多，我不能耽误你们，只两分钟，求求你们！我就这么一个心愿。一天啦，我没回家，钥匙全在我这儿，一家人都进不去。给我两分钟，说完我就走。”勉强给了她话筒，她控制不住大声哭了，泣不成声：“吃一点！你们要！不为别的，为了你们的父母！孩子们啊，我们理解你们，理解！不，不要再，怎么都行，就是不能饿肚子，饿出病……。”这位善良的妇女立即受到严厉斥责：“小声点你！怎么能这样？！你看看现在几点了？深夜两点半！他们在休息，好不容易安静这么一会儿，你走！别说了！他们再不能受任何刺激了！你知道不知道？走！”这位妇女一楞，立刻变成了一个惊慌失措的小学生：“啊！这样！我不知道。对不起，对不起！让他们休息，好好休息。我错了！我不讲了！我不该！对不起，原谅我，请原谅……”她哽噎着，自动还回话筒，“可怜的孩子！我真该死……”。她像是负罪似地，虔诚地忏悔着，一声柔似一声地叨咕着，把头发篷乱的脑袋从棚壁缝缩回去，走了。
图8-2：北京工人声援学生。摄于1989年5月18日，选自《献给自由》。
绝食的学生令人焦虑，北京市民都打起横幅上街了，包括老太太、小孩子、残疾人。有些场面感人肺腑：
自行车绑在平板车前做动力，平板车上边放着全家最大的锅、最大的勺、最大的碗。车前面小伙子蹬，车后面老太太推，车上七八岁的小孩子稚嫩的小手扶住摇摇晃晃的锅、碗、勺。车中间插着一个大纸牌，牌子上写着一个字，歪歪斜斜：“水”，或“粥”。顶着日月，不分昼夜，去往广场。
圈外的老百姓做到了他们最好的。只是他们无从知晓，绝食几天以后的人，先是神经恍惚，脆弱易激动，再是神智不清、半昏迷，再后来就会休克。他们需要绝对安静的环境。有那么一两次，绝食的学生摇摇晃晃挣扎了来，请求说：“能不能少念紧急通知一类的东西？非念不可，能不能念得慢一点？轻一点？能不能放一两段优美、抒情的音乐？有时候能不能不广播？我们想睡一会儿。”
某报一位记者闯了来，找不到学生头，有人把她指给我。她问我：能否向学生领袖建议，让学生们停止绝食？不为别的。这个政府根本不是人民政府！根本不会理睬学生们的请愿。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我对她摇摇头，我告诉她，她讲的道理是道理，事实却是：学生领袖也作不了绝食学生的主。为什么？她不解。我将几天来了解到的情况介绍给她：
现在的绝食行动不像最初那么单纯了，不仅仅是和平请愿的一种方式了。学生们实际上把坚持绝食当成了维护自己尊严的手段。跪请之后，政府不理，已大大伤害了学生们的自尊心。现在绝食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过去了，竟仍被政府无视和置之不理．学生们不仅感到失望、伤心，而且感到屈辱，感到自己作为人，没有尊严。绝食固然只是一种手段，但绝食者是有主体意识的人而非工具。他们现在坚持绝食的目的，已经由外在地要求政府平等对话，转变为要求内在的人格平等与尊严。要求政府承认他们作为人的存在。他们甚至不再关心声援、游行、讲演，他们不需要以躯体的自残换取社会的同情，只需要以这种自残表示他们作为主体的、有尊严的存在。他们甚至连大客车都不肯上，怀疑有人利用雷雨来破坏绝食，所以把轮胎扎了。有的同学几番要自焚，表示对政府轻视自己存在的愤怒。任何一个微小的退让都让他们感到人格的被无视。只要有一个人不复食，全体就都不复食。
图9：学生绝食抗议第5天，绝食团一角。选自《献给自由》
女记者擦了泪，握住我的手，不住点头：懂。我懂了，是不能劝的了。我们没有付出，我们没有资格。
她使劲握住我的手，久久，才说，我走了。拜托了。她拜托我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是愿我能负上她的那份爱心和学生们共度难关吧。
