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来这么“抢手”(下)(多图)

(接前文
日本的“中国梦”与越南是同一型的——桀骜不驯型。早在中国的隋唐时代,特别是大化革新之后,日本基本上已“全盘唐化”,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的“华夷观”。当然日本是不甘于在外交上被“矮化”,更别说被视为“夷狄”了,因此也就有了国书中的著名历史段子“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后来还有“东天皇问西皇帝”的好笑说法。
  
1868年以前,京都一直是日本首都,其全城建筑完全模仿唐朝长安、洛阳(看中国配图/网络图片)
在自称“中国”的同时,日本竟然还不满足,还想废掉唐朝的“中国”资格。在日本的正史《大日本史》中,大唐被看作和高丽、新罗、百济一样的“诸藩”(也就是“夷”),还说什么大唐主动到“中国”(日本)进贡,“或怀归化之心”,将遣唐使的历史完全颠倒重组。
京都的唐式建筑
到了江户时代,日本的“中国认同”已然迈上了一个新高峰,事实上,当时日本实际统治者幕府将军的全称就是“征夷大将军”,谁有资格“征夷”,那当然只有“中国”了。当时的日本思想家藤田东湖认为日本是“神州之尊,冠绝万国”,日本和中原王朝是“东土”和“西土”的关系,他警告日本人不要过于沉溺于“西土”文化,不然那就是“以华变于夷”,也就是说,日本才是正宗的“中国文化”。
京都的唐式建筑
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中也说,日本中世纪源于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的三国鼎立观念,到了江户时代已渐渐滋生出一种分庭抗礼的意识,因为明清易代的缘故,日本此时已生出了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意识形态。
 
江户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家山鹿素行更过分,他在《中朝实录》一书中翻来覆去的说明了一个观点:天下万国,只有日本与外朝(中国)可称“中国”,更为关键的是,日本这个“中国”在各方面又全面超越了外朝那个“中国”,“海外之诸蕃,皆为中国(日本)之属”。对于“中国”之争,山鹿桑的最大心理优势来自于天皇的“万世一系”,而你外朝则是不停的换皇帝,“本朝知、仁、勇三德远优于异朝”“日本方可称为真正之中国”。
 
“日本方可称为真正之中国”,日本的这套中国观可不是说说而已,1862年一次日本“爱国志士”袭击英领馆的事件中,这些打着“尊王攘夷”旗号的人事后理由就是“不忍袖手旁观,为夷狄所辱,故基于尊攘大义,下此决心”。即使是明治天皇,也曾在诏书中说“其速正君臣名份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而这个“华”,自然也是日本。
 
既然本文是以一桩中越外交争端起头,不妨也以一桩中日外交争端收尾。据雪珥兄在《绝版甲午》中所述,1871年,中日在就《中日修好条规》谈判时,日本代表团突然提出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清朝代表团则反驳称,“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
 
这次“中国”之争的结果是,李鸿章亲自出面妥协,“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
 
1871年,日本还在心心念念的为“中国”而争,到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乃至后来的抗战,日本对“谁是中国”这个命题已逐渐丧失了兴趣,此时的“中国”,也彻底失去了文明的感召力,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当年自称“中国”的争夺者们,早已是避之不及了。
(原题为《历史上异域的中国梦》,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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