刘再复先生来到广播站，他受著名书法家范曾先生委托，要将两万元人民币捐给广场的学生们。他问我，这钱交到哪里？急匆匆跑去交了钱，又转回来，亲自报告了这消息。他说：“同学们，你们为了民主为了自由，付出得太多太多了！人民不会忘记你们！历史不会忘记你们！我们知识界和你们站在一起！向你们学习！请你们多保重……”
一位著名的气功大师来到广播拈，二话不说，要求通过广播，指挥绝食的学生们接收气功，以补充体力，维持生命。她对着话筒扼要地讲了入静的方式：你们不须动，任何姿势都行，心平气静，注意力集中……然后，她向散布于广场各处的气功专家们发令：好了，我的弟子们注意，现在，开始发功。
不知有多少同学能够进入气功状态，但没有一个人阻拦这位风尘仆仆的气功大师。
11，暴风眼中的平静
绝食第五天，我计算了一下，平均每五十杪钟就有一辆救护车呼啸着开出绝食圈。这就是说，平均五十秒，昏倒一位绝食者。
图10：绝食第6天，平均每50秒一名绝食学生陷入昏迷。一些学生坚决拒绝入院，医护人员把设备搬到了现场。选自《献给自由》
为了确保体力越来越衰竭的绝食同学们休息，广播站每天凌晨一时至六时强行停播五小时。除非特殊重大情况，任何人不得动用播音设备。
一轮浩月当天垂挂，繁星闪闪，夜空深邃而寂寥。民主海潮里这片牵动亿万人心肺的中心地带格外安详。旗子在银白色的抚慰中柔柔地飘。塑料软杯中的花束出神地开放，朦胧中，一点憔悴，几多芬芳，万种忧虑，无限怅惘。
有许多故事。一定有许多故事，曾经发生，正在发生……当他们吃完最后的一餐，毅然走向广场的时候。只是我们不知道，只望见他们静静地一路走来，手拉着手，肩靠着肩。曾有那么一对年轻学生在广场灿烂的阳光里，举行了结婚仪式，把这伟大时刻的光辉注入自己纯好的情怀。类似这些故事，当面临绝食的瞬间该有怎样的演化？又该怎样地动人！帐篷里，大衣下盖着他们年轻、衰弱的躯体，也盖着他们的故事。在这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和白昼，时时刻刻牵动历史，又分分秒秒寂静无声。
当黎明的曙色染透最后一层夜幕时，我打开录放机，扩音器，让德沃夏克《新世界交响曲》的主题缓缓点燃这一片晨曦。音乐里，我辨认着稿纸上自己凌乱的字迹，开播：“太阳又一次从东方缓缓升起，黎明的曙光又一次照耀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今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我们的绝食请愿已经进入了第五天了。”接下来，我报告了绝食现场简况。晕倒学生的百分比，表述了命在旦夕的学生们默默期待的心情。最后我说，“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我们坚信，民主自由之光终会如每天黎明的曙光一样，真实地照临东方这片历经沧桑的古老的土地。民众不会忘记一九八九年五月的这些日日夜夜，历史将永远记载这一代青年学生为中国民主事业所付出的代价，所作出的贡献。”
新世界交响曲的主题变奏出一种深远的辉煌。
一个绝食的学生，用苍枯的手摇了摇我，又摇了摇，说，请把刚才播的再播一遍吧。
为什么？我问他。他说，就是想再听一遍。于是又重播一遍。
另一个绝食的学生又跑来说，请再播一遍吧。我扬起手中一大摞稿件对他解释，我不能总播开播词而不开播呀。他却说，就一遍，我们想录下来。
那天的开播词一连播了三次。
次日凌晨，广播站播报了一条突如其来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新闻。人们兴奋地将这条新闻当作喜讯来收听，全然不知这喜讯本身便是厄运的征兆。人们不知道，厄运早在这条新闻产生之前已无可挽回。
那天开播的头条重要新闻是：赵紫阳、李鹏到广场大客车上看望绝食的学生了。赵紫阳流泪了。而李鹏一边问话，一边不等学生答话就走下了车。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